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事实来看，刘晏对于元载一案是不该负有太大责任的，当时他负责审理此案并不出于自愿，但皇帝的旨意谁又能推诿呢？作为主审的大臣，为了保证结果的公正性，刘晏还特意向代宗请旨，希望他能派其他官员和他一起审理元载一案。元载被诛本来就源自政治上的需求，而最后的定罪也是由皇帝的近侍们完成的。所以说刘晏之死所含的冤屈是毋庸置疑的，而杨炎利用职务之便报私仇也是有失君子风范的。
早在杨炎回到长安的时候，就因为当年元载一事在政事堂与刘晏不合且处处为难他。刘晏身处官场多年，又怎会不知杨炎的用意呢？但对于这件事，刘晏或许认为只是杨炎的情感因素在作怪，只要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相信也不会引发太大的事端。结果这次刘晏的想法却发生了偏差，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但杨炎却不是一个诸事不计较、以德报怨的人。
当时的刘晏总领大唐的财政，集度支、租庸、盐铁等职责于一身，可谓是位高权重。虽然手中的权力令人羡慕，但“高处不胜寒”，处在风口浪尖的他就算做得再出色也难免引起他人的议论和指责。这些本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杨炎却将这些议论作为攻击刘晏的依据。
杨炎先是向德宗皇帝上书，认为刘晏所担任的职权过重，难免引起众人的猜测，所以建议皇帝将部分财政大权收归户部所有。从表面来看，杨炎不仅为国家着想，也为刘晏的名誉考虑，根本无可非议。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唐朝的财政状况很不乐观，如果不是刘晏多年运作，情况只会更糟，这一点相信杨炎也是心知肚明的。尽管如此，凭借着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杨炎最终还是成功了。
削弱刘晏的权力，使其不能在政治上与自己抗衡，这是杨炎计划中的第一步。此后，杨炎并没有停止自己复仇的脚步，而是一步步地将刘晏推进了深渊。杨炎深知刘晏在道德品质方面是无懈可击的，于是他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就是制造舆论，称刘晏“图谋不轨”。杨炎在朝堂上公开抨击刘晏，称其参与过代宗当年立韩王李洄的生母独孤氏为皇后的事，并说他与刘忠翼等人合谋，想要某朝篡位。
当时崔佑甫和崔宁等人也在场，对于刘晏的人品，朝臣们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崔佑甫首先站出来为刘晏辩解。崔佑甫说道：“立韩王母妃为后已是前朝旧事，本就毫无根据，况且刘忠翼等人勾结之事也是无实据的，如今陛下已经下旨大赦天下，不应该再追究这些子虚乌有之事。所以这件事臣等还是企望陛下能慎重处理。”而对于崔佑甫的话，本就对杨炎不满的朱泚和崔宁也表示赞同。
眼见局势对刘晏有利，杨炎马上站了出来，他声色俱下，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扬言自己身为宰相，如果不能公正地处理这件事，就是罪该万死。唐德宗本来疑心病就重，见杨炎如此坚持，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瞬时笼罩了全身。没有经过周密的思考，盛怒之下他马上下旨，将刘晏贬为忠州刺史。杨炎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他依旧没有罢手，刘晏离京之后，他又向德宗请旨，希望朝廷派庾准为荆南节度使。
庾准之事表面上和刘晏没有任何关系，但杨炎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是有其深意的，他的最终目的就是置刘晏于死地。庾准本是王缙的门人，也是因为王缙的关系才官而至中书舍人。王缙和元载关系非凡，当年也是因元载一案被诛，再加上他没有什么才华，为世人所讥讽，被贬之后，仕途更是无所望了。德宗即位之后，庾准蒙圣恩官至司农卿，他一直以来和杨炎交往甚密，所以他对刘晏的恨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晏被贬的忠州在荆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接到调令的庾准明白此次是“一雪前耻”的大好机会，所以临行之前，他还特意到杨炎府中拜谒。
杨炎这次联合庾准，利用的还是相同的罪名，那就是咬准刘晏谋反。在封建王朝，谋反是不可饶恕的大罪，刘晏一旦被证明有谋反之实，那被处死就是事实。有了杨炎的支持，庾准上任后不到半年，就向德宗上书，说刘晏准备在忠州起兵谋反。再加上杨炎在朝中的配合和响应，刘晏的谋反之罪就从子虚乌有变成了确有其事。
可能德宗当时太过震惊，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他竟然没有和大臣们商议就派出密使诛杀了刘晏，其后才将此事诏告天下。从杨炎上述的种种行为来看，他对刘晏的报复行为是有计划、有目的，并不是毫无章法一味地复仇。在打击刘晏的同时，他尽可能地将自己置于一个安全的地带，将这一系列的复仇之举完成得如此迅速而又尽量不留痕迹。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杨炎在朝中处处为难刘晏，这事很多朝臣都看在眼里，如今刘晏被冤杀，大家都明白是杨炎从中唆使。所以刘晏因谋反罪被杀的诏书下发之后，朝廷上下都陷入了议论之中。
朝臣们为刘晏打抱不平除了维护正义，还有就是从这次事件中感到了危机，像刘晏这样有功无过的大臣尚且遭受这样的待遇，何况自己呢？对于朝中的议论，杨炎本来没有放在心上，但事情的严重性就在于，一些驻扎在藩镇的节度使也开始因为这件事而惴惴不安，生怕刘晏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例如，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就按捺不住接连上书责问刘晏到底为何被诛杀。
