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这番话，他便下令淮南监军停止选美的活动。不久之后，淮南节度使杜惊入朝拜相。唐武宗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贤卿不从监军使之言，朕才知道比有致脱圣明之意。今以卿为相，如得一魏徵。”由这件事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武宗为人还是较为知人善任的。率直的他能够从容地面对现实，比唐文宗少了些迂腐又比唐敬宗多了些正气，颇有些唐太宗李世民的遗风。
唐武宗在位期间最成功的一大举措就是重用了宰相李德裕。可以说他中兴大唐的统治，有很大一部分是李德裕帮他完成的。在良相李德裕的帮扶之下，千疮百孔的大唐终于重振雄风，顺利甩掉了积贫积弱的包袱。社会经济各方面平稳发展，百姓生活富足，安居乐业。
唐武宗在李德裕的帮助下于会昌年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较为有效的就是对吏治的整顿。为了提高朝廷各部门的行政效率，节省国库的开支，李德裕在征得唐武宗的同意和支持下，开始大刀阔斧地裁减了冗余官员。李德裕认为：“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简冗官，诚治本也。”此举虽然于国于家都有利无害，但却触及了不少既得利益者的痛处，因此一经实施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但是在唐武宗的坚持下，裁减官员的措施还是突破了重重阻碍，推行了下去。
根据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六月吏部奏，这一年削减官员共一千二百一十四员。到了朝廷十二月，地方州县又增加了官员三百八十三名，这样一增一减，一年中实际减少官员的数量是八百三十一员。减少官员的数量之所以不是很理想，根本原因是来自各方阻力太大。虽然效果不太乐观，但也不能不承认，武宗年间的朝廷政治的确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除了对冗官进行裁减之外，李德裕和唐武宗还对贪污、腐化等行为进行严惩，以此加强国权的集中管理，提高办事效率。武宗为了整顿吏治立法极严，尤其是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严从重，绝不姑息。
因为贪腐的官僚行为一直是百姓痛恨的政府行为，为了改善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自开成五年二月八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无罪轻重，咸蠲除之。惟十恶、叛逆、故杀人、官典犯赃，不在此限。”即将官典犯赃归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之列，排除于大赦范围之外。
李德裕当上宰相后，更是辅佐其加强了廉政肃贪的建设。早在会昌元年(公元840年)正月，唐武宗就曾正式下诏：“朝廷典刑，理当划一，官吏坐赃，不宜有殊，内外文武官犯入已赃绢三十匹，尽处极法。”同年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诏，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处以死刑。从这种严厉的标准中不难看出武宗廉政改革的决心。之后武宗两次大赦天下，但都申明贪污之罪不在赦宥之限，而且还公开说：“由是退恶进贤，化行令举，刑奸赃之吏，破黩货之家，此宗社降灵，助成时政。”
除此之外，唐武宗还限制官员大办丧事。因为如果大办丧事，难免有人会借机变相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自古以来都是政府的一大棘手难题，而且一味地依靠严刑峻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唐代官员的俸禄并不高，许多官吏的薪水甚至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及时发放，有些人就难免心生他念。了解到这一层原因后，唐武宗便在加强法制廉政建设的同时对官员的俸禄进行统筹管理，力图从根本上解决贪污的难题。
