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捷足先登
延安与莫斯科
1945年8月9日，远东战场掀起了新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压轴戏开始上演了。
苏联红军后贝加尔军区、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舰队，编成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空军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总兵力150万人，大炮26，000门，坦克5500辆，飞机3800架，舰艇500艘，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攻入中国东北。盘踞中国东北多年的日本关东军，一向以骁勇善战而名满天下，但此时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日军在苏联红军的毁灭性打击下迅速崩溃。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武士们步入了最后的黄昏，猩红的太阳旗在黑土地纷纷坠落。
西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率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由蒙古东部出击，横穿沙漠，越过大兴安岭，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8月19日，方面军主力前锋进抵长春、沈阳近郊，左翼攻占齐齐哈尔，右翼进抵张北、承德、赤峰等地，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日军的联系。
东路，麦列茨科夫元帅率远东第一方面军与日本关东军主力交战。日军负隅顽抗，无奈军力对比悬殊，第一线阵地迅速崩溃。双方装甲部队刚一接触，胜负便成定局。日军的坦克装甲太薄，被苏军的高射机枪一扫就成了马蜂窝。相反，苏军坦克的装甲十分坚固，连日军的炮弹都无法洞穿。8月17日，苏军攻占勃利、图们，19日攻占敦化、汪清。
北路，普尔卡耶夫大将率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力在黑龙江区舰队的支援下，沿松花江南下；右翼攻占瑗珲城后，向嫩江前进；左翼逼近宝清。8月19日，北路苏军连克佳木斯、依兰，逼近哈尔滨、北安、齐齐哈尔。
8月19日，苏军伞兵部队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三大城市空降。
8月20日，苏军伞兵部队同时在双辽、辽源、延吉、吉林、大连、旅顺等城市空降。东路和西路苏军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胜利会师。
8月31日，苏军解放东北全境。
日本人说完就完了，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
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的消息通过广播迅速传遍延安全城，让人兴奋得夜不能寐。当时，中共的高级将领大多在延安，他们参加“七大”后，还没来得及返回各自的根据地。大家摩拳擦掌，琢磨着怎么赶回部队参加对日大反攻，岂料第二天就传来了日本政府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
这无疑如一块巨石掉进了深潭，使诗人气质浓厚的毛泽东再也无法平静。苏军出兵东北和日本乞降，这本是毛泽东意料之中的事，可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却出乎他的意料。6月24日，他还在给各地领导人的电文中估计，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没想到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而苏联出兵之事，中共中央事先竟一无所知。在抗战期间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有些微妙。苏联为了避免德国和日本东、西两面夹攻，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但是斯大林明白这个条约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样，是靠不住的，他想借助蒋介石的百万大军牵制日军。苏联在“二战”期间援助蒋介石的武器装备达1.7亿美元，包括飞机、大炮、坦克等重武器，而对延安的援助却是一些书籍和药品。当时在延安的中外记者评论道：“武器都给了国民党，马列主义给了共产党。”
尽管如此，蒋介石并不买莫斯科的账，每次只有到日军向苏联边境集结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才想起延安“小兄弟”。斯大林挥动指挥棒，命令毛泽东向华北日军发动攻势，以拖住日本人。毛泽东偏偏不是个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共产党领袖，他拒绝了斯大林的“命令”：敌我军事技术装备太悬殊，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是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垮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如果我们加强弹药、机关枪、大炮和炸药的装备，我们的行动效力就会大些。
毛泽东在拒绝斯大林命令的同时，暗示“老大哥”的偏心：延安迫切需要“弹药、机关枪、大炮和炸药”，而你却全给了蒋介石。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这次别扭发生在1941年7月，当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举行代号为“关特演”的大演习，那正是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受到重创，局势异常严峻。这年秋天德军逼近莫斯科，苏联获得一个情报，说是只要德军攻下莫斯科，日本就立即进攻苏联远东地区。斯大林十分紧张，致电毛泽东，要求派一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向长城方向运动，以牵制日军。毛泽东回电，说部队调动有困难。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日军对各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蒋介石政府早在“皖南事变”后就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还调集50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虽然毛泽东所言是真实的，但他毕竟拒绝了斯大林的“命令”。
1942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苏联情报机构认为日军即将进攻苏联。斯大林又急了，曾三次致电毛泽东，要求支援。在第一封电报中说，他将准备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请毛泽东派相应兵力到蒙古边境地区去取。毛泽东回电说：“我们当然需要武器，但调动一两个师的兵力到蒙古边境去接受武器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部队在通过广阔草原时，会被敌空军发现而遭歼灭。这个方案是不现实的。
不久，斯大林第二次来电，提出可分批派出小部队到蒙古边境轮番接受武器。毛泽东又拒绝了。
1943年初，斯大林再次来电，要求派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这次，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罗瑞卿、杨成武和吕正操部向长城附近靠拢，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不久，苏德战争形势逆转，苏军由防御转入反攻，斯大林再也不需要延安“小兄弟”的武力支援了。
