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宫集团中，较为有名的除了王叔文和王伾外，就要数刘禹锡和柳宗元了。这二人在文坛上颇负盛名，在政治上也是顺宗朝不可忽视的人物。关于刘禹锡和柳宗元将在后文中详细叙述，在此要了解东宫集团的另一重要人物——韦执谊。
韦执谊是德宗时的翰林学士，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幼聪敏过人。年纪轻轻的他因为才华横溢而深受唐德宗的喜爱。唐德宗喜欢诗歌，韦执谊便常常陪侍左右，与之唱和。韦执谊在德宗后期的地位是较高的，作为皇帝的亲信，他可以自由地出入皇宫。一次，恰逢德宗的寿辰，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官僚贵族都要向皇帝进献贺礼，而作为皇太子的李诵当然也不例外。李诵自青年时期就喜好佛教且颇有建树，而这次他进献给父皇的礼物便是一尊佛像。收到佛像的唐德宗很是高兴，马上命韦执谊为之作了一篇赞词。
这篇赞词文辞优美，德宗于是下旨皇太子赐缣帛给韦执谊表示谢意。按照惯例，接受答谢的韦执谊来到东宫谢恩。韦执谊虽然是德宗的宠臣，但却和裴、韦二人不同，很受太子的倚重。趁此机会，李诵郑重其事地对韦执谊说：“学士你对王叔文熟悉吗？他的确是个有才之人啊！”而对于韦执谊，王叔文也耳闻已久，二人相见恨晚，自此关系日益密切。作为东宫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韦执谊后来也官至宰相。
除了拥有韦执谊这样的天子近臣，东宫还结交了宫中的宦官李忠言。这些人在李诵最困难时陪伴和扶持着他，如果没有他们，在德宗病重的那段时间里，身患重病的李诵可能就与皇位失之交臂了。
李诵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九月患上了严重的风疾，面容扭曲，口不能言。不久之后，唐德宗也因年老多病而卧床不起。因为两宫都身患重病，不能互通消息，朝中也因此产生了恐慌。就在德宗生病的这段时间，是王叔文陪伴在李诵的身边，为他传递消息。李诵虽然不能说话，但看着师傅的一言一行，对朝中大事的发展也有了大概的了解。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见李诵病重，并以此为借口，想立舒王李谊为帝。
德宗薨逝之时，俱文珍等人秘不发丧，准备谋取李诵的皇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伾和宦官李忠言偷偷地将这个消息告知了王叔文，让他们早做准备。得到消息后的王叔文马上找来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商议对策，也是他们想尽办法取得了朝中大臣的支持，最终击败了俱文珍等图谋不轨的宦官，保住了李诵的皇位。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二十六日，李诵克服了重重困难，拖着病体在太极殿即位。自此，东宫众人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成效。顺宗登基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拉开帷幕，那便是历史上着名的“永贞革新”，而王叔文等人也终将走上历史的舞台，创造出一个属于他们的时代。
新皇帝，新风尚
唐顺宗的病情并没有因为顺利即位而有所好转，随着时间的发展，他的中风越来越严重，面目扭曲，身体不能动弹，只能靠点头和摇头来处理政务。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三月二日，新即位的唐顺宗第一次召见了百官，大臣们见皇上病体如此，也没有人敢当面奏事。既然皇帝不能理政，那么大权自然而然地落入了原来的东宫集团的手中。对于王叔文和王伾等人来说，一展抱负的时机终于来了。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顺宗即位，王叔文等人得到重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此时王叔文等人却要面对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职务，也就是官衔。因为资历不够，恐不能服众，王叔文和王伾只能担任翰林学士和翰林待诏的职位。虽然职位上不是宰相，但所有的实权都掌握在王叔文手中，所以说此时的王叔文是以翰林之名担宰相之职。
顺宗朝这种官位和实权不相等同的现象或许在历朝历代的历史上都是极其少见的，这种尴尬的身份不仅使王叔文等人无所适从，更为严重地影响了他们与重病皇帝的直接交流。关于此时朝中的情况，《资治通鉴》、《旧唐书》、《顺宗实录》等史籍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时顺宗失音，不能决事，常居宫中施帘帷，独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渐，王任先入，称诏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伍以叔文意入言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辛亥，以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国政，首引执谊为相，己用事于中，与相唱和。”
