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在华北方面，除山东等地区外，大规模攻势作战基本告一段落，不受敌之引诱深入内地无益扩大战线，停止下来保持迎击敌人的态势。今后，该方面结合确立治安，有必要对上述部队进行整理、抽调、转用等工作。因此，目前对兵力的整理及将来的警备要领等，正在分别制订计划。
二、华中方面
华中方面军，正利用在上海周围取得的战果，及时进行果敢追击。该军的编组，其任务原为扫灭上海附近敌军，且以断绝该地与南京联系而使之孤立为重点。因此，不仅其推进能力有相当限制，而且目前其前线部队的辎重以及炮兵等战列部队尚有不少在遥远的后方。所以并未考虑能一举到达南京。在此情况下，方面军拟以其航空部队和海军航空兵力协力，轰炸南京及其他要地，且不断显示进攻气势，用以消磨敌军战意。
统帅部正在考虑，根据今后的情况，命该方面军做好新的准备态势，进攻南京或其他地区。
三、华南方面
在该方面，如有可能，准备将来以一部航空兵力与海军协同切断粤汉、广九铁路。为使之便于行动，认为由上海方面抽调一个师团兵力派往上述目的地附近，占领适当的飞行基地为有利。目前正秘密侦察现地及进行其他准备工作。
四、对持久战的准备及对苏戒备
为了在战争长期化时，通过内外整备与增强战力和补给能力准确无误，正如前者临幸参谋本部时所启奏，根据目前陆军战时兵力之大半出动于中国方面的情况，不给第三国，尤其是苏联以可乘之机，预定向满洲增加一部守备国境兵力，并再由国内派遣一个师团。
但为此采取一切手段，不使引起不必要刺激。此外，今后根据形势，预计将由中国方面及时抽调必要之兵团，应付情况急剧变化。（《长编》）
军令部也就海军作战计划作了说明，这次会议上，天皇惑于形势的纷乱，保持了相当的沉默，而且军部也不太理会天皇的意见，“既无圣上垂询和解答质疑，也无请求圣断问题，完全是为了启奏陆海军作战计划召开的”（《长编》）。
面对巨大的危险，中国军队欲夺回湖州，可是此时日军第十军已将主力推进至湖州附近，并以其第一一四师团攻占了太湖西南岸的长兴。
中国军队只得继续西退，放弃了国防线，开始四散开来。为了给下一步进攻南京做准备，日军上海派遣军于26日决定“以（南京东面的）丹阳及金坛作为进攻南京的前进据点”，同时命令第十三师团及集成骑兵队攻占长江沿岸的江阴要塞。
江阴要塞有黄山、君山扼江面，东有狼山、福山为屏障，为南京水路之门户。防守江阴要塞的部队有第一○三师、第一一二师、要塞所属步兵2个营及江防海军舰艇等，统由江防军总司令刘兴指挥。可是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12月2日，日军占领江阴要塞。与此同时，第十八师团占领丹阳，第九师团占领金坛。
同日，日军再占溧阳。至此，日本华中方面军各部队均已按预定计划占领了用于攻击南京的前进据点，中国第三战区和第七战区的军队也均已撤离锡澄线及宜兴、广德等地，淞沪会战彻底结束，中国军队开始转入南京保卫战。
淞沪会战后期的这场大溃退，一直退到南京城下和苏皖边境，才告终结。这一战略性的退却行动，不仅伤亡、损失巨大，也直接决定了南京的命运。
后人指出：“这种大规模的撤退行动，不仅在抗日战争中是空前绝后之举，就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淞沪会战后期的这次退却，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不成功的，事实上，它成了一场纷乱失序的大溃退，而定位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血肉磨坊：淞沪会战》）
相比较英法联军后来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国的这次战略撤退行动，实在是一段最为耻辱、最为惨痛的记忆。
蒋介石自己也反思道：“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甚至退却时，部队未尽通过以前，即已将桥梁破坏，任令秩序纷扰，自相践踏拥挤……苏州河退却之时，司令长官一跑，一切重要东西，都无人过问，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地图、重要计划，都被敌人拿去了。我们自己部队没有退，桥梁先已破坏了，马匹大炮都没法搬走。敌人看破了我们的弱点，所以敢于放胆的追。大家知道，我们上海的失败，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正面战场作战记》）
其实，中国军队后期的惨痛失利，与战场主动权的丧失密切相关，沦于被动挨打的地步。乃至于在一路溃退中，竟有不少高级指挥机关屡遭日军挺进队和便衣队的袭击，几至陷于瘫痪。
比如薛岳所在的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进至安亭时，因巫健雄部的自行撤走，结果意外地遭到了来自青浦方向的日军侦察分队的袭击。在转移过程中，薛岳的座车还遭到日军疯狂扫射，导致随员们不幸毙命，正在病中的薛岳反应尚灵敏，他从车上跳出后，又慌忙跳入了附近的一条河中逃生，才侥幸捡回了性命。胡宗南的遭遇也与此类似，但幸运的也是胡本人命大。
配合的不力、自顾自行动也是造成军事上严重失利的因素之一，比如六十七师在转移过程中，担任其侧翼掩护任务的广东部队不打招呼，就先行开走了；当夜，日军从六十七师防地的西侧偷渡过河，袭击了西撤的中国军队，给中国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甚至出现了自相践踏的悲惨一幕。
