“七三”布告指出：“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第一，破坏铁路，至今不能恢复通车；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第三，连续抢劫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1）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线上的据点。（2）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3）无条件地交回抢走的援越物资。（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5）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6）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七二四”布告指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区，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织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1）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2）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3）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4）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5）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1）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2）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3）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4）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5）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6）对有确凿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这两份布告的发布，从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混乱和沉重灾难，也表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求结束全面内战，逐渐收拾乱局的意图。这两份布告对于制止各地的武斗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9月22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在省革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指出：陕西省集中力量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全省范围内武斗已经停止，武斗据点、工事、关卡已经拆除，各地的专业武斗队已经解散和瓦解。从8月8日到9月17日，共收缴武器7万余件，各种弹药400多万发。
但是，这两份布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武斗产生的原因，只是力图制止武斗的现象，因而在“全面夺权”的口号下，一些省、区的武斗仍很剧烈。甚至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全面夺权”斗争取得“全面胜利”的1969年，全国部分地方的武斗仍在继续。
“七二一”指示与高校恢复招生
“七二一”指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重要指示，它为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提供了理论依据。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改革旧的教育体制，确立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高校统一招生制度，为保证高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这一制度受到了冲击、批判，直至被废止。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致林彪的一封信中，对建国后的学校教育作了错误估计，认为学校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着。他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封后来被通称为“五七”指示的信，成了“文革”期间中央制定极“左”教育政策和对学校进行“教育革命”的指导思想。当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改革”。同时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随后在砸烂学校“旧的招生制度”、“教育要革命”的高呼声中，原定推迟半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迟迟没有恢复。实际上，自1966年到1967年，高校完全停止了招生工作。
1968年7月，《文汇报》和新华社记者合写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文化大革命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原形也暴露无遗。在谈到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时，调查报告认为，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前者思想较先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后者落后思想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继续从工人队伍中选拔政治思想好，具有数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这个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次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这个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上述毛泽东的话后来被简称为“七二一”指示。“七二～”指示发挥了“五七”指示的精神，彻底否定了“旧”的高考制度和择优录取的原则，进一步指明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为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提供了理论依据。
1968年9月，为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大学的学生由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工人52名入学。学员平均年龄29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相当于高中不等。学制2年（后延长10个月）。学员全脱产学习，但仍参加工厂的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除了一些大中型企业纷纷办起自己的“七二一”大学外，一些省、市的大专院校也举办各种试点班，从工人、农民、复员退伍军人、下乡知青中招收学员，“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经验”。在举办“七二一”大学和大专院校试办各类试点班的基础上，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报告》。《报告》认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为此，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意见如下：（1）培养目标：“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2）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2至3年。另办1年左右的进修班。（3）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4）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5）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6）学生待遇：有10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由原单位照发工资（要扣除学校发的19元5角），其他来自工厂、农村的学生每月发给伙食费和津贴费19元5角。解放军学生由部队供给。（7）分配原则：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
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述《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凡是过去面向全国招生的学校，现在条件成熟，在中央规定统一招生办法之前，可暂由省与省之间协商解决。按照国务院通知精神，各地大学试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1970年和1971年，各地部分高校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每年约42000人，以后每年都有所增加。从1972年起，全国新的招生试点工作普遍进行，大部分高等院校恢复招生。招生对象规定为：“选拔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文化条件规定为：“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招生办法上，废除了文化课考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招生制度的“彻底革命”，全部实行推荐上大学的方法，违背了教育科学的规律，给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学校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在这种极“左”的教育体制下，教师首先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上发挥主导作用；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开门办学”、下乡下厂等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员入学时文化水平悬殊，绝大多数文化程度偏低，导致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名为大学毕业，实际很难达到本科水平；依靠推荐招收新生，虽然也择优录取了一些人才，但主要是使“走后门”上大学逐渐成为一股风气。这种招生制度把我国教育体制推上了一个畸形发展的轨道。
1977年8、9月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改变“文革”期间推荐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办法，恢复“文革”前实行的“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至此，长达7年之久的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宣告结束，高校招生工作回复到了健康发展的正常轨道。
“六厂二校”经验的宣传与推广
“六厂二校”经验指的是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后，用以指导全国“斗、批、改”的具体做法。“六厂二校”指的是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因为进驻这些单位的军宣队是由毛泽东身边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组成，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六厂二校”的经验被视为毛泽东亲自抓的“点”的经验而成为全国“斗、批、改”的样板。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方针任务，即：“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两年的造反、批判、夺权，当“全国山河一片红”已成定局的时候，1968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了“斗、批、改”的具体内容，确定中共“九大”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毛泽东提出的“斗、批、改”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他试图通过这样的“斗、批、改”，使“天下大治”，争取在1970年结束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