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作为手握实权的官员，王叔文却因为官职低下，奏事都要通过王任，极为不便。为了防止大权旁落，王叔文推荐韦执谊为相。韦执谊出身望族，在前朝又颇受德宗宠爱，论资历论声望都可以胜任。但实际上，韦执谊这个宰相可以说有名无实，只不过负责传达皇帝的诏令而已。
除了“二王”和韦执谊外，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如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陆质等人也都得到了重用。在其后的时间里，这些大臣以“二王”为核心，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因这段时间后来改元“永贞”，所以历史上便称其为“永贞革新”。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永贞革新”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唐顺宗自登基到禅位给宪宗李纯，前后不到一年，并没有改元。而“永贞”这个年号是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五日，顺宗退位为太上皇的时候才一定的，所以这场变革应称为“贞元革新”，而不是“永贞革新”。
当然，这些问题都是细节上的争论，无论如何，由王叔文等人主导的这场运动的的确确在顺宗朝发生了，而且影响颇大。而此时的唐顺宗虽然病重，但却没有忘记造福苍生的理想，所以不遗余力地支持着这场革新运动。
“永贞革新”以贬黜道王李实为开端，包括了控制财政、抑制宦官、裁减藩镇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道王李实是皇室成员，是道王李元庆的玄孙。他为人刚愎自用且为政十分残暴。李实当初在山南节度使李皋的麾下效力，身为判官却故意克扣士兵的粮饷。
对于他的这种行为，将士们十分气愤，群起而攻之，差点把他杀死。李实从山南逃出之后，凭借自己的皇室身份又获得了京兆尹一职。原以为李实会“吃一堑长一智”，做些好事为百姓造福，没想到他死性不改，反而变本加厉。
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关中大旱，粮食歉收。当德宗问及京兆的情况时，李实竟然回答道：“今年虽然大旱，但庄稼收成良好，并不影响秋稼。”他不仅不减轻百姓的赋税，反而为了向皇帝邀宠，继续督征租税，以此向德宗进贡。
当时有个叫成辅端的优人，就此事编了几句歌谣，李实就说他“诽谤国政”将他杀死。监察御史韩愈也因此事上书弹劾他，但最终被贬职。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年年初，唐德宗还是知道了京兆的灾荒情况，为了安抚受灾的百姓，他下旨免除了京兆百姓的赋税。而李实却阳奉阴违，逼着百姓卖田缴税，并因此残害了几十个百姓。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二月，唐顺宗据李实的种种恶行，将他贬为通州长史。李实被贬之后，“市人争怀瓦石邀劫之，实惧，夜遁去，长安中相贺”，可见当地百姓对他的恨意。
贬斥李实本来是一件小事，却显示了朝廷一改旧弊的决心。自此之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王叔文等人首先罢黜“宫市”，这也是他们一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一件事。“宫市”这个名称产生于唐德宗后期，来源是因为皇帝任用宦官为自己采购所需之物，而这些宦官却假借皇帝的名义在各地收揽钱财，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唐代着名诗人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描写的就是当时宦官盘剥百姓的真实情况，这些宦官表面上说是采买，实际上就是强取豪夺，百姓们对其是恨之入骨。
除了罢黜“宫市”之外，“永贞革新”中还有许多内容是针对宦官的，目的就是抑制宦官的权力，防止他们专权。而在这之中，较为重要的就是罢“五坊小儿”。“五坊小儿”中的小儿指的是为宫廷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服务的差役，这些人终日无所事事，专以刁难和危害百姓为乐。这些人被罢黜之后，百姓们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其后，朝廷又下旨释放了宫女和教坊女乐共九百人；黜免了民间对政府的五十二万六千多贯石匹束的旧欠。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唐顺宗还下旨废除了各地的“月进”和“日进”，为百姓减轻了负担；降低了全国各地的盐价，使百姓们不必再为买盐而苦恼。
以上措施都实施于“永贞革新”初期，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后，王叔文等人就着手向财政和军事等问题进发了。自德宗朝以来，财政问题一直是令人头疼的大问题。财政是国家振兴的关键，德宗在位时虽然也对此花费了很多心思，但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唐顺宗登基之后，下决心要兴除利弊，彻底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唐顺宗命杜佑为“度支”和“盐铁使”，主掌帝国的财政。杜佑是当时的理财名臣，声望很大，唐顺宗选择他自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为了保证财政改革政策的顺利推行，唐顺宗又派王叔文作为他的副手，表面上是协助杜佑，实际上是将大权掌控在当年的东宫集团手中。