藩镇的压力使得杨炎不得不采取措施，然而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推卸责任，但聪明一世的他此时却糊涂一时，居然将刘晏的死归咎于唐德宗。不仅如此，他还派出自己的心腹到各地去告知节度使称刘晏被杀与自己无关，是唐德宗因代宗当年改立皇后之事记恨刘晏。杨炎这么做无疑是自掘坟墓，这也就注定了他不得善终的悲惨结局了。
虽然这些都是杨炎的秘密行动，但最终还是传到了唐德宗的耳中。当初杨炎力保刘晏有罪，如今面对议论他却如此推卸责任。杨炎的态度和做法令唐德宗怒不可遏，纵使他以往再信任宠爱杨炎也枉然。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唐德宗下令将杨炎贬为崖州司马，崖州地属今天的海南，路途险阻，被贬到此，可见德宗心中对杨炎的恨意了。但悲剧并没有就此终结，等到杨炎离开北京之后，唐德宗的怒气还没有消，随即又下旨将他赐死于半路。正所谓“冤冤相报”，元载的死和刘晏本来关系不大，倘若杨炎当初能够豁达一些，也就不会落此下场了。
削藩不成蚀把米
唐代的藩镇被称为“道”，设置的初衷是形成区别于州县的观察区，以此来保卫中央的安全。藩镇本来是不属于行政范围之内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藩镇长官节度使的权利越来越大，使之成为在州县之上的行政实体。自“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割据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经过了肃宗朝和代宗朝的发展，到了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状况进一步加重，各地的藩王和节度使拥兵自重，势力非常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统治。唐德宗即位之后，一直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为此，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最有力的就是武力削藩。
在唐中后期的藩镇中，以河北道的魏博、成德、幽州三镇的势力最为强大。这三镇的节度使都和当年引发“安史之乱”的安禄山有很深的渊源，例如，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就是安禄山的义子，幽州节度使李怀仙也曾参加过安禄山的叛军。即便如此，为了安抚地方势力，在“安史之乱”后，朝廷不得不将这些人册封为节度使，可见，唐朝到了中后期中央实力是如何地衰微。虽然这种做法存在较大的风险，但幸运的是，自肃宗朝以来，这几个藩镇还相对太平，并没有闹出什么大的争端。
除了河北三镇外，齐鲁之地的淄青镇实力也不容小觑。淄青节度使原本是侯希逸，但后来被他的表弟，高丽人李正己所驱逐。淄青从代宗时期开始就是对抗朝廷的一股强大力量，也是当时朝廷防范的重要对象之一。但奇怪的是，唐德宗即位之后，李正己却表现出和往常不一样的态度。他主动派出使者到都城觐见德宗皇帝，还表示愿意向皇帝进献铜钱三十万缗，以表他和淄青的将士、百姓对新君的敬仰之情。
李正己不合常理的殷勤自然引起了唐德宗和朝中大臣们的怀疑，宰相崔佑甫首先站出来表示绝对不能接受李正己进献的钱财。在崔佑甫看来，李正己只不过是想借此机会试试新登基的皇帝对藩镇的态度，可以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唐德宗虽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又害怕拒绝会惹怒李正己而引发事端。最后还是崔佑甫打破了这个尴尬，他建议德宗将这三十万缗铜钱赏赐给淄青的将士，这样不仅不会拂了李正己的面子，还维护了皇帝在百姓心中的仁君形象。
对李正己事件的处理展现了崔佑甫出色的处事能力，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唐德宗还在积攒实力，这么做只不过是暂时的妥协，为以后的削藩做完全的准备。除了想尽办法安抚各地的节度使外，唐德宗还做了一件事，那便是解除了大将郭子仪和崔宁的兵权，其后又平息了一些小的叛乱，稳定了西北地区的局面。准备得差不多之后，唐德宗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实施他心中酝酿已久的削藩大计。在他的计划中，首先要除去的就是为患已久的河北三镇。不久之后，改革的机会便适时地到来了。
按照朝廷以往的规定，各地的藩镇由节度使控制，节度使不仅拥有强大的地方管理权，还拥有大量的土地。节度使死后，他们的子嗣有权继承他们的职位和土地以及其他一切特权。之所以当初有这样的规定，也许是为了安抚各地的节度使，使他们为朝廷效力并有所依靠，避免引发争端和叛乱。但随着藩镇势力的扩大，这样的制度便引发了许多弊端。
首先，这些节度使的职位代代相传，就使得家族势力在地方生根发芽，很多地方的百姓只知有藩镇，不知有朝廷。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节度使就不像原来那样听从朝廷的号令，而是自成一家，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削弱。
其次，原本从中央派到各地的节度使都是经过朝廷甚至是皇帝亲自挑选的，对于地方的管理和统治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批节度使陆续死去，他们的后代却并非各个儿都继承了祖上的才能，其中也不乏碌碌无为者，这就违背了当时朝廷选派节度使驻扎地方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