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可谓晚唐政治最阴暗的一角。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日趋灭亡的士族阶级与科举进士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埋下了灭亡的种子……
装傻装出来的皇位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老子《道德经》
唐宣宗名李忱（原名李怡），是唐宪宗的第十三个儿子。他的生母郑氏本姓朱，乃润州人士，是原浙西观察使李铕家中的一个小妾。李铕之所以纳郑氏为妾，是因为在他到达浙西任职之后，有个术士曾告诉他，郑氏的面相以后会生出天子。其后李铕作乱被朝廷处死，郑氏就随同李铕的家眷进入掖庭为奴。当时宪宗的贵妃郭氏看中了她，便把她从掖庭调到自己身边充任侍女。
郑氏天生丽质，不久之后被唐宪宗所宠幸，从一个普通的宫女成为后宫妃嫔中的一员。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六月二十三日，郑氏在大明宫生下了儿子李怡，这就是后来的唐宣宗。李怡并非唐宪宗的嫡子，而且名次比较靠后，所以几乎没有可能继承皇位。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继承了宪宗皇位的唐穆宗封李怡为“光王”，所以自此之后他就一直以亲王的身份住在十六宅中。
十六宅是位于长安城西北角的一个独立坊区，南邻兴宁坊，西边是长乐坊。这片区域内的建筑和普通民宅不同，都是一些十分华丽的住宅，而住在这里的都是本朝的诸位亲王。
和其他朝代亲王驻守各地的情况不同，唐朝自建国始，尤其是唐玄宗之后，亲王们除遇特殊情况，否则都不离开长安，这可能与抑制亲王们的权力发展有关。自从唐朝的继承制度由原来单一的“父死子继”逐渐转为“兄终弟及”后，十六宅里就诞生过不少皇帝，唐敬宗的弟弟唐文宗就是其中一位。
和其他皇子不大一样，光王李怡从小在智力方面就有些缺陷，而且为人沉默寡言，不善与人交谈。由于李怡的这种特殊情况，所以他是当时对皇位最没有威胁的一位亲王。
正是因为他和其他人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利益冲突，所以十六宅中的其他王爷对他的态度也很特别，他们既同情这个呆头呆脑的王爷，又忍不住经常戏弄和取笑他。之后的敬、文、武三位皇帝都是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了皇位，李怡就自然而然成了三代天子的皇叔。李怡虽是皇叔，是他们的长辈，但因为心理上的缺陷几乎从来没有受过这几位侄子的尊重。
唐文宗是十六宅中第一位登上皇位的王爷，但他即位之后还会不时地回到故地，同自己的皇叔以及兄弟们叙叙旧。一日，唐文宗又来到十六宅与秦王们饮宴，李怡作为皇叔，当然也在其列。宴席之上，众位王爷与唐文宗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不断，只有光王一人在旁默默不语。
唐文宗见他如此，便笑言道：“你们谁能让皇叔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王爷们本来就经常戏弄光王，如今听说皇上有赏便纷纷离席前去逗弄他。但奇怪的是，无论众人怎么逗弄，光王就是一言不发，而唐文宗看他木讷的样子和其他王爷无奈的表情居然大笑不止。
文宗之后的武宗性格颇为爽直，对这位皇叔更是无礼，经常以捉弄取笑他为乐。武宗在位之时还一度怀疑光王的沉默寡言和那种与世无争的态度都是装出来的，其实内心深处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正因为此，唐武宗即位之后便对自己的叔叔产生了一种厌恶感，经常让他在众人面前难堪。
为了彻底消除光王对自己的威胁，唐武宗甚至想将他杀死，以绝后患。根据《续皇王宝运录》中的记载，唐武宗为了除去自己的皇叔，偷偷命宦官将光王幽禁起来，并把他沉于宫厕之中。宦官们十分同情光王就对皇帝说：“光王不应被沉于厕中，还不如就此将他杀死吧。”唐武宗听后也觉得有些道理，便同意了他们的做法。其后这些宦官将光王解救出来，并秘密地供养起来，并对上谎称光王已死，这样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也有说是唐武宗借打马球之机，命宦官仇士良趁机将光王杀死。仇士良于心不忍，便让手下的宦官将光王抬出皇宫，并向唐武宗奏报说：“光王不小心落马，已经救不活了。”就是因为仇士良的一丝善心，可怜的李怡才保住了一条性命。据说为了远离纷争，李怡选择出家为僧，自此之后他就离开长安，一直在江湖之中游荡。但这件事是否属实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
唐武宗虽然用尽办法打压和折磨李怡，但他还是坚强地活在这个世上，而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一切人事豁达的胸怀渐渐地打动了众人的心。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诸多记载中，相同的记载就是他人都是因为不忍和同情冒着欺君之罪保存了他的性命。
从光王之前的经历来看，他的人生可谓坎坷不断。但综观他的一生，他所受的苦难远远不止这些。武宗时期，还是光王的李怡曾经有一次和唐武宗外出。在回来的途中，李怡不慎落马，顿时就昏迷了过去，但周围居然没有任何人发现。
