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抒情小诗在朝廷之上引发了一场议论，不少人认为刘禹锡对当年被贬一事怀恨在心，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唐宪宗听闻又勾起了他当年对新法党的憎恨，盛怒之下的他不分青红皂白就下旨将刘禹锡贬职，驱逐长安。刘禹锡当年因文章声名鹊起，如今又因文章被贬他乡，当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无奈之下，刘禹锡只得默默地收拾好行装，离开长安，奔向偏远的播州。
曾经历过十年郎州之苦的刘禹锡心境此时平和了不少，所以对于这次的贬职他也没有太大的抵触，但唯一让他牵挂和不舍的就是自己年过八旬的老母亲。刘禹锡的家庭状况朝中很多大臣都是心知肚明的，当时的宰相裴度看不下去，就主动替他求情。
裴度对唐宗说：“刘禹锡好不容易回到长安，如今又因一首诗将他发配到这苦远之地，他的母亲年纪已大，不能随他而去。这样一来，母子分离，不是违背了陛下您所提倡的孝道吗？”裴度的本意是想用孝道来打动唐宪宗，然而宪宗马上反驳道：“为人子女者，本就应该替父母考虑。刘禹锡处事如此不谨慎，实在是咎由自取。”
宪宗虽然口上这么说，但事后一想觉得裴度的话也不无道理。再加上此时被贬柳州的柳宗元竟上书主动要求替换刘禹锡，宁愿自己前往播州。唐宪宗被他们之间的友谊所感动，最终将刘禹锡贬到环境较好的连州做刺史，这一贬又是十年。
十年间，刘禹锡几经辗转，直到唐文宗即位之时，他才被赦免，重新回到了长安。在裴度的引荐下，刘禹锡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担任过集贤殿学士和礼部郎中等职。裴度罢相后，刘禹锡失去了保护，被排挤到苏州做了几年刺史，之后又回到长安做了当时太子的宾客。
综观刘禹锡的一生，基本上可以用“坎坷”两个字来形容，但命运如此跌宕的刘禹锡却以一种不同的姿态在唐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的才华为人景仰和赞叹，诗作中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佳句一直流传至今。
柳宗元的苦闷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解州人，世称柳河东，是唐代着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而作为“唐宋八大家”中仅有的两位唐代文学家之一，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所作诗文更是得到了“精裁密致，灿若珠贝”的高度评价。他在被贬永州之后所作的一首《江雪》，就足以令世人肯定他在唐代文学史上的价值。
说起柳宗元，也是出于官宦之家，身世也算显赫。《旧唐书·柳宗元传》记载其是“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奭，高宗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据考证，河东柳氏是关中六郡姓之一，柳宗元的曾伯祖是唐高宗时期的宰相，父亲也曾做过太常博士和侍御史。在明代着名剧作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中，男主人公柳梦梅就自称为唐朝柳宗元之后，唱词中也有“河东旧族，柳氏名门最”之语，可见，柳宗元的出身在当时还是较为显赫的。
柳宗元自幼聪敏过人，表现出了和同龄人大不相同的才华。他擅长作诗撰文，下笔时可谓是文思泉涌，倚马千言。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是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进士，其后也参加了当年举行的博学宏辞科，被授予校书郎一职。因为文才出众且又同朝为官，加之二人的关系密切，友情甚笃，所以后世人经常将柳宗元和刘禹锡并称，这也算是当时政坛和文坛的一段佳话吧。
柳宗元和王叔文的结识比刘禹锡早，大约是在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也就是柳宗元中进士的三年后。但早在两年前，柳宗元就从凌准的口中听说了大名鼎鼎的王叔文。凌准当时在宁节度使张献甫的募下任职，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柳宗元回乡省亲，与凌准一见如故，详谈甚欢。
凌准早就认识了此时还在东宫的王叔文，并且交情颇深，所以和柳宗元交谈时便不由自主地多次提到了王叔文的名字。柳宗元虽然也知道王叔文，但此时在他心中，王叔文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东宫侍臣，除了棋艺颇为人称道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席上听凌准如此赞扬王叔文，柳宗元大惑不解。
在柳宗元的垂问下，凌准便对他说道：“今日你我一见如故，说话也不必遮遮掩掩。弟与王公也是相交日久，据我看来，王公此人大不寻常。”听凌准如此说，柳宗元更加好奇了。凌准接着说道：“王公乃是北海王猛之后。王猛此人少时贫贱，但却与苻氏一见如故。他所实行的兴废之策，对于苻氏来说可谓是玄德之遇孔明啊！”听凌准如此一说，柳宗元便明白了八九分。
