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已判明的东北现状，决定大刀阔斧进军东北。9月14日深夜，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并从各根据地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发展武装。
次日清晨，通宵未眠的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向各地党组织下达了如下指示：
一、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迅速地、坚决地争取控制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但在东北绝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同红军接洽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如东北人民自治军，某某省防军，保安旅、团、县、区、乡队、工人自卫队等）及非共产党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接洽，并可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及委任。
二、山东、晋察冀、冀鲁豫及太行山准备开入东北之部队，应迅速继续前进，但在进入东北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和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进入东北境内，即须使用东北本地番号，销毁八路军原有证件。
三、请山东派人到沈阳找曾克林和东北局接洽，要他们派人在大连、营口、安东等地设立机关，并查明我们部队是否可在胶东放下武器，脱下必要的军装，作为去东北的劳工或华北难民，到上述各口岸登陆，乘火车到沈阳再加装备。如此好处甚多，既可合法，又留下武器，冀东亦须作此种侦察和准备。
四、现在最重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沈阳找东北局，再行发展和装备，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一百个团干部的分配，中央提请华中廿个团，山东卅个团，晋察冀廿五个团，晋冀鲁豫廿五个团。各地准备去东北之部队在外，晋绥及陕北亦在外。此数是否可能，望考虑电复。
五、其他到东北能做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
六、干部集中一批即走一次，不要等齐，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不带武器经海道和铁路走是安全的。
刘少奇起草完这份电文，天已大亮，此时一架飞机正从窑洞上空穿过，巨大的引擎声震得桌上的豆油灯微微颤动。他吹灭灯火，又提笔向重庆的毛泽东汇报。
两天后，毛、周回电：“各电均悉，甚为欣慰。这里友人和我们意见完全一致，希望力争东北，时机要紧，万勿失机……除完全同意你们的部署及东北局组织外，请考虑吕正操率一至两个团兼程北进。”
“友人”是苏联驻重庆大使的代号。毛、周在重庆将中共争夺东北的方案及部署告诉了苏方，苏方完全赞同。此时，外蒙古红军准备北撤，已经三次要求八路军晋绥部队接防内蒙古德王府、百灵庙一线。
刘少奇根据形势的新发展，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是抗战后延安走的最高超的一步棋。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后，于9月17日致电毛、周，将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思想和盘托出：
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
毛、周19日回电表示完全赞成，并说：“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当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强调：“现在问题就是快的问题，一刻千金。大缺点就是没有飞机，时间太仓促……”会议决定：将江南的新四军主力粟裕部、八路军王震部撤回江北；山东调6万兵出去，3万海运去东北，3万经陆路到冀东；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员，肖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罗荣桓调东北。新四军到山东，陈毅、饶漱石到山东成立华东局；华中由邓子恢、谭震林等人成立分局去坚持。东北局现已去了，再派5万军队去，各地送一百个团的干部，在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人。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举国大搬兵”的格局，鲁、冀、热、察、晋、陕、绥、苏等省大量主力部队北移东北，华北、华中地区兵力严重不足，需要及时补充。兵源何在？南方八省。
于是处于僵局的重庆谈判因中共的“让步”又重现转机。毛、周主动提出撤出南方八省中共武装，北调苏北、豫北。政治上争取了主动，赢得了舆论对共产党的支持和同情。难怪重庆各界人士视毛泽东为“和平的救星”。连强硬的“反共斗士”美国大使赫尔利也被毛泽东的“委曲求全”而打动，主动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作出必要的让步，以达成协议。后来的“双十协定”就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的。
这一“让步”，表面上为“退”，实质上是“进”。以退为进，真是一箭双雕。毛泽东何等高妙，调华北、华中之兵抢占东北，夺了最关键的战略要地。又以江南之兵填华北、华中，既巩固了华北、华中根据地，又救了处于蒋军包围之中的江南之兵，还赢得了舆论的一致好评。这一连串动作，天衣无缝，一气呵成，真是妙不可言。
十万大军闯关东
1945年9月17日清晨，那架在延安东关机场被“特别关照”了两三天的神秘飞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呼啸着钻入云空。贝鲁罗索夫中校兴致很高，眉飞色舞地向伍修权讲述苏军在东北的情况。谢德明少校还是那样沉稳，对彭真、陈云的询问总是小心翼翼地回答。
“将军，你们到满洲后就什么都知道了。”谢德明从来不谈敏感问题，他不是职业外交官，因而能将“无可奉告”这样的外交辞令用另一种方式说得十分悦耳。
彭真、陈云和叶季壮被中央军委临时授予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目的是便于与苏军打交道。后来证明完全无此必要，因为对于俄国人来说军衔只有扛在肩上才起作用，否则，它的价值跟纸差不多。
这种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便淡然寡味了，贝鲁罗索夫已经打起了呼噜，谢德明也装出疲倦的样子张大了嘴巴，彭真等见状，只得压抑迫切想多了解东北情况的欲望，也闭上眼睛打起了瞌睡。
