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众多君主中，唐宪宗是颇具特点的一位。他结束了唐朝“安史之乱”后四分五裂的局面，将分散在各藩镇的权力收回中央，被称作“中兴之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却在晚年陷入迷信的深渊，并开始大量服用丹药以求长生不老。当他奄奄一息时，皇宫禁苑的风波才刚刚开始……
第三天子
唐顺宗的时代过去，迎来了属于唐宪宗的时代。据《旧唐书·顺宗诸子传》的记载，唐顺宗有二十三个儿子，而在《新唐书》中，这个数字就变成了二十七个。无论如何，顺宗是个子嗣颇丰的皇帝，唐代历史上除了玄宗有三十子外，无人可以和他比肩了。宪宗原名李淳，后改为李纯，是唐顺宗的长子，出生于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二月，生母是庄宪皇后王氏。
关于宪宗的生母，说起来颇为奇特。她本是在代宗时期以良家子的身份被选入宫中的，当时是唐代宗的才人。王氏进宫的时候年龄很小，据记载只有13岁。唐代宗十分怜悯她小小年纪就进入皇宫，于是做主把他赐给了自己的儿子李适，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王氏在李适的府邸先是孺人，后被封为太子良娣，在顺宗18岁的时候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李纯。由于唐顺宗在位时间很短，所以他的后宫嫔妃们都还未来得及册封。王氏这个庄宪皇后的名分应该也是顺宗退位，宪宗登基之后追封的。
唐宪宗自幼聪慧过人，加之又是皇长孙，所以深得祖父唐德宗的喜爱。他六七岁的时候，德宗将他抱在膝上玩耍，问他道；“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中呢？”年幼的宪宗答道：“我是第三天子。”如此巧妙的回答居然出于一个幼童之口，自此之后，德宗对这个孩子更加看重。从这个故事中不仅可以看到宪宗自幼就表现出来的聪颖，也可以看出，在他心中，日后皇位毫无疑问就由他来继承。
但宪宗幼年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虽然按照“嫡长制”的继承原则，身为长子的他毫无疑问有着绝对的优势。但宫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事之地，在过去的历史中，又有多少长子最终能够顺顺利利地继承皇位呢？李纯虽然身为皇长子，但在父亲登上皇位之后并没有被册封，所以在“永贞革新”那段时间，他的内心始终是十分忐忑的。因为俱文珍策划宦官们和王叔文集团的斗争，使得李纯被宦官们推上了太子之位，其后又登上了皇位。唐宪宗的皇位得益于宦官，而最后也是死在宦官的手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历经坎坷的李纯终于顺利地登上了皇位，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位皇帝，是为唐宪宗。他将年号改为“贞元”，一年后又改为“元和”。这一年，宪宗李纯只有27岁，年华正好，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
刚登基的唐宪宗马上开始制裁顺宗时期推行革新运动的王叔文集团，唐宪宗这么做表面上是为了打击当年阻碍他顺利当上太子的王叔文等人，从而给支持他的势力一个交代。确实，因为王叔文等人，他当储君的那几个月里心情是十分煎熬的。但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宪宗迫不及待地处理“二王八司马”事件根本原因是他想迅速地将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从王叔文集团的手中夺回。毕竟，作为一个刚登基的皇帝，为自身的统治积累力量是十分重要的。
幼年时的唐宪宗亲身经历了其祖父唐德宗和父亲唐顺宗时期藩镇给朝廷所带来的战乱之苦，所以自他懂事以来，就下决心解决这个危害国家多年的大问题。如今他已经登上了皇位，成了这个帝国的主宰，他理应放眼天下，重振大唐失去已久的威望，这也是先帝们的遗愿。
虽然解决藩镇问题成了唐宪宗登基后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但他很清楚地知道，想要将天下藩镇的大权都重新收归朝廷所有，那么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开始大战，如果财力、物力跟不上，那一切都是空谈。鉴于此，他在处理藩镇问题之前着手处理国家运作的核心——财政问题。
