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是因长年在外游历，接触社会较多，观察社会的机会更多。正因为此，他更为知人善任，同时也少了一些迂腐的书生意气，更加能够面对现实，为百姓们着想。唐武宗为人十分谦虚，能够虚心接受臣下们中肯的建议。很多时候他都敢于放下身份，当面向宰相认错，这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中都是十分少见的。唐武宗重用李德裕并充分信任他，李德裕在任之时，提出过“政归中书”等政策，使得国家渐渐恢复元气，被后人称为“会昌中兴”。
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几乎所有的新帝在登基之后都要进行一番人事任免，以此来建立适宜自己统治的权力机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唐武宗即位之后便马上下旨罢免了一些官员，例如曾经反对他继承大统的宰相杨嗣复和李珏就在这一时期被罢黜。唐武宗之所以解除杨、李二人的宰相之职，并不仅仅因为他二人曾经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以唐武宗的眼光来看，杨嗣复和李珏的能力、威望和资历都有限，实在不能满足他对于新任宰相的要求。更何况唐武宗一直受到宦官集团的势力压制，他想摆脱打压宦官，这些人显然是靠不住的。
杨嗣复和李珏罢相之后，唐武宗便启用崔铉为相。但他心中政治抱负远大，单单凭一个崔铉是不足以帮助他成就大业的。唐武宗此刻急需一个人来帮助他重振李氏王朝的雄风，这个人首先必须有出色的才华，其次必须有卓着的威望，与此同时，还必须拥有多年的从政经历。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人才的帮扶之下，才有望一扫文宗时代的孱弱萎靡之风。
李德裕入相：君臣相知，晚唐绝唱
唐武宗的愿望虽然是好的，但是想找到这样一个人又谈何容易呢？幸运的是，在武宗朝确实有这样一位全才，那就是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事实上，李德裕此次拜相，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宦官杨钦义。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时，杨钦义也在淮南任职，是他的监军使。武宗即位之后，杨钦义很快就被召回长安。至于皇帝为什么突然将他召回，人们也是议论纷纷，都猜测杨钦义是否将出任新的知枢密。
虽说当时有杨钦义高升的传言，但李德裕为人一向清高，且从来不巴结宦官，所以此时对杨钦义仍未见丝毫礼待。而杨钦义虽然为此大为恼火，但也奈何不了他。但不知为何，几天之后，李德裕居然主动设宴款待杨钦义。李德裕在宴席之上恭贺其高迁，而且从头至尾都礼遇甚周。席罢之后，李德裕还赠送他珍玩数床。李德裕的态度在数天之内转变得如此之快，这让杨钦义大喜过望，对他也非常感激。
但出乎意料的是，杨钦义启程后刚行至汴州，唐武宗便一道圣旨让其返回淮南。君心难测，杨钦义觉得自己入主中枢无望，遂将李德裕所赠的礼物悉数奉还。可李德裕坚持不受，这让杨钦义大为感动。其后杨钦义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长安，并当上了枢密使。由于杨钦义的心中一直对李德裕十分感激，便不遗余力地举荐李德裕为宰相。唐武宗对李德裕的才能早有所耳闻，如今再加上枢密使的举荐，唐武宗心中拜他为相的想法就更加坚定了。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九月初四，李德裕被唐武宗重新征召回朝，就任中书侍郎兼同平章事，成了大唐王朝的第一宰相。说起李德裕，大家都不陌生。他在文宗朝就一度活跃在政坛之上，虽然执政能力无可挑剔，但是作为众所周知的党派领袖，他的回归是否会引发朝野新一轮的党派之争呢？
其实李德裕心知肚明，如果，入朝为官无依无附，以一人之力是根本无法立足的。毕竟在政坛混迹多年，当年不是吃了这份亏，他也不至于被人排挤出朝廷。或许正是因为此，他才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从政策略，看准时机，主动对杨钦义示好。不仅如此，李德裕也很明白该如何与宦官集团打交道，对此他更有自己的原则和策略。