这王猛乃是苻秦英雄，他在位时“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拨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仕，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虽然出身微贱，但是后来却成了苻秦的尚书。在他的匡扶之下，苻秦终于成就一番事业，所以在古人的心中，王猛对于秦的意义几乎可以和孔明辅佐属国的意义相当了。对于这样一位英雄人物，柳宗元也是十分佩服的。
要知道，古之为臣子之人，最大的理想不过是帮扶主上成就千秋伟业，自己也可以青史留名，而孔明和王猛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心中的榜样。其实王叔文出身寒微，这是很多人都知晓的事，他也许并不真是王猛的后人。但他敢自称王猛之后，稍有心的人都会明白，他虽然只是个东宫侍臣，但心中的理想和当年的王猛是一样的。
柳宗元想到此，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戚戚然之感，王猛当年所创造的文治武功又何尝不是自己毕生的理想呢？自此之后，王叔文在他心中的地位大大提升，虽不相识，却几乎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
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已经为官三年的柳宗元回到了长安，准备参加吏部的官员考核。柳宗元在长安的这段时间里，经好友吕温的介绍，柳宗元终于见到了闻名已久的王叔文。二人虽然交谈未深，但对于彼此都是心下暗服。转眼到了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柳宗元被吏部录用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又一次回到了长安。这一次，柳宗元和王叔文的关系加深了一些，同时也结识了王叔文的另一位朋友——李景俭。
到了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柳宗元任满“集贤殿书院正字”一职，被调任为京兆府蓝田县尉。而对于刘禹锡和王叔文的结识，柳宗元也出力不少。从时间上来看，他认识王叔文比刘禹锡要早，其后他便经常在刘禹锡面前称赞王叔文的才华。和刘禹锡一样，柳宗元一开始供职的地方也是御史台，他比刘禹锡小一岁，所以进入御史台时是33岁，也是个年轻气盛的中年官员。
当时御史台的监察御史有两个等级，分别是“监察御史”和“监察御史里行”。“里行”为见习之意，所以较正式的御史有所差距。因为御史们以讽谏为己任，无所畏惧，所以当时朝中都称“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里行”为“开口椒”，喻其出言狠毒，不给人留余地。虽然都是御史台的官员，但刘禹锡却是“监察御史”，而柳宗元不过是“监察御史里行”，可见，柳宗元在当时的资历和声望是不及刘禹锡的。
当时东宫的太子集团有意识地结为一个团体，也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进入御史台之时。这些人中除了刘、柳之外，还有韩湟之侄韩晔、刘禹锡的表兄韩泰、当时大名鼎鼎的陆质。
作为“永贞革新”的主要成员之一，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人一样，在改革失败后也被贬斥他乡。柳宗元被贬之地是永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零陵。永州也是个山险水恶之处，柳宗元着名的《永州八记》就是写于此。
永州地处群山之中，到处弥漫着瘴气，环境和刘禹锡被贬黜的郎州一样险恶。处于无奈状态的柳宗元和在郎州的刘禹锡一样，只得寄情于山水和诗歌。但和心境豁达，积极融入当地百姓生活的刘禹锡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柳宗元一直怀着一种极度郁闷的心情。而他的这种郁结的情绪也在他的文辞中表露无遗，所以柳宗元此时的诗作中颇有一种寥落忧愁之感，着名的《江雪》就是一例。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好友刘禹锡被召回长安，柳宗元却从永州迁到了柳州，所以柳宗元在历史上也被称为“柳柳州”。身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虽然境遇不佳，但他却凭着自己的能力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在当时柳州的百姓中间有一种陋习，就是借债必须以自己的儿女来抵押，如果偿还不起债务，儿女就成为债主的奴隶。就是因为这样不成文的规定，使得当地许多穷苦百姓家庭破裂，妻离子散。柳宗元不仅花费很多精力革除这一陋习，还拿出自己的钱财为奴婢们赎了身。
柳宗元最后怀着一腔苦闷终老于柳州，死时只有47岁，留下了两个年仅三四岁的儿子。柳宗元死后，当地百姓因为怀念他在罗池修了一座寺庙，他的好友韩愈还为他撰写了碑文。
柳宗元虽然在政治上颇受挫折，自“永贞革新”后一直郁郁不得志，但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成了着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早年的他推崇西汉的《诗骚》，所作文章无论是从构思还是字句来看都充满了古意。因为对古文的喜好和推崇，后来他又积极投入到当时的“古文运动”中去，和另一大文豪韩愈并称“韩柳”。他的文章简洁严谨，矫健峭拔，现实主义风格很浓，其中最为着名的有《永州八记》和《捕蛇者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