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薄一波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到达延安。他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五年半的监狱斗争。薄一波谈到狱中党支部规定了反对“反省政策”的方针，强调把身体搞好，学习马列主义，坚定信念斗争到底。毛泽东说：这样做是对的，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保存、锻炼和教育了一批同志，这就是胜利。毛泽东还问了出狱的还有哪些同志和他们的情况，薄一波作了汇报后，他关切地说：你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出来以后又分派到各地去，又回到五湖四海，做了不少工作，是起了作用的。他还要薄一波开了个名单。这次谈话后，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也谈到1936年出狱问题。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中央作了讨论，让你们出来的。
此外，刘澜涛于1944年冬，周仲英于1945年1月，都曾分别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过1936年出“反省院”的经过。“七大”期间，中央和各代表团对每个代表都进行了认真的代表资格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说明了这件事。他说：这批同志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党组织营救他们出狱，是北方局建议，经中央回电同意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因此，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薄一波等1936年出狱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沦，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一致通过。
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时，中央提名的候选人有薄一波、刘澜涛等。在各代表团酝酿候选人名单时，中央正式通知，这些同志的出狱，是北方局建议经中央批准的。
康生对薄一波等于1936年出“反省院”的经过，本来是完全清楚的。1944年，康生当着薄一波的面，赞扬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时，康生身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知道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此事的结论。1948年，以康生为团长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当时渤海区党委所在地过春节时，康生曾对别人说起1936年北平一批党员出狱的问题。他说，1936年，中央分析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抗日高潮又已经到来，需要大量干部出来工作，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都被关在北平狱中，如不及时把他们营救出来，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解往南京。另外，如果敌人很快占领平津，或者华北政权汉奸化后，这批同志只有全部牺牲。考虑结果，当时中央决定营救他们出狱。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康生歪曲事实，把这件事重新提出来。1966年8月，他指使红卫兵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1966年11月，南开大学造反组织在北京图书馆从敌伪报纸上查到1936年一些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办理出狱手续的材料，如获珍宝，立即给中央文革写报告，诬陷几十位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是“叛徒”；同时以南开大学“八一八”造反组织的名义张贴大字报，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抢先把诬陷材料公布于众。康生等人对此大加赞赏，并批准“抓叛徒战斗队”成员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名义，到全国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同时亲自向南开大学造反组织的头头部署调查一些老干部的所谓“历史问题”，从而使“抓叛徒”活动祸及全国。
1966年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随信附上了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1967年1月10日，戚本禹对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
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已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并作了批示。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0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像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后就正式开始了“抓叛徒”活动。康生制造“六十一人案件”，不仅给刘少奇强加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使一大批老干部惨遭迫害。据南开大学造反派宣称：他们的“抓叛徒”活动就迫害“全国12级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1200余人”。此后，全国掀起“抓叛徒”之风，使大批久经考验的好干部蒙上不白之冤，特别是许多解放前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和迫害，许多人被长期监禁，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冀东、上海、广东“地下党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使成千上万的干部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武汉“七二〇”事件
1967年7月20日，在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反对所谓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事件。这个事件被称为武汉“七二〇”事件。
“七二〇”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武汉地区广大军民与造反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对武汉军区不满，支持造反派的极左行为，加上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武汉压制一派，支持另一派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了“七二〇”事件的爆发。
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在武汉，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揪斗，武汉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2月初，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长江日报》社大楼。8日，他们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简称？
《二八声明》）。声明公开叫嚣要“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声明要求造反派“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9日，造反派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编造说他们是在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长江日报》的。《二八声明》发表后，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到处冲杀。武汉军民对造反派的行为极为不满。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批判《二八声明》的《严正声明》。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抓了“武汉工人造反司令部”搞打砸抢抓抄的一批造反派头头。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军区的做法既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又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不满。从3月开始，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5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交代，多次打电话给武汉军区空军的刘丰等，要武汉军区空军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明确提出“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5月初，戚本禹的秘书在接见武汉造反派头头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有恃无恐，使武汉的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
百万雄师认为：湖北省和武汉市委17年来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由于百万雄师代表了武汉地区广大军民的意愿，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号称已拥有120余万人。百万雄师由于不听中央文革的话，中央文革就把武汉地区武斗的责任怪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去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界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接到中央文革的电报，武汉军区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做好进京汇报的准备。后因毛泽东要巡视大江南北，并要在武汉横渡长江，改为两派代表不去北京，问题就地解决。7月14日，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到武汉。同日，谢富治、王力等从重庆到武汉，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协助解决武汉问题。
7月15日、16日，毛泽东先后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以及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对武汉问题，毛泽东指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3月17日被武汉军区抓起来的造反派头头）。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7月15～18日，周恩来连续4天开会，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驻军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会议。18日下午，周恩来在作总结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主动作检查，给工人总部平反，尽快释放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要军区对两派都支持，把部队同志的思想工作做好，也要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然后再逐步协商解决问题。这些话表达了中央要求武汉军区对两派群众组织都支持，促使他们联合的方针。为了消除武汉军区领导的顾虑，在汇报会召开之前，周恩来就对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7月18日晚，毛泽东在同武汉军区领导人谈话时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但是，谢富治、王力等根本就没有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精神来解决武汉问题。他们背地里四处活动，继续支一派、压制另一派，两派之间的矛盾加剧。18日晚，周恩来回京。谢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来之后，马上驱车到“工总”派的据点，公开接受和佩带造反派的袖章，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他们鼓动造反派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和广播车，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的讲话录音和王力的“四点指示”（即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工总”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谢富治、王力的所作所为，引起“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极大愤怒。一场反击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事件终于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