虽然此次拜相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枢密使杨钦义这批宦官中的新贵保持深厚的私谊，但他却不会去刻意讨好宦官，反而让杨钦义感受到同僚般的情谊。李德裕不会向宦官低头，双方只是互利互惠而已。而对于仇士良这种根深势大、一手遮天的强权宦官，李德裕绝不妥协，千方百计地与其抗衡。因为他深知，一旦向这些人示好，就很有可能沦为其手中的傀儡，违反自己的初衷。
李德裕回到长安之后，唐武宗马上接见了他，二人就朝局和国事深谈了一番。《新唐书》中明确地记载了君臣二人的这次会面，当时李德裕很感激武宗的知遇之恩，当场便向皇帝说了如下一番话：
“辨邪正，专委任，而后朝廷治。臣尝为先帝言之，不见用。夫正人既呼小人为邪，小人亦谓正人为邪，何以辨之？请借物为谕，松柏之为木，孤生劲特，无所因倚。萝茑则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无待于助。邪人必更为党，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则无惑矣。”
一向自命清高的李德裕表示自己将一心一意侍奉君王，洁身独立，绝不与奸佞小人结为朋党，如果陛下能提拔贤能，罢黜奸邪，倚重宰相，则必能大治天下。李德裕的这番话无疑是一封决心书，这让唐武宗大为感慨，也为自己任用这样一位贤才为相而甚感欣慰。
虽说李德裕有些言过其实，也着实令人不敢恭维，但是他所要的效果在不久之后就见了分晓。此次谈话之后，唐武宗对李德裕表现出超出寻常的信任，当然这也源于看重他的能力。反而言之，唐武宗之所以能成功地开创“会昌之治”除了源自他的知人善任，还有就是能够充分信任自己的臣子。而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历史上不少皇帝就是因为不能坚持对大臣的信任，最后将重振朝纲的梦想付之一炬。
李德裕入相后，以宰相为中心的中书省充分发挥了作用。他加强了宰相的权力，其目的在于提高朝官的声威，抑制宦官权力扩张，保证中央集权统一管理。自从回到长安，李德裕几乎就站在了仇士良的对立面。与唐武宗一样，他并不会主动去和仇士良等实力相抵抗，而是通过壮大自己的势力，来慢慢削弱对方的势力。虽然李德裕的强权有党朋之争的嫌疑，但是事实证明此举收效显着，也给后来的“会昌中兴”创造了条件。
唐武宗对李德裕除了信任之外还十分尊重，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当初武宗将前宰相李珏、杨嗣复贬谪罢黜，本决意下令将二人处死，但李德裕上表力谏，唐武宗也就依他的意思，赦免了他们。
关于这件事情的原委，有必要进行详细说明。前面就曾提到，唐武宗即位之初，就下旨罢免了前宰相杨嗣复和李珏。到了第二年正月，新帝改年号为“会昌”，同时依照惯例宣布大赦天下。但仇士良却不甘就此罢休，担心已被贬为地方观察使的杨嗣复和李珏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便决意斩草除根。
当年三月，等赦令的有效期一过，他便再次拿起屠刀对准这两个政敌，并不断对天子施加压力，上表请求除掉二人。武宗派出两路宦官前去诛杀二人，当时的杨嗣复身处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而李珏任职桂州（今广西桂林市）。
李德裕在第一时间就获知了此事，立即召集大臣到中书省紧急磋商，并请枢密使杨钦义入宫面奏皇上，反对诛杀二人。与此同时，他还联络另外三位宰相，在武宗下诛杀令的第二天采取行动，一天之内三度向武宗递交奏书，劝唐武宗不要听信仇士良之言，杀杨、李二人。
李德裕对唐武宗说：“当年德宗皇帝就是因怀疑大臣刘晏唆使太子谋反，仓促地将其诛杀了，使得朝野上下皆替其喊冤。两河流域的藩镇官吏甚至以此为借口不服朝廷的管治，德宗皇帝其后也为此后悔不已，只得录用刘晏的子孙为官来作为补偿。先帝文宗也曾因猜疑大臣宋申锡与亲王串通谋反，将他贬谪流放，致使其客死他乡，事后也是追悔不已。倘若杨嗣复与李珏真的有谋反之心，也只能再次贬谪。无论如何也应当先行审讯，等到罪证确凿，再杀他们也为时不晚。而今陛下不与百官商议便派人诛杀二人，朝中臣子无不震惊。恳请陛下能登临延英殿，允许我们当面陈述！”
此时的李德裕很清楚，如果这次仇士良得逞，那么其气焰会越来越嚣张。杨嗣复和李珏虽然不是他一党的成员，但为了与仇士良对抗，也得拼尽全力保住他们的性命。武宗在接到李德裕等人的上疏之后，当天傍晚便宣他们上殿。几人上殿时，神情异常激动，含泪劝谏：“陛下请慎重考虑，三思而后行，以免做出后悔之事！”