实际上，国防工事也不合格，本身都是些半拉子、豆腐渣工程，“工事本身在建筑上也有许多不合作战要求，有的设计不合理，有的基础不固，有的偷工减料、质量低劣”。国防工程都当儿戏，由此，也可见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之一斑。
九十八师参谋长方靖本来对国防线寄予希望，可是待他亲自到吴福线实地勘察过后，就傻眼了：
所谓国防工事，钢筋水泥机枪掩体在公路大道两旁南北三四百米之线，仅有十几处像垃圾堆的土包一样，当时掘开上层，有的是机枪掩体，没有钥匙打不开，只有立即钻开。有的扒开了是棺材，不是水泥工事，再向三四百米以外去寻找，就找不到水泥的掩体工事了……掩体工事皆没有联络交通壕，每个掩体工事仅能容一班兵、一挺轻机枪，在日间不能联络，后方弹粮也送不上来，只有夜间补给。
粮弹都没有准备好，这个仗是真没法打。相反，日军却是准备充足，占了先手，以致中国军队的机动权完全丧失。
当初选择国防阵地带时，设计者们认为江南一带河汊纵横，又有淀山湖、阳澄湖、昆城湖、太湖等诸多湖泊为依托，可以作为天然屏障，令日军难以迂回。因此，湖岸上防守被疏忽，都未设置防御设备。
但是，正像冈村宁次对蒋百里说的，日军因为心里有数，事先都做好了准备：“他们配备有工兵和汽艇部队，架桥填沟，轻舟涉水，行动甚为快捷；特别是金山卫登陆的日军，事先更准备了可以装卸的摩托艇，由专门队伍背负，遇水即渡。在横渡淀山湖、昆城湖、阳澄湖和太湖的作战中，日军即利用快艇部队，轻易地渡越未设防的水域，每每打乱和截断中国军队的防线。”（《血肉磨坊:淞沪会战》）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也修筑了一条横贯黑海与波罗的海的世界最长的“斯大林防线”，可是由于苏联决策层的重大失误，这条防线最后竟然没有派上任何用场。中国的国防线的命运便与此相似。虽然说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也没有派上用场，但起码德军是畏惧它的。
从单次战役的兵力投入情况看，淞沪会战实际上是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同时，这也是中日战争中第一次规模巨大、具有决战性质的战略性战役。
这场战役历时三个多月，国民政府先后投入了超过70万的兵力，而日本方面也投入了超过30万的兵力。在狭小的上海地区，双方兵力竟达百万以上，其兵力的密度也可谓是中国战争史上空前的。
在溃退以前，中国军队的伤亡情况，按照国民政府官方的说法，约有18万之众；而在溃退过程中的损失也是极其惨重的，至少在10万以上。而且这场溃退的影响也非常巨大，不但是丧失了很多装备，也包括士气，正如郭汝瑰所言的：“淞沪战役我始终在第一线，深知三个月硬顶硬拼，伤亡虽大，士气并不低落，战斗纪律良好，只要撤下来稍事整理补充，即可再战。唯有大溃退，数日之间精锐丧尽，军纪荡然。如在敌攻占大场时，就有计划地撤退，必不致数十万大军一溃千里。”
黄维也是这场大战的亲历者，他曾回忆道：“在反复争夺罗店的过程中，官兵前赴后继，愈战愈勇，出现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激烈战斗场面。我亲自看到这些部队，经过这么大的激烈战斗之后，正在继续抗击日军，士气甚盛。”可见，残酷的厮杀并未损伤士气，反倒是混乱失序的大溃退严重打击了士气。
经过淞沪一役，中国军队的大多数不经整顿，已经很难再次投入战斗了。另外，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京沪之间的吴福、锡澄国防线和沪杭之间的乍平嘉国防线的丧失，这些耗资巨大的国防工程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以致首都南京的门户洞开。
显然，忽视杭州湾北岸防务是最重大的战略错误，后来蒋介石曾检讨说：
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负责无人，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意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得乘虚而入，此余战略最大之失败也。
到了1938年，蒋介石也曾自我检讨，认为自己没有在九国公约会议之前，及早退兵于吴福线、乍嘉线阵地，“而于筋疲力尽时，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此余太坚强之过也”——坚强是好事，但不顾条件，坚强太过，没有任何灵活性，就是执拗了。淞沪会战并不是蒋介石第一次因为执拗而铸成大错，11年前的南昌之战也证明了他的“太坚强之过”。
那是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孙传芳部所占据的江西，当时面对坚固设防的南昌城，北伐军既缺乏炮兵，又缺乏攻城械具，不宜强攻。可是面对江西其他战线的不利情况，本已在战略上犯了错误的蒋介石为了扭转局面，决心孤注一掷强攻南昌城。白崇禧当时也在场，他建议蒋介石不要强攻，可是蒋司令根本不予理会，为了防止意外，白崇禧只好暗中命工兵在赣江上游搭设了两座浮桥。
当双方相持不下时，城内孙军组织敢死队，突然从挖好的地洞中钻出，北伐军猝不及防，陷入混乱，顿有全军覆没之虞。这一次，蒋介石慌神了，连忙抓着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怎么办？”小诸葛据实相告浮桥的事，这才让蒋司令的惊魂定下来。