唐宪宗首先将宫中的剩余资财悉数转入左藏库，左藏库是国家的正库，这样一来，这些皇帝私有的财产就转为公有。这些钱财不做他用，是防备不时之需的，由国家统一管理。紧接着，他又下旨任命李巽为盐铁转运使，掌管江淮财物的整顿。李巽是当时的名臣杜佑所推荐，在财政方面很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识。李巽上任之后“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整顿的效果十分显着。《资治通鉴》称赞他说：“自刘晏之后，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几乎可以与德宗时期的财政名臣刘晏比肩。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在宰相裴垍的建议下，唐宪宗下旨改革赋税制度。唐宪宗之所以要改变原有的赋税制度，其中是有着深刻原因的，目的无非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使中央的实力不断加强。在元和初期，各地的地方税收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分别是上供、送使和留州。意思就是说地方的财政收入除了要上交国库和留出自己使用之外，还要留出一部分作为送使钱物，而这一部分往往是不必要的。
宪宗改革之后，“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三部分并为两部分，原来的送使钱物则归入了国库。不仅如此，新的政策还规定，各地的政府所需费用从当地使府所在州的税收中支取，如果不足用可以征收其他州县的赋税。这样一来，不仅削弱了地方的财政实力，也使得国库日渐充盈起来。
自古以来，无论哪个朝代哪位皇帝想要增强国家的财政实力，途径无非两条，一是开源，二是节流。唐宪宗做到了“开源”，如果同时做到“节流”，他改革财政的收效就会成倍增长。和历史上许多初登宝座的君主一样，唐宪宗首先罢黜四方进贡，给百姓们减轻负担，使他们专心于农业生产。
他还向当时的宰相李藩寻求过这方面的意见，和他探讨节俭和足用的关系。李藩向宪宗皇帝进言道：“自古以来足用无不来源于节俭。倘使君主不以珠玉为贵，一心一意地对百姓劝课农桑，那么那些所谓的‘奇技淫巧’就没有作用了。”唐宪宗若有所思，李藩接着说道：“如果天下百姓富足了，天子怎么会不富足呢？反之，如果百姓们尚食不果腹，君主想要富足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李藩的看法，唐宪宗表示十分赞同。他说道：“勤俭节约之事是朕诚心诚意想追求的，而天下贫富的关系与你所说的也丝毫不差。所以我们应当上下齐心，方能保住此道。”正是因为明白这个道理，唐宪宗在元和初期就多次拒绝了地方进献给他的歌舞乐伎，理由是这些人会消耗巨额的财富，不能为了他一己之乐而使国家“剥肤槌髓”。
虽然唐宪宗致力于做一个勤俭节约的好君主，也曾下旨罢黜过四方进贡，但各地的官员照旧将各种奇珍异宝送入皇宫。对于这些珍宝，唐宪宗也几乎照单全收，但有时迫于舆论的压力，就将所受的这些财务转交到度支库，受国家财政的统一支配。例如，在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和浙东观察使阎济美按照惯例来到长安述职。但他们这次来除了公事之外，还进贡给皇帝一批珍宝。
按照皇帝之前所颁布的诏令，柳晟和阎济美违反了规定，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但对于他们这次所带来的财物，唐宪宗不但从容不迫地收下了，还赦免了他们的违例进贡之罪。御史中丞卢坦看不下去，便上书弹劾他们，希望朝廷能够给他们应有的惩处。
唐宪宗对此事却回复说，他已经下旨赦免了他们的罪，君无戏言，如果按照卢坦的说法，那就会失信于天下臣民。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皇帝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如果是一般的臣子就会到此为止，但这个卢坦偏偏执拗得很，他认为错的事情就一定要辩个清楚，就算对方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能例外。
卢坦认为，当初唐宪宗为了天下百姓下旨罢黜四方进贡这是“大信”，而这次收取供奉本来就违反了当初的诺言，而且赦免柳晟和阎济美只是“小信”，不能因小失大。面对执拗的御史，唐宪宗也毫无办法。无奈之下，他只好将这批财物交归国库。
自此之后，凡有反对他收取进贡之物的，他便将所收取的财物交到国库，并没有按照之前说的拒绝纳贡。所以说，事情总是知易行难，唐宪宗虽然是个君主，但却无法抵制钱财的诱惑，以致背弃了当初所作出的承诺。正是因为皇帝这种做法，所以在元和年间，各地的供奉还是源源不断地送入长安。而当地的官员为了收集各式奇珍异宝来讨好主上，也加紧盘剥任下的百姓。
虽然唐宪宗收取供奉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但人无完人，作为一个君王，这些财物对于他来说也许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给他带来“高高在上”的心理慰藉。但从事实来看，唐宪宗在元和初期所推行的一些措施确实有利于恢复经济和积累国家资产。当国力慢慢充实起来时，唐宪宗埋藏在心中多年的理想蠢蠢欲动，一场巨大的改变即将在元和年间拉开帷幕。
