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拐点
唐德宗李适逝世后，其长子李诵继位。唐顺宗李诵胸怀大志，众多有识之士环绕左右。在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努力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永贞革新”登上了历史舞台。眼看东宫众人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效，唐顺宗的病情却越发严重，今后，唐朝的命运会何去何从？
即使瘫痪也不能阻挡登基的脚步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薨逝，享年64岁。死后葬于崇陵，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唐德宗在位共26年，是唐朝历史上在位时间较长的皇帝之一。
综观唐德宗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位充满了悲剧色彩的皇帝，他的前半生为了改革而励精图治，唯一的理想便是在位期间能使唐朝恢复以往的盛世气象。这位果敢的皇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不幸的是都收效甚微。
“安史之乱”后，唐朝在各方面的积重难返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更是历史发展的局限，也是人力不可能轻易变更的。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处在时代洪流中的唐德宗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纵使他明白也无法改变现实。政治上的挫折使得这位雄心壮志的皇帝逐渐变得力不从心，于是他的锐意改革之心也在晚年消失殆尽。晚年的他宠幸宦官，好敛钱财，所以得到的评价不过是“失败”二字。可以说，德宗时期的改革失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这个时代的悲剧。
唐德宗死后，皇长子李诵即位。据史料记载，唐德宗共有十一个儿子，其中舒王李谊和文敬太子李并非唐德宗所生，所以实际上德宗共有九个儿子。
舒王李谊本是郑王李邈的儿子，也是唐代宗的孙子。郑王去世得早，所以李谊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德宗看李谊孤苦，就将他收做自己的儿子，因为当时德宗还没有子嗣，所以李谊在名义上就是长子。
至于文敬太子李则是李诵的儿子，从血缘关系上来说是德宗的孙子。但因德宗钟爱于他，所以也当作自己的儿子。除了李谊和李外，在剩下的九个儿子中，宣王李诵为其长子，生于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正月。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六月，李诵被册封为宣王，德宗登基后的一年内他又以长子的身份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大唐的储君。
本来皇长子继承皇位时完全符合“嫡长制”的继承传统，但唐顺宗这个皇位却来之不易。因为父亲唐德宗在位时间较长，所以李诵前前后后共做了二十六年的太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他被册封时只有十九岁，到了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即位时，顺宗已经44岁了，这在历朝历代即位的新君中也算得上一个特例了。
在史书的记载中，顺宗李诵是个“慈孝宽大，仁而善断”之人。他在当太子的时候爱好学习各种技能，对书法尤为钟爱，写得一手好字。每当唐德宗赐予臣下诗作时，几乎都是让太子执笔的。李诵不仅精通文墨，更为可贵的是，他武艺出众且勇气过人，当年的奉天保卫战就有他的一份功劳。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长安爆发了“泾师之变”，唐德宗仓皇地向奉天逃窜，负责断后的就是太子李诵。
后来奉天告急，也是他身先士卒，率领将士们守城抗敌。就在奉天即将失陷之时，李诵亲自到城门上督战，还为受伤的士兵包扎伤口。因为李诵的努力，军心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将士们无不奋勇抵抗，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李诵在其26年的太子生涯中最为可贵的就是为人不张扬，事事小心谨慎。但纵使他再小心，皇位这个巨大的诱惑还是使很多人想尽办法来陷害他，目的就是取而代之。在这些事件中，尤以发生在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八月的郜国大长公主之狱影响最大。
郜国公主是唐肃宗的女儿，所嫁的驸马名叫裴徽，因为裴徽早死，后又嫁给萧升。郜国公主与萧升有一个女儿，因为和李诵年纪相当，就亲上加亲，许给李诵做了太子妃。因为是当朝公主，又是太子的岳母，郜国公主经常无所顾忌地出入东宫，并和当时的太子詹事李昪等人交往甚密。驸马萧升去世得早，郜国公主两度丧夫，心情十分沮丧。可能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居然和彭州司马李万等人私通。这的确是皇室的一大丑闻，但就是有一些小人无端生事，将这件事情和皇太子牵扯上。