有些官吏为了进京赴选，多有举债。虽然他们都说到任填还，但是俸禄只有那么多，导致很多人滋生贪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期增加了这些人的薪俸，同时出台了新的政策，允许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此外，还给官吏养廉银以促使其奉公守法，“月选官许借支养廉，较当日加给两月俸料，体恤尤厚”，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唐代后期，仕途简直到了泛滥的地步。为了改变这一现象，李德裕提出严格控制官吏的选拔，从官吏来源入手控制官僚腐败。对于李德裕的提议，唐武宗也十分赞同。这次改革首先严格进士科的考试制度，选拔真才实学者。对此，史家称赞为：“抑退浮薄，奖拔孤寒”。
在这之后，朝廷又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较为明确的说明，规定：
“准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盖以科第之一，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谙详。近者诸州长史，渐不遵承。虽注县寮，多糜使职。苟从知己，不念蒸民，流例寝成，供费不少。况去年选格，改更新条，许本郡奏官，便当府充职一人，从事两请，料钱虚占。吏曹正员，不亲本任公事，其进士宜至合选举，许诸道依资奏授，试官充职，如奏授州县官，即不在兼职之限。”
也就是说，新科进士除了考理论文化知识还得考时政，方可实授；限制地方奏官的人数，减小国家财政负担的同时也防止其地方集权。
不仅如此，新的诏令还对利用门荫特权入仕者进行限制。中晚唐时期，滥用、冒用门荫特权取仕已成为吏治一大弊病，许多豪门子弟往往是凭借家族的功绩“自幼授官，多不求学，未详典法，颇有愆违”的纨绔子弟。所以严格执行用荫标准，明令限制门荫特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官吏队伍的素质。
此外，唐武宗还下敕规定官员兼职不得超过两道，如果情况特殊而兼三四道的，必须接受中央朝廷的监督，以此防止有的官员兼职太多而无力全面顾及兼领之地的情况，并能有效抑制地方势力的过分膨胀。
针对中唐后期官员游宴无度的现象，武宗在改革中也有涉及，会昌时期严禁官员无节制游宴。游宴无度不仅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还易滋生腐败，更严重的是有的官吏因嗜酒贪杯、耽误公事。再加上有的官员利用科举选士以结党营私，所以李德裕便请奏取缔了进士的曲江集宴。
为了扶正社会风气，抑制贪污腐化，这一时期还加强了御史和谏官的权力品级。例如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朝廷下旨将御史大夫由三品提升为正三品，将御史中丞由正五品提升至正四品下。御史台作为古代吏治的监督机关，肩负着监察百官的重任。唐武宗这么做就是为了提高其热情，使其更尽心尽力地工作，并充分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
谏议大夫在初唐时期一直享有重要的地位，作用就是上疏劝谏、补过拾遗。唐武宗效仿先帝纳谏，从他主动提高谏官品级就可见一斑。武宗会昌年间对吏治的改革，使中晚唐的二十年间受益颇多，虽未能阻止李唐王朝的衰败，但最终使得当时的政治局面变得相对清明。
帝王强硬，仇士良恩宠如烟云
唐武宗在位年间，除了推行一系列对国家有利的政策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宦官，比如罢黜仇士良。事实上，唐武宗想要抑制宦官的想法在他即位初期就开始表现出来。
唐武宗即位之初，朝野仍处于仇士良等人的完全掌控之下，政治状况极其黑暗。武宗初期受其胁迫，曾大开杀戒，不得已赐死了安王李溶、陈王李成美与文宗的宠妃杨氏。当时的大宦官枢密使刘弘逸和薛季棱等人因为曾有宠于文宗，所以引起了仇士良等人的嫉恨。为了消除自己的敌对势力，仇士良要求武宗在文宗葬礼上杀死刘弘逸等人。唐武宗迫于权势，便顺水推舟，下诏赐死了这些宦官。
对宦官也有诸多不满的唐武宗，并不像自己的哥哥唐文宗那样采取极端措施来打压他们，而是采用逐渐冷淡的态度和隐秘的手段对其进行压制。当初武宗拜崔铉为相时，没有同枢密使等大宦官商量，自己作完决定就直接颁旨了。
但按照中唐时期以来的惯例，皇帝选择宰相应当与枢密使商议并达成共识，所以崔铉拜相之后，当时的枢密使杨钦义等人颇受宫中资历较深的宦官们的诟病，认为他们懦弱不敢任事，导致皇帝破坏了老规矩，损害了宦官集团的权益。其实杨钦义又何尝愿意如此，只是新皇决意削弱宦官的势力，而且态度十分强硬，他杨钦义再有权势也不过是帝王家奴而已，又岂敢去撄皇上的逆鳞呢？
