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即位之后，为了报答齐安当年的知遇之恩，想把他迎到长安奉养，但此时齐安早已圆寂。唐宣宗为此事怆悼久之，遂敕谥齐安为“悟空”，还亲自作了诗追悼他。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游览盐官时所作《匕寺悟空禅师塔》一诗说的就是这件事，诗后还有一行题注曰：“名齐安，宣宗微时，师知其非凡人。”而在孙光宪《北梦琐言》中也记载了宣宗曾经游历四方，“多识高道僧人”。
关于唐武宗在位期间虐待并谋害宣宗的事，正史之中是不予承认的，但在很多野史和唐人笔记之中对这些事件或多或少都有记载，所以宣宗曾一度出家为僧还是较为可信的。
但无论宣宗是否真的出家为僧，他与佛教和僧人的关系密切是十分肯定的。在那个备受煎熬的年代，佛教给予唐宣宗的并不仅仅是玄义那么简单。是佛教解救和保护了他，也让他懂得了忍受人世中的种种艰辛。正是因为有了佛教的精神支持，他才有信心，有勇气存活下来，最后从一个被压迫的人成为这个帝国呼风唤雨的人物。
决定复兴佛教的唐宣宗要面临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唐朝时佛教繁盛，要将如此众多的佛寺和僧尼全部恢复势必耗费大量财力和物力。例如在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六月，就有一位名叫孙樵的进士上书反对宣宗大肆复兴佛教，他指出：
“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发十七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遽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乎？所役之功，岂若东门之劳乎？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
在这封奏疏中，孙樵详细地分析了唐武宗当年灭佛的原因，并陈述了大肆复兴佛教的弊端，层次清晰，有理有据。但当时的唐宣宗正处于对武宗举措全面推翻的状态，所以基本上没有采纳这些意见。
就如孙樵所述，到了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全面复兴佛教的弊端逐渐凸显。同年十二月，宰相们也向唐宣宗上书陈述此事。当时各地为修建佛寺不仅耗费了巨大的物资，而且频发扰民事件，而僧尼的品质也是良莠不齐，大大影响了佛法的传播，这些唐宣宗都很清楚。所以经过仔细思索，唐宣宗决定修改当时所下的诏令。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宣宗具有知错就改的良好品质。
不仅如此，从当时的记载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唐宣宗“崇佛”从一开始就十分冷静，除了即位之初因为“务反会昌之政”有些操之过急之外，还是比较理性的。
例如在僧尼的数量上唐宣宗就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正月下诏作了具体的规定，例如“上都除元置寺外，每街更各添置寺五所；东都共添置五所，僧寺三所，尼寺二所。仍每寺度五十人”，至于地方寺院和僧尼的数量也有严格的规定。而五台山这样的佛教圣地，可以破例多修寺院，但不可过多。
除此之外，唐宣宗还规定“如缘修饰佛像，但用土木，足以致敬，不得用金、银、铜、铁及宝玉等，如有犯，衣冠录名闻奏。”可见，他对于佛教的推崇还是比较关注精神层面，这和其父唐宪宗当年为了崇佛迎奉佛骨的“盛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和“会昌灭佛”一样，宣宗在大中年间复兴佛教的举措也是有利有弊。其中的弊端已有论及，至于这次活动最大的益处就是弘扬了佛法，推进了佛教文化在我国的发展。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唐朝是极为繁盛的时期。从玄宗朝开始，唐朝的佛教禅宗就逐渐分为南、北二宗，而南派禅宗五家七宗中的曹洞宗、临济宗和沩仰宗基本上都是在宣宗年间形成和发展的。沩仰宗是高僧灵枯在潭州沩山开创，故称“沩仰宗”，这一宗派在会昌年间受到灭佛的影响，一度沉寂，直到宣宗大中年间才得以恢复，而其他宗派的情况大多也是如此。
所以说，宣宗时期是禅宗的鼎盛时期，而作为皇帝的唐宣宗为佛教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大面积地兴复佛教确实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冲击，所以宣宗复兴佛教的举动在历史上还是颇有争议的。
要命的“长生药”
虽然唐宣宗早期对长生之道持有怀疑态度，即位之初还亲自下旨将唐武宗宠信的术士赵归真等人处死。但到了大中后期他依旧抵挡不住“长生不老”的诱惑，走了先帝们的老路。他不仅拜衡山道士刘玄靖为师，还下令整修武宗时期在大明宫内建造的望仙台，开始崇信道术并服用丹药。
他对这件事的态度迅速发生转变很明显是对自己后半生的健康产生了担忧。然而，宣宗虽然开始服食丹药，却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以免产生猜测疑虑之心，所以他一直都让医官李玄伯和术士们为他秘密炼丹。
在道士卢紫芝和山人王乐的指导下，一种名叫“长生药”的丹药诞生了。其实“长生药”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用一些丹砂和药材合炼而成。但与普通丹药不同的是，这种“长生药”所含的金属成分十分大，所以药性较之其他丹药更为猛烈。
唐宣宗服用这种丹药之后，常常觉得浑身燥热难耐，冬天甚至只穿一件单衣。见自己能够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生活，唐宣宗十分开心，于是将所有的功劳都归结到术士们身上。随着唐宣宗对道术的热情越来越高，他听信术士服用丹药的事也变得人尽皆知。此后便不停地有大臣上书劝谏他停止这种荒唐的做法，但唐宣宗丝毫不予理会。到了大中末期，唐宣宗为了获得“长生不老”的秘诀，甚至派人找到了罗浮山人轩辕集，并向他求取“长生之道”。