唐武宗断然没有想到，他眼下宠信的这臣子居然如此重视前朝两个旧臣。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当时为何罢黜杨、李二人，难免心生不悦，于是说道：“朕不后悔！众爱卿都请入座！”言下之意是让他们不必再劝他了。武宗没想的是自己连说三遍，李德裕等人还依然直挺挺地站着。虽然皇帝面有怒色，李德裕还是再次劝说：“臣等希望陛下下旨免除二人死罪，不要因其之死而让天下人皆喊冤。陛下若不同意，臣等不敢就座。”
李德裕如此固执己见，唐武宗大惑不解。但此时他也看出了李德裕的决心，仔细思量许久，觉得为了两个无足轻重的人而跟宰辅闹僵，实在不值得，何况这本来就是仇士良的主意，自己也不是非杀他们不可，于是挥挥手说：“罢了，看在众爱卿的面子上，就免除他们的死罪吧。”随后，两路使者被追回，二人性命得以保全。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杨嗣复再度被贬为潮州刺史，李珏也被再贬为昭州刺史，此事就算告一段落。
仇士良虽然对这样的结果极度不满但又无计可施，因为此次反对他的势力不可小觑，其中既有李德裕这样的资深政治强人，又有摆明与他分庭抗礼的宦官新贵杨钦义，最重要的是唐武宗对他们的话非常重视，自己也不能与之相比。虽然仇士良明白李德裕等人不好对付，但他并不会就此罢手。
之后，李德裕向唐武宗提出了“政归中书”的政策，并公开让武宗简政放权。对于李德裕的意见，唐武宗当然欣然接受。唐武宗虽然重用李德裕，但也没有完全失去自我盲目崇拜。而当时那种君臣共治天下的局面，几乎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良臣魏徵的那种经典“君臣之道”的再现。
而对于李德裕来说，他之所以能够将他的政治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还得感谢唐武宗为他提供了一个宽广的政治舞台。综观李德裕的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就是武宗在位的六年。在这六年里，他帮助唐武宗内制宦官、外平回鹘，而且汰冗官、定昭义、助灭佛，可以说功绩显赫，几乎可以称其为晚唐之时最着名的宰相。而他们君臣之间的合作则被史学家们称颂为“君臣相知成为晚唐之绝唱”。
大唐最会玩的皇帝
武宗时期的君主之治，可以说昏庸和英明并存，其特点是表现了复杂的多样性。初上台的唐武宗是个天子年少，风流倜傥，喜好玩乐，劲头不亚于自己的两个哥哥唐穆宗和唐敬宗。唐武宗非常喜欢骑射、打猎、击毯、鞠球、角抵这类活动，疯狂沉迷于各种武戏。
登基之后他并没有减轻年轻时对游玩的喜爱，并经常让五坊中的人员陪同他出入宫内外。和唐敬宗一样，他对五坊人员非常宠爱，经常一掷千金赏赐他们，并且允许他们自由出入宫禁。大臣们见他如此都十分失望，认为他完全是第二个敬宗，日后新王朝在他的统治下肯定混乱不堪。
但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唐武宗并不是一个只懂得游玩享乐的君主。和其他皇帝不同，他在疯玩之后依旧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其实隐去他玩乐无度之事，他内心深处还是很想在在位期间有一番作为的。唐武宗曾经特意去兴庆宫拜见他的祖母郭太后，诚恳地询问他如何才能当好一位天子。郭太后早就知道这个孙儿的所作所为，但她不愧是身经数朝的名门之后，对于唐武宗所做的荒唐之事她只字不提，仅说了一句话，就是要他学太宗皇帝虚心纳谏。
唐武宗听后如醍醐灌顶，回去后马上将高积在案的谏书全部读了一遍，并发现这些奏疏中很大一部分是劝他节制玩乐的。瞬间，唐武宗好像长大了不少，外出游玩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也不再随意赏赐五坊中人。例如唐武宗有一次到泾阳狩猎，有大夫高少逸、郑朗进谏说：“陛下近日来出猎太频繁，而且早出晚归，出城太远，影响了国事的处理。”唐武宗马上表示接受他们的建议，还擢升了高、郑二人的官职，以此来鼓励臣下们积极进谏。
唐朝在举行宴饮时风行酒令，唐武宗也深谙此道。他听说扬州的女妓多才多艺，尤其擅长行酒令，于是命令驻扎在扬州的淮南监军使从当地选取十七名女妓献入宫中。为了逢迎君主的喜好，监军使要求当时的淮南节度使杜惊在进献皇帝女妓之外，再加选一些良家美女，教她们行酒令之后一起进献到长安。
杜惊为人颇为正直，所以表示拒不参与此事，不管监军使再三要求，杜惊始终不从。监军使见他如此固执，一怒之下就上表唐武宗弹劾杜惊。唐武宗接到状表后，沉默了许久，终于说道：“朕命淮南藩臣选女妓入宫，岂是圣明天子所能有的作为？杜惊能够不服从监军之意，真是宰相之才。与他相比，朕实在惭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