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的大多数知识青年，在恶劣的环境中艰苦创业，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在农村、边疆传播知识，活跃文化生活，其中一些人扎根农村、边疆，成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促进当地建设的骨干。但是，由于运动本身是在极“左”错误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当时就暴露出很多问题，譬如它是以“再教育”理论为指导，不切实际地要求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一哄而起，缺乏长远的整体规划，致使大批青年上山下乡后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些知识青年在农村甚至遭受迫害。随着1970年招工和其后的大学恢复招生、部队征兵，许多知识青年纷纷以招工、升学、参军等方式离开农村、边疆返城。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根据福建莆田县李庆霖反映其子上山下乡后生活困难的来信，在复信中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当统筹解决。”根据毛泽东“统筹解决”的指示，国务院在6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了工作会议报告。报告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拟定了6条统筹解决的办法，并要求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领导小组和有关办事机构，组织各方面力量做好这项工作。8月4日，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此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生活待遇有所改善。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返城之风不减。
“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为解决这一问题尽了最大的努力。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广开门路，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知识青年。此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1981年，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停止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到此时为止，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企事业单位为安置返城知青已支出100多亿元，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因这一运动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累计共少培养大专毕业生100多万名、中专毕业生200多万名。
“文革”中的整党建党
“文革”中的整党建党是“斗批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决定的，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
从1967年开始，毛泽东曾先后几次在讲话中谈到整党和重建党组织的问题。同年10月，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请示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是否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了《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加了一句话（后来被称为“五十字建党大纲”），他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又谈到了整党问题。他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叛徒、特务，一个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些很宽了。”“我们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中来。旧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血液，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物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文件。文件要求各地在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要“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要“根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运动考验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可以吸收入党”。还“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特别要注意吸收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先进分子入党”。1968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社论，社论第一次公开号召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深入学习几十年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纯洁和整顿党的组织。但由于当时的局势还处于“全面内战”，“天下大乱”，尽管有了“最高指示”，报刊也作了不少鼓励宣传，整党建党工作还是难以提上议事日程。除在个别单位进行了整党试点外，根本不具备普遍进行的条件。
随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普遍成立，武斗逐渐平息。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才有可能实际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整党。党的九大政治报告的第六部分专门谈了党的整顿和建设问题。报告说：“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是今后进行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并要求各地认真学习和贯彻。接着又用“左”倾观点歪曲地概括了党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说成是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还硬说刘少奇有一条什么“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的所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宣称其主要内容是所谓“黑六论”，要求各级党组织“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报告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党的九大还通过了以“左”倾错误理论为指导的包含很多错误规定的新党章。按照党的九大的要求和规定，会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始了重建党的各级委员会，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整顿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
同年7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门整党”的指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社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指出整党建党，是思想道德上的整顿和建设，要批判“黑修养”和“黑六论”，要“斗私批修”；同时，领导政策也要整顿，要逐步实现“一元化”的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社论说：“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党建党。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建设我们的党，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
同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会议宣布，这次整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3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纪登奎、郭玉峰、曹轶欧等分管整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会上交流了各地整党试点的情况和经验，并推荐和确定毛泽东亲自指导的“六厂二校”的经验作为各地整党的“样板”。
1970年4月18日，康生在接见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时讲了话。他说：学习理解“五十字方针”，“必须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整个的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联系起来”。建党以来，“每一个阶段都有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每一个阶段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也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他还对“五十字方针”做了具体分析，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叛徒路线讲的；‘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这是针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这都是有当时针对性的。”康生在讲话中还以“左”倾的观点对“左”倾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进行了说明，他认为这个党章有5个特点：一是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三是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四是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了我们党最终的和当前的战斗任务；五是这个党章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从1970年底到1971年初，部分省、市一级进行了整党，产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到了1971年8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整党，都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在新的省委、市、自治区党委成立以后，下面也按照“六厂二校”的经验整了党。在整党中，批判了所谓“黑六论”，学习了“五十字方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左”倾思想。在整党时特别强调“吐故纳新”，即把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党员清除出来或挂起来，而把那些所谓“新鲜血液”即造反派头头吸收入党。这样，不但进一步打击迫害了许多党员干部，而且使一批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混入党内。
这次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整党建党，具有它的特殊性质。其一，整党建党既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必然要服从于“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左”倾错误指导方针，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思想基础。因此，整党的指导方针必然是“左”的、错误的。其二，整党的指导机构很特殊。不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和根据党的决定组成的特定机构，而是军代表、核心小组、联席会等不正常的机构。
甚至某些非常的群众组织，也在“群众评议”的名义下，发挥了不应起的重大作用。其三，整党与广大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结合在一起；同时，又突击“纳新”，把一批造反派吸收入党。因而这次整党在一定意义上带有“重建党”的性质。这是过去历次整党中都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