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泽东抓典型经验的指示，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组成的军宣队分别进驻北京市的六厂二校，进行所谓的“斗、批、改”，并陆续总结出“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的“经验”。从1968年至1970年，这些“经验”被毛泽东审阅和肯定，并由中共中央多次以文件形式转发全国。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当时也大肆宣扬“六厂二校”经验。如：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将载于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120期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送毛泽东批阅。19日，毛泽东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的批示和新华印刷厂的《经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做好”。12月3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毛泽东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1969年元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毛泽东批示“照发”的清华大学工宣队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中央要求各地在“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注意执行政策，对知识分子给予“再教育”，并“给出路”。3月10日，新华社播发《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军管会迅速改变南口厂“老大难”面貌的经验》。该厂“经验”是：“狠抓一个根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狠抓一个核心：正确对待群众和两派群众组织”；“狠抓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5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北京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文件。该厂的“经验”是：对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坚决执行“团结”、“批判”、“教育”的政策；对资本家中的少数反动分子，坚决斗争，彻底批判，区别对待，给予出路；对不够资本家的，把他们划出来。
“六厂二校”的“经验”很多，但总的说来，这些“经验”是“左倾”的。它的要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如《北京日报》1969年3月17日社论《认真学习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所概括的那样：“我们向‘六厂一校’（注：当时原8341部队尚未进驻北京大学）学习，就是要像他们那样，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认真学习、努力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广泛发动群众，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要像他们那样，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带动各项工作。”这些经验是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得出的，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学习、推广“六厂二校”经验的目的，1969年12月21日新华社报导概括为：“最根本的是学习他们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革命精神”，“具体讲，就是用蓬蓬勃勃的斗、批、改群众运动，促进生产、工作和战备”；“结合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在一切工作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引导群众斗私批修，自己教育自己……不断地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坚决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件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正确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地解放他们”；“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武装头脑，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六厂二校”经验大体上是贯彻了毛泽东自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关于“缩小打击面”的指示。较之当时全国许多单位乱揪乱斗乱打乱关的实际做法，“六厂二校”经验也有所谓“落实政策”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极端的“左”的做法。如1969年3月12日，新华社播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定案工作的做法和体会》中说，要“把好人和坏人区分开，正确解决未解放的干部问题”；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敌人，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要注意“七个区别”等等。但是由于“六厂二校”经验存在根本性错误，“六厂二校”的“斗、批、改”运动基本上是由林彪、江青安插在军宣队和工人中的骨干分子控制的，因此，这些厂、校经验所宣传的“好”、“坏”典型很多是虚假的，根据这些“典型”而总结出的经验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严重错误。粉碎“四人帮”后，这些错误都得到了查实证明。
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宣队的全称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的全称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制止全国大、中、小学的派性武斗、促进联合、领导“斗、批、改”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措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学生先是“破四旧”、“大串连”，随后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参与夺权。他们的狂热行动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不安。在这种形势下，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由于当时整个国内形势还处于动乱之中，领导干部普遍没有被“解放”，大多数学校并未能真正复课。相反，到1968年夏天，大中学校派性斗争达到高潮，武斗有增无减。为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决定动用工人和解放军的力量，进驻学校。1968年7月27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北京60多个工厂3万多人组成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的配合下，工宣队数千人首先进驻武斗已延续百日的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赤手空拳的工宣队员遭到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抵抗和突然袭击，5名工宣队员惨遭杀害，731人受伤。次日凌晨，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紧急召见了北京高校学生造反派头目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5人。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并警告说：“谁如果继续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围起来，实行歼灭。”毛泽东的鲜明态度，保证了工宣队对清华大学和随后对北京其他高等学校的进驻和领导。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友人赠送的芒果转赠给首都工宣队；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队员；15日，又接见了进驻清华的工宣队代表，公开表示对工宣队的支持和关怀。8月25日，根据毛泽东“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作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整顿教育的时机到了，各地应依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要“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要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8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8年第2期刊登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的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按照这个指示，8月29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了北京市的全部大专院校。这年的夏、秋，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专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了工宣队、军宣队。全国县镇以下农村中、小学则由进驻的贫下中农代表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了起来。
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制止武斗，进而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调整或建立革命委员会、整党等所谓“斗、批、改”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对于稳定局势起了一定作用，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成功的经验，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高潮的到来”。
但是，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是基于毛泽东的错误认识，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在文化、教育部门同其他部门一样严重存在着。新中国建立以后，学校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个错误认识的前提下，工宣队、军宣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派性和派性斗争。他们不了解各学校内部的复杂情况，缺乏正确的判断标准，虽然起了遏制派性、促进联合的作用，但也错批、错斗了一大批群众。同时，由于他们不熟悉教育业务和教育规律，贯彻执行了一套“左”的教育方针，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和工农兵实践经验在大中学教学中的作用，贬低科学，排斥打击知识分子，使一代青少年失去了接受正规文化教育的机会。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实行由贫下中农掌握教育大权，树立贫下中农在学校的优势地位，并且永远由贫下中农占领阵地的原则。农村各学校在公社、大队革委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有教师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简称“贫管会”），领导学校的工作。
贫管会成立后，废除了校长负责制，学校的一切重大工作都由贫管会决定。贫管会在领导学校的“斗、批、改”运动中，先后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把“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国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通通说成是“封、资、修的大杂烩”，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把实行校长负责制说成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贫管会废除了新中国建立后形成的所谓一切“旧”的教育制度，强调突出“政治”和师生思想“革命化”，把学校纳入了“左”倾思想办学的轨道。
1969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吉林梨树县（农村中小学大纲）（草案）》。此后，全国各地农村中小学贫管会纷纷以此《大纲》为模式，对本校进行管理。具体规定如：中学要建立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革命委员会，小学由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实行一元化领导；小学由大队办，中学由社办或大队联办；学校经费实行民办公助；教师的工资改为工分加补贴；中小学12年一贯制缩短为9年；废除考试、留级等制度；中学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小学开设政治、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劳动5门课，中学开设毛泽东思想教育、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劳动5门课；老师、学生要走出校门参加社、队的“三大革命运动”，宣传毛泽东思想，搞社会调查；贫下中农进校担任兼职教师，讲村史、校史，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贫管会的成员一般都是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农、雇农，他们缺少文化知识，不懂教育，更没有学校管理经验。因此，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只能搞乱正常的教学秩序，损伤教师的积极性，大大降低教学质量。从根本上来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毛泽东错误认识的产物，它不是“教育上的革命”，而是“革”教育的“命”。因此，它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此后，军宣队逐步从学校撤出。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中央批示精神，各地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了学校，并撤销。贫管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随即被撤销。
批判“黑六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