控制了财政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夺取宦官的兵权和抑制藩镇了，这也是所有改革措施中最为艰难的一步。至于如何进行，王叔文等人花费了很多心思，经过详细的讨论，终于达成了共识。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五月，朝廷封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希望借助范希朝的威望夺回宦官手中的兵权。
除了任命范希朝外，王叔文等人还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目的是对神策军进行控制。唐朝的神策军虽是禁军，但却分别驻扎在禁和京西北诸镇，而驻扎京西北的神策军的指挥部设在奉天。所以范希朝和韩泰接到诏令之后，便火速赶往奉天。没承想这个消息传到了宦官俱文珍等人的耳中，这些人感觉大事不妙，马上下密令，命神策军的将士们不许听从范、韩二人的命令。等到范希朝和韩泰赶到奉天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前来拜见。至此，夺取宦官禁军兵权的计划无果而终。
不仅夺取兵权没有成功，其后的裁抑藩镇也因为实施不利，同样宣告流产。王叔文早有裁抑藩镇、革除其弊端的想法，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更不知从何下手。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四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人来到长安，希望朝廷能够将“剑南三川”全部封给他。
对于这种无理要求，王叔文当然严词拒绝。与此同时，王叔文也看准了这是个绝佳的机会，能够给其他的藩镇一些警示，为今后的裁抑藩镇打开缺口。所以王叔文随即与韦执谊商量，希望将韦皋的来使刘辟处死。但韦执谊和王叔文的想法不同，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二人达不成共识，最终这件事也是不了了之。
以上基本上就是顺宗朝“永贞革新”的全部内容，总的来说这些措施的力度不是很大，其目的也主要是革除旧弊，并没有什么新的创新。话虽如此，“永贞革新”还是以它全新的改革姿态给那个沉闷的年代吹去了一股新风，在当时深得百姓们的拥护。
然而，这场革新运动中的许多措施都触及了当权大宦官和各地节度使的利益，这些人对改革派非常不满，想尽一切办法阻挠改革。再加上改革派自身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永贞革新”和历史上很多革新运动一样，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革新夭折：二王八司马事件
从罢黜道王李宗开始再逐步向财政、军事等各个方面进军，“永贞革新”就这样在王叔文等人的希冀和努力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发展，改革派的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按照赵剑敏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这个集团的结构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有很多，但从其领导阶层来看，就有人不能秉公办事，甚至为一己之争，擅用权力。关于这种现象的例子数不胜数，其中较为有名的就有当时闻名天下的刘禹锡和柳宗元。
自“永贞革新”开始后不久，刘禹锡就被擢升为屯田员外郎，负责天下的盐铁事宜。当时刘禹锡大权在握，再加之自视甚高，不免看低周围与之共事的官员。时间一久，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受过刘禹锡的奚落和中伤，当时的侍御史窦群看不惯刘禹锡的做法，便上书弹劾。
窦群是御史台的官员，纠正官员的日常过失本是他的职责所在。刘禹锡曾经也任过监察御史，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面对御史们的弹劾，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能显现一个大臣的风度，但最后的结果是，窦群反而因为这件事被罢官。不仅刘禹锡如此，时任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也因和御史大夫武元衡有私人恩怨，便找了个借口将武元衡贬职。
核心人员都如此，手下办事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改革急需办事人员，光靠几个决策者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改革派掌握大权之后就有很多政治投机者前来投靠他们。这些人良莠不齐，才能和素质并不都像核心人物那样出色，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取悦上级得以升官。但事情紧急，王叔文等人也顾不得细细甄选，然而，事就坏在这些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