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晃过去了五年，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八月，吴少阳也一病而亡。这时朝廷对成德的战争早已结束，不仅如此，各地的藩镇都开始听命于朝廷，原来那种父子相承的传统早已改变。正因为如此，吴少阳的儿子吴元济将父亲的死隐瞒下来。随后，在没有朝廷批准的情况下，他自任为吴少阳的留后，开始领兵作乱。吴元济不仅攻占了周围的州县，还纵容手下的士兵掠夺当地百姓的财物，甚至屠害百姓，无恶不作。
得知吴元济反叛后，唐宪宗马上下旨将吴元济的一切封爵削去，并命严绶为招抚使，率领大军讨伐淮西。这次战争并不像唐宪宗想象的那么顺利，原因就在于皇帝选错了领军之人。以严绶的才略来看，根本不能胜任统领各路军队的重则。正是因为他的指挥不当，各路兵马都不愿主动出击，而是集聚在淮西镇的边缘观望。
就在一切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率先出击，斩杀了数千个敌人，也打破了战争的僵局。就在形势逐渐好转的时候，京城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宰相武元衡在上早朝之时被刺客暗杀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这天清晨，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样去上早朝。就在他带着两名仆从，骑着马来到靖安坊东门不远处时，从街边的树后窜出了两名刺客。这两名刺客先将两名仆人击倒（一死一伤），随后便将武元衡的左腿打伤，拖下马来，不仅将他杀死，还将他的头颅割下带走。等到众人赶到现场时，武元衡早已身首异处，一命呜呼。宰相被杀一事很快就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一时间人心惶惶。唐宪宗听说此事后，马上下旨免除了当日的早朝，并召集众位大臣前来商议此事。
就在皇帝焦虑万分的时候，又传来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不仅武元衡遭到了袭击，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早朝的路上遇到了刺客，所幸没有被杀，但也身受重伤，不能来朝。刺杀事件发生之后，长安进入了紧急的戒备状态中，宰相出入家中和朝廷都有特定的护卫保护。那么，武元衡和裴度身为朝中要员，怎么会在天子脚下遭到暗杀呢？这次行动的幕后主使者又是谁，为什么非要置武、裴二人于死地呢？
从刺杀案件发生的过程来分析，这些杀手很明显经过了专门的训练。而且他们目的明确，人数众多，显然有过周密的计划。武元衡和裴度之所以成为暗杀的对象，是因为他们是朝中力主对藩镇用兵的主战派重要成员，而这次活动的策划者就是早就对其怀恨在心的淄青节度使李师道。
刺客虽然由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所派，但始作俑者却是此时正在淮西作乱的吴元济。原来吴元济因为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对抗朝廷的大军，于是向淄青的李师道求援。这李师道本来就对朝廷的削藩政策十分不满，在他看来，唐宪宗之所以如此执意削藩，都是听了武元衡等人的挑唆。于是，他作了一个十分冲动而且愚蠢的决定，就是派出刺客去长安刺杀武元衡。他认为，只要武元衡一死，唐宪宗自然而然就会放弃削藩的举动。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武元衡被杀之后，宪宗对藩镇的恨意进一步加深。武元衡和裴度被刺杀虽然一度中断了唐宪宗对淮西战役的部署，也使得吴元济暂时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但唐宪宗根本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削藩计划。武元衡死后，唐宪宗马上拜裴度为相。裴度的上任很明显代表了皇帝对藩镇的强硬态度，不久之后，裴度就在宪宗的旨意下亲自到淮西督战。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八月，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裴度如期来到了淮西。裴度的到来陡然改变了淮西的局势，他先是告慰了在前线苦战的众位将士，废除了宦官的监军之权，使得将领们都得到了对部队的控制权。之后，裴度又正式颁布了军机，明确了各路军队的职责。裴度的一系列做法不仅调动了军队的积极性，还一改征讨大军一年多来的颓废局势。