还有一次，大宦官仇士良自恃拥立武宗有功，所以武宗即位之初，便上表要求按照惯例根据他开府仪同三司的官阶恩荫他的一个儿子为官，谁料竟然被经办此事的给事中李中敏驳回了，理由是：“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
李中敏此举不仅大大地驳了风头正盛的仇士良的面子，还十分恶毒地暗讽了宦官们身有残缺，只能断子绝孙。这句话辱及了整个宦官集团，已经不仅仅是李中敏与仇士良二人之间的恩怨了，如果在宦官专权已达极致的文宗时期，李中敏必定难逃一死。正是因为看到了唐武宗坚定地要打击宦官势力的态度，李中敏才敢这样做，而仇士良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不敢对李中敏有所报复。
在武宗执政的前几年，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处理宦官之事，而是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外事宜的处理之上。唐文宗可以说将其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宰相李德裕的身上，李德裕当然没有辜负唐武宗的期望，在对这些事的处理上都表现出极强的能力与魄力，例如收降回鹘等地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仇士良等人因拥立武宗登基有功，加上在前朝一手遮天，所以此时在朝廷上很是跋扈，可以说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然而李德裕的出现给了仇士良一个下马威，唐武宗对李德裕的信任和喜爱使得仇士良逐渐感到了危机和压力。为了打击和压制李德裕，以便重新控制武宗，仇士良决定先发制人，给李德裕一个警告。但出其意料的是，此举丝毫没有打击到李德裕，反而给自己制造了难堪。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群臣上表向天子进献尊号，称其为“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按照惯例，唐武宗接受尊号后便登上丹凤楼并宣布大赦天下。此前一天，曾有人私下里告诉仇士良，宰相和度支正在草拟诏书，打算削减禁军的日常供给以及马匹所需的草料，并在第二天皇帝宣告大赦令时发布。
仇士良一听此言，便想趁此机会给李德裕难堪，他思忖道：“明天皇帝大赦天下，满朝文武必将云集丹凤楼。在这样一个盛大的典礼上，要是出了什么状况，岂不是有场好戏看？”想到这里，仇士良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就有意地散播给了禁军的将士们，目的就是引起禁军士兵的哗变。
仇士良更是当着朝臣们的面扬言道：“要是果真是这样，到了明天，军士们一定会跑到丹凤楼前示威请愿。”这一番话与其说他在向朝臣们提出警告，不如说他在向神策军士兵发布行动指令。
此事很快就传到了李德裕的耳中，李德裕听说之后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为了稳住局面，他进宫立即面见唐武宗，请求他在延英殿上亲自澄清此事。武宗听完事情的原委大怒，马上派特使带着圣旨到左、右神策军前宣布道：“大赦的诏书中根本无此事。而且赦书都是出自朕意，并不是宰相拟定的，你们从哪听说的这些话？”神策军的将士们一时都被震慑住了，默默无语。
皇帝亲自辟谣，而且态度如此强硬，可见武宗对宦官们的态度何等分明。仇士良听说唐武宗派特使来到神策军，立即知道自己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境地。与此同时他也明白了一点，当今的皇帝和宰相李德裕可不像当年的李昂和李训、郑注那么简单。他们君臣二人作风强硬，半数滴水不漏，行动果决，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面对这种情况，骄横惯的仇士良也不得不妥协，惶恐不堪地前去觐见唐武宗，并惭愧地称自己罪责难逃，还当面对李德裕表示歉意。
仇士良的阴谋虽然败露了，但他毕竟身居宫中多年，不仅饱经风雨、经验丰富，而且在后宫和前朝都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不能轻易撼动。因此唐武宗不仅没有严厉查办仇士良及其党羽，反而给他升了官，拔擢为观军容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