皇帝如此执迷不悟，做臣下的当然有义务规劝。但唐宣宗根本不听取他们的意见，为了安抚大臣们的心情，他将宰相召来说道：“你们替我转告大臣们，朕绝不会被方士所蛊惑。朕只是听说轩辕集乃一代高士，和他谈谈治国之道。到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年初，轩辕集向唐宣宗请旨说他要回到罗浮山中继续修炼，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唐宣宗自然舍不得他，便以在罗浮山为他修建的道观还未竣工为由，劝他多留一年，但轩辕集还是执意要走。
轩辕集如此坚持，丝毫不给一国之君面子，这令唐宣宗大惑不解。他询问道：“先生如此着急回山，难道是社稷有灾吗？朕的天下竟得几年？”轩辕集没有说话，只是拿过一支笔，默默地写下一个“十”字上挑的“四十”，这正是唐宣宗在位的时间。唐宣宗见状，也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轩辕集如此神奇，可预知未来之事恐怕是时人的附会之说，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丹药的副作用逐渐显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五六月，唐宣宗因为长期服用超金属含量的丹药，体内毒素淤积，后背长出了毒疽。
两个月过后，唐宣宗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唐宣宗也知道自己朝不保夕，便开始考虑身后之事了。和之前的几个皇帝不同，唐宣宗此时已到中年，有十几个儿子，可以说子嗣颇丰，那么，他为什么迟迟没有册封太子呢？
其实早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裴休就曾向上请示过立太子一事，但却被唐宣宗一口否决。他之所以不想立太子除了不满意稍年长的几个皇子的才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生性多疑的他根本不能相信自己的储君。不要说前代，就是在本朝，太子抢班夺权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所以裴休一提出这个想法，唐宣宗下意识地反击道：“倘若立了太子，朕不就成了闲人吗？”既然皇帝这么说，裴休再说下去就有“不轨”之心了，所以立太子一事就暂时被搁置了下来。
唐宣宗本来就病发突然，这样一来，册立储君就变得迫在眉睫了。前面说过，唐宣宗虽然有不少儿子，但在年龄上符合继承皇位的唐宣宗都不大满意。事已至此，已经容不得多加考虑，一旦皇帝驾崩而储君未定，那么便不知道会引发什么腥风血雨。
在众多儿子之中，唐宣宗还是有较为喜欢的，那就是他的三子夔王。但夔王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这么做显然不符合规矩，很可能会引发众怒，所以必须将此事做到万无一失。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七日，唐宣宗下旨召枢密使王归长和马公儒，以及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前来寝殿商议大事。这几个人一直颇受唐宣宗的宠信，所以唐宣宗的意愿他们应该会坚决执行。当他们三人奉旨进入皇帝的寝殿时，唐宣宗已经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而此时陪侍在左右的正是夔王。
当时唐宣宗支撑着病体，指着夔王对他三人说道：“朕百年之后，可让夔王继承大统。他经验尚浅，辅佐之事就托付给你们了！”对于病重的唐宣宗来说，这一番话基本上可算是临终遗嘱了。王归长等人见皇帝将此重任托付给他们，只有流着泪接受。待一切交代妥当之后，唐宣宗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人世。
就这样，唐宣宗走完了自己的历史征程。他是唐朝三百余年历史上唯一一位继承侄子皇位的皇帝，同时他也是在晚唐皇帝中声誉较高的一位。他在位的十四年间，用自己的智慧和气魄成功地延缓了唐王朝灭亡的速度，但终将不能彻底地扭转颓势。虽然如此，也不影响他成为唐朝后期皇帝中的“英主”和“明君”。他死后的次年二月被葬于贞陵，谥号“圣武献文孝皇帝”，庙号宣宗。
关于唐宣宗的死因，在这里还有必要说明一下。因为新旧《唐书》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再加上《资治通鉴》中有“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之说，所以一般都认为唐宣宗是因为服用丹药，体内中毒而死。但也有说法认为唐宣宗并非死于丹药，而是和晚唐的其他君主一样死于宦官之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疑点就和史书之中记载的唐宣宗和轩辕集那次关于“得天下几年”的谈话有关。
据《旧唐书·宣宗本纪》中的记载，当时轩辕集所写的乃是“四十”，但“十”字挑上，那么真实的意思就是“十四”年。这个轩辕集究竟有何手段，居然能预知后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史书记载轩辕集曾经也是唐武宗宠信的道士，但宣宗即位之后他就和当时的其他术士一起被流放了。有人猜测轩辕集可能因为此事，在为宣宗配置的丹药中动了手脚，这才可以推测出唐宣宗的死期。为了免于受到惩罚，他便在唐宣宗病发之前提出回罗浮山的要求，而且态度十分坚决。
既然如此，也可以说唐宣宗是死于金石丹药，为什么又说他死于宦官之手呢？根据《新唐书》中的记载，宣宗大中年间确实发生过一起宫人谋杀皇帝的事件，但行动未遂。而轩辕集是宦官吴德廊所引荐，这些宦官很有可能因为唐宣宗一直追究元和年间的谋逆之事，所以密谋将皇帝杀死，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所以才将与宣宗有旧怨的轩辕集推荐给皇帝。这样说来，唐宣宗就很有可能死于一场宫廷谋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