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桥的建设者们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苦干加巧干，南京长江大桥一步步向江中延伸。在架设公路引桥的预应力梁时，加架用的大龙门吊机被横穿工地的金川河阻挡，大家齐心协力，仅用了10个半小时就使50多米高、100多吨重的庞然大物大龙门吊机通过了金川河。在建造难度很大的双曲拱桥时，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经过6个月100多次的试验，完成了混凝土的合理配方，在正式建设中，仅用了69天就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双曲拱桥的架设任务。为建设一流的现代化大桥，建设者们研制成功了大型振动打桩机、汽动式大型钻机，采用了体拼装机器样板钻孔、循环压力灌浆、氦氧深潜水作业、动能止摆船、接泥式吸泥机等多种先进技术，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在建设大军的努力下，1968年9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胜利建成。10月30日，铁路桥通车。12月29日，南京长江公路桥又提前半年建成通车（原定1969年7月1日通车）。至此，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
当日上午，南京市5万军民冒雨齐集桥头，隆重集会，庆祝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
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当时现有桥梁中最大的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梁。正桥是双层钢桁梁桥，全长1577米。
下层为主线铁路桥，宽15米，可同时对开列车。上层为公路桥，宽19.5米。其中正行车道宽15米，可并行4辆大型汽车；两侧人行道各宽2.25米。正桥由9个桥墩和10孔钢梁建成。根据桥址处水深湍急和地质复杂的不同水文条件，桥墩基础设计深达70至80米，其中入土深度达50至60米，采用重型混凝土沉井基础、钢沉井加管柱基础、浮式钢筋混凝土沉井基础和钢板柱围堰管柱基础等4种墩台基础加以解决。10孔钢梁中，浦口岸第1孔为跨径128米的简支钢桁梁，其余为3联9孔（3孔为1联）跨径各160米的连续钢桁梁。桥的主桁梁及铁路横梁等注意结构，采用16锰低合金钢和性能近似的桥梁钢，节约钢材近15％至18％。桥下通航净空宽120米、高30米，可通行5千至万吨级的海轮。
正桥两端各建一对高97.6米的桥头堡，桥头堡前面各有一组10米高的工农兵群雕塑像。铁路引桥由南北两岸共159孔（每孔跨度31.7米）预应力混凝土梁组成。
公路引桥由18孔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双曲拱桥和73孔双曲拱落地结构组成。铁路桥面铺设焊接长钢轨。公路桥面铺用轻质材料粉煤灰陶粒钢筋混凝土板，比普通钢筋混凝土轻20％至30％。正桥连同两端引桥的总长度是：铁路桥全长6772米（正桥1577米，两岸引桥5200米），长度为武汉长江大桥的4倍；公路桥4589米（正桥1577米，两岸引桥3012米），步行过桥要走1个多小时。
南京长江大桥从1960年1月施工，历时9年建成通车，全桥总投资2.87亿元。它的建成开创了我国自力更生修建大型桥梁的新纪元。同时，它的建成也把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路和沪宁路连接起来，把大江南北的公路交通连接起来，把经济富裕的江南与首都北京、华北大平原连接了起来，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以“反修防修”为号召，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一场大规模运动。这种劳动就业方式，自50年代中期以来就为中共中央所鼓励过，但规模有限。它成为涉及千家万户的一场大规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落实“最新”、“最高指示”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怀着防止国家变色的真诚愿望，响应毛泽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走上社会，“造修正主义的反”，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混乱。由于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革命”上，忽略了中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正常情况下，中学毕业生的出路或是继续升学或是就业。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招生、考试制度的废除，大学已停止招生，中学教学秩序也已彻底打乱，无法接纳初中毕业生；国民经济的全面衰退，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没有能力再招收新工人。在这种情况下，1966年、1967年两届高、初中毕业生滞留在校内的人数达到数百万。大量的中学毕业生不能分配离校，成为家庭、社会的负担，也成为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1967年的“全面夺权”已使大多数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陷于瘫痪，革命委员会尚未建立，没有有效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1968年，积压在校的学生已有三届，人数共计有1350余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愈加紧迫。此时，大多数地区已陆续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从组织力量上看，已有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这一问题也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上。
1968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的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批示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但是，由于高校仍未恢复招生，国民经济持续衰退，工矿、基层仍无法吸收新人员，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去向只有农村和边疆两条路了。
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文章，文章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正式提出了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概念：“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在工宣队、军宣队陆续进驻学校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与动员也热烈起来。
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来，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指示的发表，立即在全国城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随后便是热烈的欢呼和大张旗鼓的宣传。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后来的宣传又以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所讲的“革命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为据，把去不去农村看成是判断一个青年革命与否的“唯一标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再是一个就业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了。在狂热的政治宣传下，一批批知识青年或怀着反修防修、锻炼成长的豪情壮志，或无可奈何的“随大流”，或带着难言的苦衷，在动员与强制下被迫远离父母，到农村、山区、边疆去“接受再教育”。一场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兴起。据1973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从1968年12月至1973年12月，全国已有8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5年1月18日新华社报道的上山下乡知青人数已达1200万。1978年的统计人数达到1623万。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毕业生，也包括少量的大学毕业生和城镇居民。他们上山下乡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去内蒙古、新疆、东北、云南等地参加生产建设兵团。这些人在当地有很低的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一种是去偏远、落后、贫穷的农村插队落户，建立“知青点”，自食其力；一种是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农场和青年队，这种形式是1974年以后才产生的。据统计，自1967年到1976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总计1403万人中，上述三种形式的上山下乡人数分别有229万、1048万和126万。
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总体上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一致的。他试图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同农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面“划等号”，以缩小三大差别，拉平社会主义城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上山下乡运动被认为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方式方法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运动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