那时正值寒冬，室外更是冰天雪地，李怡命悬一线。也许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半夜二更的时候，他竟然苏醒过来。醒来的他浑身冰凉，没有一点力气，但此时四周空无一人。就在这个危急关头，一个巡夜之人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李怡。
此时的李怡犹如抓到了救命稻草，对他说道：“我是光王，不幸坠马落在此处，能不能给我一碗水喝？”巡夜之人看他实在可怜，便取了一碗水给他。李怡喝完水，身体逐渐恢复了一些知觉，便独自踉踉跄跄地走回了十六宅的住所。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饱受磨难的光王在武宗死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唐武宗英年早逝，死时长子只有几岁，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幼童。在这种情况下，光王李怡慢慢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其实早在唐武宗病重之时，宦官就已经蠢蠢欲动。因为对于晚唐的宦官来说，皇帝的更替是一次进行权力重组的大好机会。只要在这个关键时刻选准了对象，日后的富贵荣华便唾手可得了。
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利益驱使，内侍仇公武首先提出可拥立光王李怡为帝。仇公武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在宦官们看来，光王李怡是个憨痴之人，即位之后肯定受人摆布，无所作为。如果拥立他当上皇帝，那日后的天下就如同自己的一样。所以仇公武拥立光王的想法一经提出，马上得到了左军中尉马元贽的赞同。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日，唐朝廷向天下人宣布了唐武宗的遗诏：“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意思是武宗的皇子年龄太小，而光王李怡贤德，可立为皇太叔，而所谓的“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就是在正式即位之前代领国事。遗诏公布后的第二天，被立为皇太叔的光王李怡在少阳院接见了文武百官。
在之后的日子里，皇太叔李忱开始代病重的唐武宗处理政事，而他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的自信和果敢与之前木讷呆滞的光王简直判若两人，积压了数月的政务在他的手中都迎刃而解。李忱的出色表现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们甚至不知该为此高兴还是担忧。群臣们高兴和欣慰的是拥有这样英明睿智的皇帝后，国家治理有望，担心和恐惧的是，这样一来光王之前的表现的确有韬光养晦之嫌，真实的目的可想而知，那么新君的心机深重就可见一斑。
无论如何，李忱还是在重重阻碍下名正言顺地成了皇位的继承人。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唐武宗驾崩，皇太叔正式即位，是为唐宣宗。这一年，李忱已经36岁，算是唐朝即位新君之中年龄较长的一位。唐宣宗登基后不久便尊称其母郑氏为皇太后，并将她安置在自己的出生地——大明宫，朝夕侍奉，丝毫不敢怠慢。
牛李党争：姓牛还是姓李
自唐宪宗始，朝廷之中就存在所谓的“牛李党争”。一般来说，牛党的代表人物是牛僧孺和李宗闵，而李党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李德裕了。其后，又因为在“牛党”之中，李宗闵所起到的作用比牛僧孺更大，所以又有“二李党争”的说法。但不论哪种说法，都是指大臣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势，组成党派，二者之间产生的矛盾和纠葛。
说到“朋党之争”，在历朝历代都不少见，也是不少皇帝用来驾驭臣子的一种必要手段，目的就是“分而治之，为我所用”。而始于宪宗，终于宣宗的“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时期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斗争，和唐朝后期的治乱兴衰关系密切，这也是历史上不多见的。
“牛李党争”开始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在宗长庆元年因为进士科考试舞弊案愈演愈烈，直到宣宗朝“李党”首领李德裕罢相，其党派成员大多数也被贬职而宣告结束。
唐朝的科举制度对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士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吸取，比较详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规模，在前代选士制度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唐朝的科举考试分“常科”与“制科”两种，而尤以“进士”科最为士人看中。当时又有“殿试”和“廷试”之说，士子们可在君主面前“应诏直言”，接受皇帝的考验。
