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他义正词严地对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新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就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成“叛徒”一事，徐向前质问陈伯达一伙：“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不了解吗？”
叶剑英就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质问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老帅的据理力争，使陈伯达一伙理屈词穷。会议不欢而散。2月16日下午，双方在怀仁堂会议上进行了一次更为激烈的斗争。
下午3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策划上海“一月夺权”的张春桥。
谭震林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张春桥听后，搬出了挡箭牌：“群众不答应呀！”“群众？”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谭震林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这时，谭震林已气愤至极，他拿起文件、衣服，边走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恩来要谭震林回来，不要走！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谭震林感激地望着几位老战友，坦荡地说：“陈老总，我六七十岁的人了，还怕什么？讲就不怕，怕就不讲。好！我不走，我就留在这里。”
口倒英说：“如今有些人养成一种很不好的习惯，不管干什么事都爱打着主席的旗号，好像这样一来就能把别人的嘴巴封住。这叫什么，这叫政治诈骗！有好多东西，我原来以为是主席的，后来才慢慢弄明白，其实并不是。而有些东西，本来是主席的，却又被扔掉了。比如，毛主席一再强调，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随便一棍子打倒。可这些人就是不听，不仅批斗、关押，还在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恨不得把老干部整死。”聂荣臻插话说：“整死了他们好上台。”
接着，陈毅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他还联系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强调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以后还要看，还要历史实践来证明。
余秋里也拍案大声疾呼：“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插话辩解说：“群众运动嘛，难免有些过火的行为，但主流还是好的，还是……”
李先念当即驳斥道：“你不要和稀泥！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
当大家再次谈到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有的甚至被整残整死时，陈毅心事重重地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针对林彪、江青对朱德、贺龙的诬蔑，他说：“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伟大胜利呢？”谭震林忧伤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谢富治又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谭震林当即驳斥了谢富治。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说：“从1966年《红旗》13期社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康生明明参与了这篇社论的写作和定稿，却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
聂荣臻对揪斗干部子弟的“不教而诛”的做法提出了抗议。
老一辈革命家不顾个人安危，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他们敢于斗争的浩然正气，对林彪、江青等人无疑是一个打击，是对阴谋家的有力的回击。
江青一伙在公开的会议上无话可辩，但在背后搞阴谋上却大显神通。2月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按照江青的意见，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听信了他们单方面的汇报，并明确给予支持。
当毛泽东听到谭震林愤然离席要退出会场时，他气愤地站起来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张春桥接着念到：“叶剑英同志还指着文革小组的同志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到处组织夺权，夺了政府的权，地方的权，还要夺军队的权，解放军能听你们的吗？’徐向前同志说：‘你们把军队的老干部都打倒，靠谁来带兵？敌人来入侵，谁去指挥打仗？’”听到这里，毛泽东严肃地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是枪指挥党。”
当毛泽东听到张春桥诬蔑陈毅攻击延安整风时，他勃然大怒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见毛泽东生气后，不失时机地渲染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如何如何非议“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激怒毛泽东。无论任何人，只要不赞成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旨在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始终认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而且认为群众运动的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因此，毛泽东可以允许对“文化大革命”中某些过火行动加以纠正，可以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出轨行动，但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整体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老同志的发言虽然没有直接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一些提法已经远远超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过火行动的范围，已经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评价。很显然，这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谭震林等老同志，说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本人，以及林彪、中央文革，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还说中央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最后，毛泽东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谭震林等人只好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按住心中的闷怒，检讨了自己的“过失”……从1967年2月1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连续7次开“政治生活会”。会上江青、康生等无限上纲，给这些老同志扣了一大堆帽子，说这是一股“二月逆流”。接着，又在社会上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本来按毛泽东的指示，对老同志的批判是在中央内部进行的。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千方百计地要把它捅到社会上去。他们先集中攻击谭震林，所以在北京的大街上就出现了“打倒谭震林！”、“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
从此，中央党、政、军、文“碰头会”被迫中断。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林彪、江青等人手中的权力得以进一步扩大。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的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示威游行队伍，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掀起了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北京的这些活动迅速影响了全国，各地造反派起而仿行，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
围绕“二月逆流”的斗争，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持续了4年半之久。林彪、江青一伙则通过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将老干部基本上打了下去，为在全国范围内的“夺权”创造了条件。借反击“二月逆流”，整垮这些老干部，是林彪、江青等人梦寐以求的。然而，毛泽东虽不满意这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批评，但并不想把他们统统打倒。所以，4月30日晚上，毛泽东同志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到自己家里开了团结会，并批准他们五一节上天安门看焰火。这样，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不得不暂时平息下来。
1967年八一建军节，周总理提议让老帅们出席招待会，毛泽东同意了。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旧事重提，明确指出：“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不就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们这个大闹就证明是公开出来的嘛，不是什么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毛泽东的这席话，挫败了林彪、江青～伙企图剥夺“二月逆流”成员出席“九大”的权利的阴谋。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很明显，毛泽东同志对老同志是采取保护措施的。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此事件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参加了这次接见。当叶剑英步入会场时，毛泽东对与会者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毛泽东又说：“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后来，毛泽东同志还多次指出：“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毛泽东的这些话等于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1979年初，中共中央正式为“二月逆流”平反，因“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六十一人案件”
“六十一人案件”是指1936年，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议，要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出狱手续，以便出狱后加紧补充到北方局干部队伍中。柯庆施提出这个建议是形势所迫。当时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而北方局极其缺乏干部，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北方局书记，为了拯救这些干部，不使他们落入日寇之手遭到杀害，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将此事向中共中央作出请示。当时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后决定予以批准。于是狱中61个人在发表了“反共启事”后获释。这本是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采取的一种策略，且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出狱后他们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事实上，从1936年这些同志出狱，一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对薄一波等出“反省院”的问题是经过多次严格审查的，对他们这段历史是清楚地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干部的过程中，都遇到这批同志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狱的问题，在他们填写自传和向党组织的汇报中，都谈到这是党组织的决定。对此，中央组织部作了认真的调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国代表大会。到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121万余党员。党的“七大”召开之前，从前方来的“七大”代表都集中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审查。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狱的52名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12人，候补代表2人。这14名代表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周仲：英、赵明新、吴云甫、王德、彭德、马辉之、李楚离、刘慎之、傅雨田、刘子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