莫斯科与延安的“误会”远不止这些，如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苏联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就是要中共完全听命于蒋介石政府，而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当国共双方发生摩擦时，莫斯科唯恐统一战线破裂，一味要求延安忍让。在延安整风问题上，斯大林认为这是宗派斗争，意在清洗王明、博古等“亲莫斯科派”，来电劝说：“不要搞党内斗争，要团结党内同志一致抗日。”当然，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别扭”毕竟是两个无产阶级政党间的内部矛盾，毛泽东相信随着时局的变化，斯大林一定会鼎力支持中共。他预料战后美国必定反苏，蒋介石必定反共。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曾对台下的几百名代表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苏联出兵东北后，毛泽东找苏联驻延安情报组负责人孙平询问：“为何事先不打招呼？”孙平回答：“可能是与美英方面有协议，不能泄露机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对此事还是非常高兴的，毕竟苏联出兵东北比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要好。当时，延安还驻有美军观察组，他们在1944年就宣称美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毛泽东一直对美军登陆一事抱有警惕。他在“七大”的几次会议上多次提到“希腊事件”—希腊共产党游击队被英军登陆部队缴械。他担心美军登陆部队也会这样做。因为，美国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他提醒与会代表，可能会出现这种局面：美蒋沿长城一线进行封锁，切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为了挫败美蒋的阴谋，必须集中二三十个旅开到东北去，背靠苏联，获得武器援助。他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他欲夺取东北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挫败美蒋的封锁。没想到苏军居然打来了，先于美军进了中国。毛泽东凝视着中国地图的东北角，他的眼前立即浮现出白山黑水的地貌。几个小时前军委二局送来的一份关于东北基本情况的材料上说：东北工业发达，其煤产量几近全国的一半，发电量占全国的八成，钢铁产量接近九成；其交通之便利冠绝全国，铁路有1.4万公里，公路有10.8万公里；其农业和林业非常发达，有“谷仓”“林海”的美誉。
蒋介石想起了努尔哈赤
军统头子戴笠夹着公文包匆匆走进山洞林园1号楼时，蒋介石牙痛似的吸了一口凉气。戴笠发现蒋介石正在收听延安的广播电台。他在门口迟疑了一下，还是忍不住轻唤了一声：“委座。”
蒋介石关掉电台，朝戴笠道：“雨农，有何新情报？”
戴笠打开公文包，取出一摞材料递给蒋介石。
“朱德下了七道命令，令匪军举行大反攻……”
“反攻个屁！”蒋介石气愤地翻着文件，“日本已向盟军乞降……”
当他读到朱德的第二号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向吉林进发。”）时，浑身不住地哆嗦。
“共党想占领东北，这办不到！”蒋介石是个十分精明的人物，他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东北沃野千里，努尔哈赤就是凭此奠定基业，使满族人入主中原。现在的东北不仅沃野千里，还有强大的工业。如果东北落入“共匪”之手，那么“穷党”将会一夜间暴富，力量倍增。而且东北与苏联接壤，一旦“共匪”据有该地，不仅可摆脱长期受到封锁和围剿的不利局面，还会得到斯大林的援助……
蒋介石考察过苏联，曾目睹过苏联庞大的军事机器，也领教过斯大林的威力。他本人就是依靠苏联的扶助才奠定了“黄埔基业”。1927年他和冯玉祥率领的军队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而这两支国民革命军都得力于苏联的援助。蒋介石一想到斯大林就叫苦不迭：那真是个可怕的对手！
蒋介石继续翻阅情报，当看到新四军公开发表粟裕为南京市长、刘长胜为上海市长时，气得暴跳如雷。
“立即将这些情报送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请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令在华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投降，在中央军到达前，必须维持现地治安，抵御一切非法武装的进攻。”
“委座，目前的战略态势于我不利，国军主力集中于西南一隅，而共匪遍布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区域。”戴笠又献一计，“为避免共党捷足先登，何不起用汪伪分子？”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说：“只要他们弃暗投明，戴罪立功，抵御共军的进攻，可既往不咎。”
戴笠从包中取出一份名单，不无得意地说：“军统对汪伪首要分子的策反工作可谓瓜熟蒂落。周佛海、任援道、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门致中等都已向我明确表示，随时听候委座指示。这些人虽为民族败类，但在反共这一点上与我们志同道合。”
在戴笠的建议下，蒋介石先后任命周佛海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负责维持沪杭一带的“治安”；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门致中分别为第1、第2、第3、第4、第5、第6路先遣军总司令。于是这些伪军将领摇身一变，成了国军的高级将领。
“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
“‘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毛泽东面对数百名中共干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这是1945年8月13日的事，近几天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深深激怒了毛泽东和他麾下的将士。
8月11日，蒋介石通令全国各部队执行盟邦协议，开始参与对日受降工作。唯独对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电令是个例外：“所有该集团军所属各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在各战区作战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该战区司令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8月12日，蒋介石任命处于八路军包围之中的伪军将领孙良诚等为先遣军总司令，这些对解放区军民犯有滔天大罪的汉奸头子摇身一变全部成了国军总司令。他们不仅阻止中共抗日武装对日伪盘踞的战略要地的进攻，还以中央军的名义大举蚕食解放区。
国民党的正规军也在蒋介石的驱使下向解放区倾巢进犯。绥远傅作义部于8月11日侵占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的包头，并继续沿平绥路向聂荣臻部东犯。国共双方军队发生激烈冲突。围困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于7月21日出动6个师向关中地区进犯，边区部队于8月8日发起反攻，胡部受到重创，现战斗仍在进行。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清醒地意识到一场空前的内战即将来临。为提醒党政军干部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用极富感染力的湖南口音翻起了蒋介石的老账，他说：“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