西川烽火谁平定
唐宪宗在元和初期所做的一切，目的就是将分散在各藩镇的权力重新收回中央所有。唐宪宗未登基之前虽然憎恨王叔文集团，对他们的改革也不屑一顾。但从他登基之后的实际行动来看，他并非完全否决王叔文等人当年的革新措施，尤其是在裁抑藩镇方面，唐宪宗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效。
当万事俱备时，宪宗朝与藩镇之间的斗争就要拉开帷幕，而唐宪宗的目光首先落到一个叫西川的藩镇身上。西川原来的节度使叫韦皋，就是那个曾经向王叔文请求拓宽属地结果被严词拒绝的人。韦皋任节度使之时，西川尚能听命于朝廷。但唐宪宗登基后不久，韦皋突然暴毙而亡。
韦皋死得很不寻常，关于他的死，历史上的猜测颇多。韦皋是在宪宗刚刚当上太子时第一个向朝廷上表请求太子监国的，但却在新帝登基后突然死亡，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背后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更为蹊跷的是，当年韦皋上表之时，河东节度使严绶和荆南节度使裴均都先后向朝廷递上了内容和韦皋差不多的表章。再加上当时敦煌壁画《胡商遇盗图》中透露出的线索，不少人都认为是当时掌握大权的大宦官为了逼迫唐顺宗退位而指使这些节度使上表，事成之后便将这些知情者杀死灭口，而韦皋就是其中之一。
且不说韦皋因何而死，但因为他的突然死亡，引发了一场对当时而言影响颇大的叛乱。事情的起因是韦皋的节度副使刘辟在其死后没有申报朝廷批准就擅自为韦皋留后，事后才上了一封奏疏向朝廷报告此事。
虽然自唐朝建立藩镇以来就有节度使死后由其后代继承的传统，但刘辟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的确有失体统。刘辟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唐中后期藩镇的势力增加之后不把中央的政令放在眼里，而这种做法也使各藩镇之间产生了默契。不仅如此，刘辟又怂恿自己的部下联名向朝廷上书，希望朝廷能将他封为新一任的西川节度使。
对于刘辟的要求，唐宪宗当然不会答应，于是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十月，唐宪宗下令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至于刘辟则被调入长安任给事中。从地方到中央对官员来说本来是无上的光荣，但刘辟接到调任的诏书之后居然拒不奉召，不肯入京。由于此时的唐宪宗刚刚登基，地位还不稳定，他虽然不想答应刘辟的请求，却不想因为此事引起更多争端。于是在十二月，他下旨封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和知节度事，暂时主理西川的事务。
唐宪宗这种做法令许多朝臣不解，当时的右谏议大夫韦丹就认为这种“姑息养奸”的做法只会留下后患，没有任何好处。他对唐宪宗说：“如今一旦赦免了刘辟的罪行，其他藩镇一定会效仿他的这种做法。到时候朝廷只剩下东、西二京，谁还会听从朝廷的指令呢？”
唐宪宗也明白如此不是长久之计，但削藩的时机还未成熟，只有卧薪尝胆，日后方能成就大事。但从此事中，唐宪宗也看到了韦丹等大臣对藩镇问题的态度。于是，唐宪宗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用东川的势力暂时压制刘辟，并着手准备讨伐西川的事宜。
唐宪宗这么做已经是仁至义尽，但不知好歹的刘辟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刘辟再一次向朝廷上书，希望他能够兼领包括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在内的“三川之地”，这也是韦皋当年想在王叔文那里求而不得的东西。此时东川节度使韦丹还未上任，刘辟就提出如此无礼的要求。
唐宪宗听闻之后大怒，马上严词拒绝了他。朝廷的态度发生了如此改变，刘辟一时难以适应。可能他认为是西川方面给中央的压力不够大，所以他马上将西川的兵马召集起来，随后就围攻了东川节度使驻扎的梓州，并将原东川节度使李康囚禁起来，想再一次来个先斩后奏。此时，距离唐宪宗即位只有三个月。
令刘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个月的时间已经让新皇帝的地位日渐稳固，此时的唐宪宗根本不再买他的账。在唐宪宗看来，刘辟之前就贪婪无度，如今竟敢起兵造反，完全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自己当然要还以颜色。而对付这种无耻小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武力消灭他们。就在唐宪宗决定出兵讨伐西川的时候，又有许多臣子站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