当时，科举考试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为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会，打破旧的严格的门阀等级界限，选拔某些有才干的人。与察举和九品中正制相比，它是比较进步、比较合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利弊。庶族们的平步青云让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于是，正当文人才子们都在寒窗苦读，为挤过这道狭窄的入仕门而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时候，一场政治斗争在文人间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让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们摸不着头脑，他们茫然了，无助了，不知怎么都一股脑地被卷了进去，想出都出不来。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朝廷照例举行“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是这一年参考的士子，在策文中，他二人不约而同都探讨了对藩镇的策略，都认为不该对藩镇大加征讨。李、牛二人才华横溢，洋洋洒洒，征服了考官杨于陵和韦贯，最后被“擢为上第”。
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是主战派的重要成员，对李、牛二人的言论十分不满，而支持对藩作战的唐宪宗自然站在李吉甫一边。因为这件事，杨于陵和韦贯都被贬斥，而牛、李二人当然也没有得到重用。本来寄希望于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李宗闵和牛僧孺居然因为与当朝宰相政见不合受到如此打击，当然对李吉甫怀恨在心，这无可厚非。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李宗闵、牛僧孺终于摆脱了李吉甫的阴影，进入朝廷为官，而此时于他们同朝的还有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父债子偿”，李宗闵和牛僧孺自然就将当年和李吉甫的恩怨记在了李德裕的头上。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朝廷又举行了“常科”考试。
当时的翰林学士李绅和西川节度使段文昌都在之前告知过考官钱徽，希望他们能够照顾自己所荐之人。但结果他二人的亲属无一中举，而裴度之子，李宗闵之婿等公卿子弟都位列其中。段文昌不满这个结果，就上书揭发主考官钱徽和杨汝士徇私舞弊。
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和李绅都认为段文昌所说有理，建议唐穆宗一定要严肃处理此事。唐穆宗于是命白居易等人对这次参考的士子再进行一次检验，果然这些被录取的公卿子弟都是没有才学之人。李宗闵因受此事牵连，被贬剑州，而当时的他好不容易做到了中书舍人一职，前途远大。因为这件事，李宗闵对李德裕父子可谓恨之入骨，发誓与之势不两立。至此，“牛党”和“李党”之间的斗争正式拉开帷幕。朝廷大臣分化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
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其实，这样的争论仍然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可是自长庆以后，党争的内容越发没有意义，而完全是一些能将对手打倒在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唐代党争已经完全演变成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正是唐代党争的实质所在。官僚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扩大。
唐文宗即位之后，因为牛僧孺等人对地方势力的妥协态度，发生了着名的“维州事件”。因为此事，唐文宗脸面尽失，遂将牛僧孺等一干人贬职。之后的武宗是个颇有想法的皇帝，于是在宦官的推荐下启用李德裕为相，对其极为宠信。武宗会昌年间是“李党”的繁盛期，李宗闵等人都被打压。
和唐武宗一样，唐宣宗一上台也开始了自己的权力重组。他不仅将朝臣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替，更将武宗当初所信赖的官员一律弃之不用，其目的就是改变武宗时期的治国方略。当时京兆少尹权知府事薛元龟、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等人都在这次换血中被贬职，而武宗朝曾经叱咤风云的李德裕也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唐宣宗的打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