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晨，一部分军民冲进王力等居住的东湖客舍（他们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该处），把王力揪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和批判。数以10万计的军民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周恩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飞返武汉，采取措施把王力解脱出来。毛泽东也于21日凌晨转往上海。22日，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林彪、江青立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诬蔑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22日晚，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听取谢富治汇报。会议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对“七二〇”事件的处理分两步来进行：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第二步，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23日，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〇”事件。
2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开了百万人大会，林彪在离开会还有2小时临时决定参加大会。他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下午4时许，林彪上了天安门。他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林彪还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头头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作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了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等人的指示。清华造反派还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和各地造反派驻清华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以迎接林彪“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的到来。
7月26日，扩大的中央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召开。在会上，陈再道等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围攻。会议一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接着，吴法宪发言。他不仅攻击陈再道，而且攻击徐向前，说什么“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听后忿然离场。根据中央文革指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〇”事件的文章、社论、评论连篇累牍，形成一场大规模舆论围剿。北京的7月25日百万人大会被以最快的速度拍成纪录片《北京支持你们》。8月6日，这部纪录片用专机送到武汉首映。
“七二〇”事件后，武汉军民遭到空前的迫害。7月27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武汉独立师被打成“叛军”，被撤销番号，很多人被武装押赴农场劳动。据中共湖北省委在10年后为这一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这一事件中被打伤、打残和致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人。其中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6.6万多人，打死600多人，徐向前、徐海东等也被诬为“黑后台”，被抄家，后果极其严重。
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7年8月22日，首都红卫兵和几十个造反派组织上万人冲进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焚烧汽车和代办处办公楼，批斗英国驻华代办。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严重的涉外纠纷事件。
这起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发生了一系列涉外事件，与外交部被夺权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等人全面否定建国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成就，插手外事工作。随着全面夺权的升级，外交系统也难逃厄运。
1967年3月31日，北航造反派组织头头韩爱晶等人根据戚本禹的暗示，贴出了“打倒陈毅”的标语。首都一些造反派组织成立了“批陈联络站”。4月17日，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了“联络站”的代表，说什么“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批陈联络站”更加有恃无恐，要求揪斗陈毅。
7月，江青等人借毛泽东让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之机，再次鼓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
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讲话，他煽动说，“揪斗陈毅大方向当然对”，“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让我们共同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由于王力的煽动，8月16日外交部系统的造反组织开始夺权行动，砸了外交部政治部，查封了外交部党委，擅自以外交部的名义向我国驻外机构发号施令，并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押上街头，几乎所有大使、参赞及司局长都受到揪斗，驻外机构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影响。在周恩来的坚决保护下，陈毅才免遭打倒，但已失去了对外交工作的领导权，外交部也处于失控混乱之中。红卫兵和其他造反组织的行动更加激进，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1967年6月18日砸了印度驻华使馆；7月3日砸了缅甸驻华使馆；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这3起事件与“火烧英国代办处”，又称“三砸一烧”，这些事件都引起了严重的外交纠纷。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源于香港英国当局镇压香港同胞。1967年5月6日，香港新谱岗人造塑胶花工厂的中国工人为反对资方剥削和开除工人，连续数日佩带毛主席像章，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进行抗议活动。香港英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镇压抗议的工人。11日下午，香港英国当局再度出动大批警察，再次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
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面交中国政府的声明，最紧急、最强烈地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工人和居民的暴行。接着，北京等地群众连续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声讨香港英国当局镇压香港同胞。此后至8月，香港英国当局绑架了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报社的记者，并下令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三家报纸停刊。当时港英当局十分紧张，调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批军队来港。7月8日，镇压群众的港英军警同中国边防部队在沙头角发生武装冲突，死伤数人。8月10日，港英当局封闭边界。8月20日，在王力支持下已经夺了外交部权的造反派以外交部的名义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新闻界的迫害，要求英国政府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三家报纸的停刊令，释放所有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同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声讨大会。声讨大会由谢富治主持。声讨大会严正指出：英国政府竟敢无视我国外交部8月20日照会的要求，在48小时内尚未撤销对香港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拒不释放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和撤销对爱国报纸以及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大会指出：中国人民是说话算数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英帝国主义者在香港横行霸道。英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当时由中央文革小组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向英帝国主义进行总清算的日子，是一定要到来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由北京外语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十几家单位造反派组织在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支持下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到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大会，并采取“革命行动”。周恩来获悉此事后，紧急召见“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阻他们不要进入代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