尽管中国各方面的损失是惊人的，但也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打击。
据日方统计，至11月8日止，日军在上海战场阵亡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万余人。但是这一数据明显是缩水的，是专门用来应付日本国内舆论的。另据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的数据为：阵亡19360人，伤79057人，合计98417人。
不管日军究竟伤亡了多少，日方大本营都不得不承认：“1937年交战日期虽不满半年，但上海战役我方损失甚大。”
淞沪会战意义重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以及在抗战历史进程中的地位，都是极其深远而重要的。特别是中国军队在会战中所表现出的报国之忠，陷阵之勇，牺牲之烈，足以彪炳史册！”（《血肉磨坊：淞沪会战》）
日本不希望中国统一和强大，可是他们的侵略行为反而促使中国空前团结起来，并且由于顽强的抵抗和巨大的牺牲，换来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尊重。
塔奇曼便这样写道：“上海保卫战使全世界想到了中国。有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战争照片，使美国人得以从人性的角度去看待这场战争。大轰炸过后，空荡荡的大街上一片残砖断瓦，在轨道之间坐着一个哀哀啼哭的婴儿。大批记者涌到中国来采访，每天两次参加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大量报道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战斗、流血牺牲和他们遭受的苦难。中国被看成是为民主而战，坚定不移的蒋委员长连同他的无比动人的、受过美国教育的、无所畏惧的妻子被看作中国的化身。”（《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中国坚持抗战获得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不仅日本人没有想到中国能坚持长期抗战，认为有一二个月的时间就可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就是美、英等国也没有料到中国如此之坚强。他们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每次发生外来侵略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和屈辱求和而告结束，这次当不例外。所以他们虽然不甘心日本独占中国，更不愿日本称霸亚洲，但并不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基本上采取绥靖政策……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一扫中国以往积弱不振和任人欺凌的懦怯形象，获得了美、英等国的钦佩和赞扬……没有中华民族的坚持抗战，就不可能赢得世界各国的尊敬，当然也谈不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正面战场作战记》）
当然了，不单纯是正面战场，抗战的功劳和荣誉应该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4.死守南京
松井石根本来就是以攻取南京为目标的，可是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基本粉碎了他的这一梦想。但是，随着后来战况的急剧变化，让松井又看到了曙光。
他考虑到部队因极度疲劳，不能进行急追，但此时由于中国军已陷入总崩溃的混乱状态，因而改变了想法，认为必须且可能追击到南京。11月22日，他就上报称：“为迅速解决事变，华中方面军须乘当前敌之颓势攻取南京。”
在参谋本部内，作战部长下村定是比较支持松井的，所以在24日的大本营御前会议上解除了作战地区的限制，并指示准许在太湖北方地区以一部进入无锡以西，在太湖南方地区可前进到湖州，但从他的角度考虑，那都是为了多消灭中国军队、消减中国抵抗意志，所以特别规定不得再向以西扩大战区。尽管原则上同意，假如出现意外，并不排除进攻南京的可能。
然而，华中方面军的第一线部队继续跟踪追击中国军队，他们还再三提出追击的报告。参谋次长多田骏作为“不扩大派”，对此仍未同意，毕竟占领南京是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多田认为：“不能扩大战区。即苏州、嘉兴一线已属过分。”在战争指导上，他认为像第一次上海事变那样，如果就此导致停战则最为理想。
于是，下村作战部长给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的电报称：“本部在实施攻取南京之坚定决心下，正稳步进行准备。虽尚未获准，特先奉告。”这明显是一种抚慰。
此时，在未得中央命令前华中方面军显得非常焦急，接到了下村的来电后，才算勉强吃了一颗定心丸，冢田便回电称：“贵电敬悉，今已安心，定将踊跃从事，以符尊意。”（《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