晚年的德宗对宦官极其宠信，但太子却十分看不惯这些仗着权势嚣张跋扈的宦官，对他们从来没有好脸色。这些宦官在宫中多年，深知皇室的规矩，现在太子这般厌恶他们，等到他继承了皇位，他们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为了保证自己的未来，这些宦官秘密商议想让德宗另立储君。正当他们苦于没有借口的时候，却发生了郜国公主之事。这些人不但向皇帝告发了郜国公主的“淫乱”，还称她在宫中行“巫蛊之术”。“巫蛊”在皇室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历朝历代宫廷之人只要沾上了“巫蛊”的嫌疑，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德宗听闻这件事之后大为震惊，马上召太子前来问话。李诵自然知道父亲召他前来所为何事，为了洗刷自己的冤屈，他主动请求废除自己的太子妃萧氏。这件事虽然是子虚乌有，但却使得德宗父子之间产生了隔阂，自此之后，德宗便动了废除太子，改立舒王为嗣的念头。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德宗便召来宰相李泌前来商议。
李泌是三朝元老，在德宗面前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听了德宗想改立子嗣的想法后，李泌坚持认为此事不妥。不仅如此，他还举了太子废立所引发祸端的例子来劝谏皇帝，最终使德宗打消了这个念头。经历了郜国公主一事之后，李诵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之前他还敢于表达自己的政见，但此后都不敢顶撞父亲。
和其他皇子不一样，李诵到了德宗后期便患有严重的疾病，身体状况一直很不好，根本不能承担繁重的政务。据《旧唐书·顺宗本纪》记载，唐德宗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就患上了中风，后来甚至到了不能说话，不能行走的地步。
当德宗病危的时候，诸位皇子都在父亲身边侍奉汤药，唯独太子李诵因为身体有病不能前来。而德宗在临死之前因为想见太子而不得见，涕咽久之。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皇帝去世时太子不在身边，所以朝中就皇位的继承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争执。关于此时的帝位之争，《资治通鉴》中有如下记载：
“(正月)癸巳，德宗崩；苍猝召翰林学士郑纲、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宦官或曰：‘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众莫敢对。次公遽言曰：‘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不然，必大乱。’纲等从而和之，议始定。次公，河东人也。太子知人情忧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粗安。”
可见，当时反对李诵，拥立广陵王李纯的应该就是以刘贞亮为首的宦官集团。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住自身的利益。
李诵此时虽然卧病在床，但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他拖着病体召见了禁军的首领们。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二十四日，朝廷公布了立太子李诵为新君的遗诏。
两天之后，李诵在太极殿即位，改元永贞，是为唐顺宗。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还有很多将士怀疑即位的人到底是不是太子，等到他们目睹唐顺宗登上皇位时，才喜极而泣地说道：“那真是太子！”从这些将士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李诵在当时还是颇得人心的，只是因为他身患疾病，在即位的关键时刻没能出现在公众面前，从而造成了恐慌，也给了宦官们一个可乘之机。好在顺宗终于继承了皇位，那么，朝廷上下的疑虑就自然而然地消除了。
李诵如何即位
和父亲唐德宗一样，唐顺宗李诵也是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皇帝。正是因为此，年轻时的他就下定决心有朝一日做一个圣贤的君主，成就一番大事业，为天下苍生造福。因为太子宅心仁厚且胸怀大志，所以在他还是太子之时身边就集结很多有识之士。这些东宫官员时常和李诵探讨国家大事，是李诵在政治上不可或缺的支柱。而在众多的东宫官员中，尤以王叔文最得李诵信任，可以称得上东宫集团的核心人物。
“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时贤，驰声溢四塞”，出于对朝政和民间疾苦的关心，同时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德宗时期，大批南方的有识之士跋涉到长安，而王叔文就是其中之一。