除了保障后方工作，裴度还亲自进行了战略部署，他将南线交给李愬，而北线则由李光颜指挥作战。裴度的信任令李光颜十分感激，所以他在战场分外卖力，因为北线的进攻猛烈，吴元济被迫将淮西军的主力都调往了北边。李光颜的做法不仅报答了裴度的知遇之恩，也给李愬创造了一种留名青史的可能。
李愬字元直，洮州临潭人氏。他系出名门，是唐朝名将李晟之子。因为其父在德宗朝解奉天之围时立了大功，所以李愬走上仕途。他原是是太子詹事兼宫苑闲厩使，后经裴度推荐担任了唐邓节度使一职。淮西吴元济叛乱之后，李愬也奉命率大军前来征讨，并在这次战争中有了不俗的表现。裴度来到淮西之后，将南线的重责交付给他，李愬果然没有负他所托，顺利平息了淮西的叛乱。
就在李光颜将吴元济的兵马都引到北线之后，李愬决定亲自率军突袭已经被孤立的蔡州。蔡州是淮西的军事中心，也是吴元济重要的后方据点。在这之前，李愬成功地抓获了淮西骑将李枯，并用心收服了他，和他密议夺取蔡州之计。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月十五日，李愬亲率已经训练好的九千精兵，连夜冒雪赶往蔡州。由于大雪弥漫，道路泥泞，一般的军队根本无法在这样的天气里行军，但李愬却带着兵马在大雪中急行了七十余里，终于到达了蔡州城下。当然，这一切，城中的守军都不得而知。
就这样，李愬率军进入了蔡州城，包围了吴元济的牙城。天亮之时，李愬下令进行总攻，吴元济猝不及防，只得束手就擒。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一月一日，吴元济被俘并押往都城长安，游街示众后被斩杀于长安城中的独柳树下。
宪宗年间平定藩镇终结于淄青李师道。在淮西吴元济死后，各藩镇都在中央强大的军事威慑下表示了对朝廷的忠诚，李师道当然也在其列。他之前和其他节度使一样表示愿意质子割地，以此来换取自己的平安。但好景不长，可能李师道一开始并不是出于自愿，总之不久之后他就不再听从中央的指令。李师道的这种态度促使唐宪宗下定决心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李师道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终身。
其后，唐宪宗火速调兵遣将，召集了包括魏博、宣武、义成、武宁与横海五个藩镇的兵马前去淄青讨伐李师道。但相同的戏码又一次在淄青上演，好为等到五镇的兵马到达目的地，李师道就被自己的部下，淄青军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死。由此可以看出，朝廷对各藩镇的影响力在当时还是十分强大的。李师道死后，淄青十二州的管理权自然而然地收归朝廷所有。
夹缝中的宦官
在唐宪宗多年的努力下，“安史之乱”后分崩离析的唐朝基本上归为统一，即使一些藩镇只是表面归顺，但这并不妨碍唐宪宗成为“安史之乱”后唐朝最有作为的皇帝。赵剑敏先生在其作《细说隋唐》中对唐宪宗有这样的评价：“（唐宪宗）使唐帜重新飘扬于全国大地，也使唐祚得以多绵延了一个世纪。”
作为唐朝的“中兴之主”，唐宪宗的功绩自然为世人所赞叹。但他在位年间任用宦官，后期甚至到了娇宠的地步，给他身后的皇帝留下了许多难以革除的弊病。顺宗时期，由于王叔文等人想倚靠皇帝推行新政，所以一直压制立储之事。而唐宪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登上皇位都与当时的大宦官们有密切的联系，虽然这些宦官当时推立宪宗也是从自身考虑，但对于宪宗来说，没有他们的帮扶，他的确不能这么快就坐上皇位。
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再加上刚登基之时唐宪宗的地位还不够稳固，所以元和初期他对待宦官的态度十分忍让和宽容。而从宦官们的角度来看，因为他们曾经对皇帝有过拥立之功，所以新帝登基之后，他们就以“天子一派”自居，争权夺势自然不在话下。元和初期，宦官们的势力增强，不仅在中央的各个机构，甚至在地方的各级官府中，都有他们的势力分布，尤其是朝中的一些大宦官气焰更是嚣张。而这一切唐宪宗都是看在眼里的，只不过因为此时的地位还不够稳定，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例如朝廷在讨伐西川时，宦官刘贞亮奉旨担任统帅高崇文的监军。当时作乱的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将被俘的东川节度使李康放归了朝廷。李康作为东川节度使，不仅丢了自己的管辖之地，还被叛军俘获，按照朝廷律法是应该治以重罪的。但刘贞亮当时根本没有将这件事上报朝廷就将李康斩首，这显然违反了相应的法定程序。
《新唐书·刘贞亮传》记载其实“故以专悍见訾”，他之所以敢这么做当然是有自己的原因。事后刘贞亮确实没有因为先斩后奏受到处罚，反而官升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死后还被赠予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