此时，十万大军正从各根据地出发，长途跋涉，奔赴一个“有枪有粮，电灯楼房”的“新乐园”。行军路线被复杂的敌情和地形扭得曲里拐弯，他们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但大方向一致——东北！东北！
被中央军委最早授衔的几位将军，正在甜美的睡梦中从士兵们的头上高高飞行。谁料天有不测风云，飞机在空中突然发生故障。惊慌失措的苏军飞行员摆弄操纵杆，却怎么也控制不住剧烈颠簸的飞机。
假寐中的谢德明第一个清醒过来，手拍舱门大叫：“迫降！迫降！……”
由于机声隆隆，又隔着一道舱门，谢德明望着驾驶舱中的飞行员无可奈何。乘员全被吵醒了，在机身的颠簸中显得极为紧张。
满头大汗的飞行员终于清醒过来，决定在山海关机场紧急迫降。飞机在跑道的中段落下，巨大的惯性使飞机冲出跑道，一头栽进稻田。机尾高高翘起，机身呈垂直状态。
舱中乱成一团，大家被撞得晕头转向。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受了轻伤，彭真轻微脑震荡。最惨的是叶季壮，双腿被翻倒的油桶和电信器材压住了，受了重伤。最幸运的是陈云，飞机迫降时舱门被撞开，惯性将他摔进了驾驶舱，反而一点伤都没有。
守卫机场的苏军迅速赶来，将受伤者一一救出。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闻讯赶来，连忙将彭真等中央首长接进城。次日，彭真一行改乘火车，于傍晚抵沈阳。这一天正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住进了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大帅府，开始指挥各路大军进入东北。
中共中央此时的计划是“独霸东北”，为实行此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冀热辽地区屯集重兵堵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另一方面由山东军区主力渡海，占领辽东各港口，阻止国民党军从海上登陆。刘少奇曾致电毛、周，决定派一位“有名望的军事指挥员”去冀热辽，并提出了三个人选——陈毅、林彪、徐向前。
最后，毛泽东圈定了林彪。
林彪在赴山东途中突然接到“万万火急”电报。当时他正在河南濮阳的冀鲁豫军区驻地。中央让他转道去冀热辽，这的确令他十分意外。山东军区的基础是山东纵队，是由他一一五师旧部指挥而发展起来的，他去统率旧部（尽管已经膨胀了几十倍）是顺理成章的。怎么突然要改道去冀热辽呢？林彪离开延安已经一个月了，这一路上拉家带口风风雨雨，对瞬息万变的时局几乎一无所知。
当时，冀热辽隶属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是一个二级军区，其领导人李运昌为黄埔四期生，与林彪同期。林彪无法知道中央战略方针转移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冀热辽成了屯集重兵的战略区，其地位被提升为大区，而且成立了以李富春为书记的中央局。
林彪将电报交给肖劲光等人传阅，大家面面相觑，均感意外。林彪提起马鞭，二话不说，跨上战马朝冀东方向进发。李天佑、邓华等人都是一一五师名气很大的战将，回山东老部队是他们的迫切愿望，这个弯子的确让他们很难转过来。可是林彪性格内向，一向沉默寡言，架子也大，从不与任何人开玩笑。部下对他十分敬畏，谁也不敢与他进行“思想交流”或“感情沟通”。
四野这群声名显赫的战将们就这样上路了。那正是秋雨绵绵的季节，道路泥泞，载着家眷的马车不时陷在泥中动弹不得。他们千辛万苦到达冀东三河县境时，已是10月上旬。此时，时局又有重大变化，中央决定林彪继续北上，自山海关出关，于10月29日抵达沈阳。31日，中央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此时，山海关战火已起，林彪又匆匆返回锦州，指挥部队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罗荣桓强撑着病弱的身体夜以继日地工作，夫人林月琴拿他没辙，只有那名奥地利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大夫还有些办法。可是洋大夫怎么能老守在司令员身边呢？于是林月琴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一边与病魔搏斗，一边指挥他的几十万大军攻城略地，而心疼得不行。
在十大元帅中，如果说林彪资历浅的话，那么罗荣桓的资历就更浅了。他们二人都是因战功卓著而跻身元帅之列的，而且罗荣桓还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政工干部。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有一次落在地主武装手里，险些被杀，多亏罗荣桓及时相救。在政治上，他们也是荣辱与共。毛泽东曾说：“我每次倒霉，罗荣桓总是跟着我倒霉，邓小平也一样。”罗荣桓晚年对子女们说：“我这一生之所以少犯了许多错误，就是因为认准了跟毛主席。”罗荣桓病逝后，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悼罗荣桓》，最后两句为：“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大事可问谁？”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是何等倚重。罗荣桓的主要功劳一是任四野政委，协助林彪夺取了东北；二是抗战时在山东打开了大好局面。毛泽东曾说，把罗荣桓投往山东，满盘皆活了，后来北夺东北、南战淮海的部队很多都是那时打下的底子。1955年授衔前夕，罗荣桓鉴于资历无法与其他老帅相比，主动致函中央辞让元帅军衔。毛泽东坚持将其排入十大元帅之列，且位居第七。
罗荣桓被中央点将去东北后，便在临沂城里等待另一位司令员前来接班。
1945年10月上旬，那位商人打扮的司令员来了。他就是十大元帅中排名第六的陈毅，当时任新四军军长、华中军区司令员。两位司令员在高度戒备状态下秘密交接。陈毅到山东，这是当时的重大机密，如果泄露出去，国民党便可由此判断出中共战略的重大调整。
陈毅脱掉礼帽，取下墨镜，脸上便笑开了花：“我这个老板终于现原形啦！”
“陈司令，一路辛苦了。”罗荣桓略显歉意地说，“为了保密，不能大张旗鼓欢迎你。”
“要那个排场做啥子嘛，国民党兴那一套，所以他们的江山快坐不稳喽！”
二位司令员寒暄几句，便进入了正题。中央为了争夺东北已三令五申，加紧调派兵力。9月20日，刘少奇指示：“罗荣桓及萧华望能很快到东北。”28日又指示：“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的斗争，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29日再次强调：“必须在20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绝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必须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
罗荣桓将这些电报先请陈毅过目，然后拿出山东军区实力表，说：“该抽调哪些部队请陈司令员先发表意见。”
陈毅笑道：“你随便抽，争夺东北是中央目前的中心工作，要保证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