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人，因为棋艺精湛而被德宗皇帝选中，担任东宫待诏一职。王叔文虽然因棋艺发迹，但最为擅长的还是为政之道。自进入东宫的那一天开始，王叔文就忠心不二地陪伴在李诵的身边，为李诵出谋划策。李诵的太子之位在德宗末年之所以能够保全，主要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前文所提到的宰相李泌，另一个就是王叔文。
太子宫坐落在宫城以东，所以通常被称为“东宫”，是皇太子生活的起居之所。按照封建王朝的传统，皇帝一般都会给储君配备一些官员，这些人负责教导和帮扶太子，使之熟悉政治并加强其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为日后成为一国之君做充足的准备。
众所周知，皇帝和太子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他们虽为父子，但又是君臣。皇帝一方面希望自己的接班人能够在各个方面超越他，成为令世人敬仰的君主；另一方面又害怕储君功高盖主，借机篡夺皇位。正是因为这微妙的关系和地位，历朝历代的东宫都是个多事之地，在这里不知上演过多少父子、兄弟相残的惨剧。所以，不论是东宫的官员还是皇太子处事都需万分小心，避免招致杀身之祸。
唐顺宗李诵26年的太子生涯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部分，其断点就是“郜国公主之乱”。从他的表现和处事态度来看，之前的李诵在政治上还是较为主动的，遇事也敢于向君主进谏，因而得到了韩愈“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的评价。例如，当年唐德宗十分宠信裴延龄和韦渠牟，想任用他们为相。但李诵早就听说这两个人没有什么才华且在外声誉不佳，所以便找准机会力劝唐德宗。正是因为李诵的极力劝阻，裴、韦二人一直没有得到重用。
又有一次，唐德宗在鱼藻宫大摆筵席，命宫女们在彩船上戏水游玩，齐唱船歌，又名乐官大奏乐曲，好不热闹。唐德宗十分欢乐，兴致勃勃地问一旁的太子：“几天宴会如何啊？”李诵没有多言，只是说了一句“好乐无荒”。这句话语出《诗经》，意为劝谏人不要沉湎于享乐。
李诵的所作所为虽然得到众人的称赞，但身为师傅的王叔文却颇为担心，如果太子锋芒过露，一定会引起小人的嫉恨。再加上唐德宗到了晚年猜忌心很重，对太子并没有之前那么信任，更有不少人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所以眼下最为要紧的是“韬光养晦”，用低调的态度来保住自己的地位。王叔文虽然想到了这一点，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来劝说太子。也是机缘巧合，因为当时宦官们引发的宫市弊政，李诵才明白了王叔文的一片良苦用心。
唐德宗晚年好敛钱财，所以大量地任用宦官。这些宦官打着皇上的旗号贪污腐化，流毒甚广，造成了当时着名的“宫市之弊”。因为宦官们深得皇帝的信任，所以御史和谏官们大多敢怒不敢言。这天，李诵和东宫官员们谈到此事，可谓是群情激奋。
李诵见众人虽然义愤填膺，但却惧怕威势不敢进谏，便有意担起责任，请求德宗革除这一弊端。众人见太子如此为国为民着想，纷纷称赞他贤德，只有王叔文一人坐在旁边默默不语。等到众人都散去之后，李诵特意将王叔文留下，询问他刚才为何一言不发。
王叔文对李诵说道：“微臣蒙太子信任，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请问太子，身为国之储君应当以什么为重呢？”李诵不解其意，王叔文又接着说：“太子侍奉皇上关心的应该是皇上的饮食起居，他事又何必过问呢？如今陛下在位已久，倘若有小人从中挑唆，怀疑太子以此来收买人心，您又如何向皇上解释呢？”
听了王叔文的一番话，李诵恍然大悟。之前“郜国公主”一事就是因为他得罪了宦官，如果这次再出面建议罢黜宫市，就等于公开和宦官宣战了。想到这里，李诵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对王叔文说：“如果不是先生提醒，我怎会知道这件事，险些铸成大错啊！”
自此之后，李诵就奉行王叔文所教导的“韬光养晦”之术，在东宫闭门修养，尽量不参与政事，以免给人留下把柄。也是因为这件事，李诵对王叔文越发地敬重，将他视为心腹，事无巨细都与他商议。为了报答太子对自己的信任，王叔文为其详细地分析了朝中的势力发展，并建议他即位之后对朝政进行一番新的改革。
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后，王叔文便开始了实际行动，确切地说，就是为太子网罗人才，为将来做准备。王叔文暗中结交了大批在当时大有前途的人士，并经常向李诵推荐何人可以为相，何人可以为将。不仅如此，他还有意结交了许多军事将领，希望这些人能在关键时刻力保太子。
在王叔文的努力下，李诵身边很快集结了许多德才兼备之人，陆淳、吕温、李景俭、韩哗、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等人都在其中。这些人多是年轻的文人，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官职不高，所以并不引人注目。他们以“二王”（王叔文和王伾）为核心，经常在一起讨论时政，结成了生死之交，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