随着时间的发展，唐宪宗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但他在其后的执政生涯中对宦官基本上也没有采取强硬的措施，这又是为什么呢？宦官擅权在宪宗朝虽然早已是弊端，但对于宪宗本人来说，这些宦官并不是十恶不赦的，相反还很有利用价值。
对于宦官问题，唐宪宗曾经也和宰相李绛展开过讨论，李绛对唐宪宗说：“自古以来宦官败坏朝纲的事情数不胜数，陛下您不得不防。”在他看来，这些宦官每日在皇帝身边花言巧语，挑拨是非，根本就是百害而无一利。然而唐宪宗却对李绛说道：“这些人都是朕的家奴，是因为使唤他们日久，所以才对他们施以恩宠。如果他们敢违法乱纪，朕除去他们如除去毛发一样轻松。”
其实自从宦官这个阶层产生之后，他们和君主之间的关系就十分微妙。从宦官的角度来看，他们作为皇帝的家奴，可以说是和君主最亲密的人。所以他们对君主的喜好往往了如指掌，更能获取主上的欢心。
而从皇帝的角度来看，这些宦官比大臣们更容易控制，因为相处的时间长，所以彼此更信任，这也是历朝历代很多皇帝喜欢任用宦官而疏远大臣的原因。但令很多皇帝没有想到的是，物极必反，如果对这些宦官听之任之，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会取而代之。比如唐宪宗认为家奴去之容易，却没有料到正是因为他的纵容，宦官问题愈演愈烈，到最后根本无法控制，成了中晚唐难以解决的弊政之一。
无论结果如何，地位稳固之后，唐宪宗还是力图把宦官控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他对宦官们采取了分化、打击等一系列措施，可谓是“恩威并施”、“为我所用”。一旦这些宦官触犯律法，做出有损皇室荣誉的举动，皇帝对其严惩不贷。
例如，有一个名叫郭曼的宦官曾因为酒醉而触犯了内廷禁令，唐宪宗毫不犹豫地就下令将其杖杀。如果说郭曼的地位太渺小，根本得不到皇帝的重视之，那么，对宦官吕如全的惩处就足以看到宪宗对宦官的态度。吕如全是顺宗时期的宦官，因为拥立宪宗有功以至于后来官至内侍省内常侍和翰林使。吕如全仗着皇帝的恩宠私自用樟木为自家修建了房子，这在当时是不符合礼制的。
唐宪宗得知此事后，马上下旨将吕如全的官职全部剥夺，并将他押送东都。而在押送队伍行至阌乡县的时候，吕如全就畏罪自杀了。作为顺宗时期拥立太子的宦官之一，吕如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唐宪宗是有恩的。但这些宦官一旦触及皇帝的声誉，皇帝根本不会顾及昔日的恩情，“去之轻如一毛耳”。
不仅如此，唐宪宗也清楚地知道，这些宦官倚仗皇室经常在外面作威作福。为了防止他们的权力过分膨胀，他还巧妙地利用朝中大臣来牵制宦官，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元和初年(公元806年)，宦官李昱向长安的一个人借钱八千贯，到了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依然不归还。此人无奈之下只得一纸诉状将李昱告到了京兆府，希望官府能为他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京兆尹名叫许孟容，他调查完实际情况之后便下令将已是左神策军吏的李昱逮捕入狱，并命他将所欠之款悉数还清，如若不然，定将依律惩处。
宦官之事本是皇帝的家务事，许孟容这么做很快就惊动了唐宪宗。为了使事情不再扩大，唐宪宗下旨将李昱移交到神策军，由宦官内部自行处置。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许孟容也看到了皇帝的态度，但固执的他坚决不交出李昱，并说道：“臣知道如果不遵从皇上的旨意只有死路一条，然而臣职责在身，应当为陛下弹抑豪强。如果钱未还清，绝不将李昱交出。”唐宪宗听他如此说，只得依从了他。这件事不仅打击了宦官们的嚣张气焰，还使得许孟容一时之间名望大增。
虽然唐宪宗会不时地运用一些手段控制宦官的权力，但实际上这些手段都是十分有限的，打击的范围也很窄。而对于大部分宦官，唐宪宗还是十分看重的。不仅宪宗如此，纵观历史上所有任用宦官的皇帝，这些宦官从某些程度上来说都代表着皇家，尤其是皇帝的尊严，如果过分抵制就会触犯皇权。正所谓“打狗也要看主人面”，其实不无道理，所以通常在宦官和大臣的斗争中，无论谁理亏，皇帝一般都偏向于宦官。而在宪宗朝，不少大臣就吃了宦官的亏，这其中就包括当时和大诗人白居易并称“元白”的元稹。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时为东台监察御史的元稹因擅自处理了河南尹房式之事，被召回长安。经过华阴敷水驿时，元稹被安排在驿站的上厅居住。不久之后，宦官刘士元（也有说仇士良）也来到了驿站。他见元稹住到了上厅，认为伤了自尊，于是怒不可遏地将元稹赶了出来。不仅如此，刘士元还对元稹大打出手，并将其脸部打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