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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宦官乱政,冲天杀气漫透长安(4)


  郑注仗势欺人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朝中正直官员的不满,不久之后,就有个叫李款的侍御史上书弹劾他,请求将他法办,并且在十天之内连上十几封,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王守澄怕惹出祸端,便将郑注藏在神策军营里,但郑注在那里也受到厌弃。当时左军中尉韦元素、左右枢密杨承和与王践言对王守澄很不满,对郑注自然也没有好脸色。左军将官李弘楚知道韦元素等人的心思,便向其献了一计,想置郑注于死地。

  郑注是以医术闻名,于是李弘楚就让韦元素谎称有病,让郑注前来诊治,趁机将他杀死。韦元素认为此计可行,于是就诈病召郑注前来。郑注也知道韦元素等人与王守澄素有嫌隙,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他“临危不惧”,见到韦元素后就扑在地上大哭,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一番他的苦难经历。韦元素见他如此可怜,心一软就放弃了杀他的念头,二人交谈一番后便把郑注放了回去。郑注走后,李弘楚叹道:“大人你今日不杀郑注,日后肯定会受其祸的!”

  郑注虽然做了王守澄的手下,但医术仍旧十分高明,半个月之后便将唐文宗的风疾治好了。太和八年(公元834年)的正月初五,唐文宗在太和殿召见了群臣,满朝文武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了。

  病好之后,唐文宗对郑注十分感激,以至于后来对他十分宠信。郑注一时间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前来巴结他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而贪财的郑注对于这些人所送的财物照单全收。在这些行贿人之中,有个名叫李训的流放之徒,他送给郑注大量的钱财,希望他能在皇帝面前为自己多说好话。李训原名李仲言,出身名门,是李逢吉的侄子。在钱财的诱惑下,郑注便向王守澄引荐了李训。在王守澄的安排下,李训很快就来到了唐文宗身边。

  李训不仅长得一表人才,风流倜傥,而且才识过人,尤其精通《周易》,这便大大符合唐文宗的心意。王守澄引荐郑注和李训本来是为了间接地控制唐文宗,然而唐文宗不知就里,反而将他二人作为知己。经过多日的相处,唐文宗便将他心中的苦闷向郑、李二人倾诉了。

  郑注虽然是个贪财之人,但也有些见识,而李训自不必言,他费尽心力回到长安就是为了一展抱负。所以他二人听了唐文宗的倾诉后都表示愿意为主上担当起诛灭宦官的重任。继宋申锡之后,唐文宗觉得自己又一次找到了得力的人才。于是他下旨拜李训为相,擢升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又一次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

  大权在握之后,李训首先想到的是解除宦官手中的兵权。这一步十分关键,只要解除了兵权,宦官们可以说丧失了安身立命之道。对于李训的想法,唐文宗十分赞成,于是他下旨将王守澄调任神策军右中尉,而命宦官仇士良接替他之前的左中尉之职。

  仇士良本就和王守澄有过节,所以也同意帮助李训等人除去这个心头大患。分割了王守澄的兵权之后,李训等人对当年唐宪宗的死又重提。而仇士良更是十分肯定地说,唐宪宗就是被陈弘志和王守澄害死的。李训的本意是将陈弘志调到长安指证王守澄,但陈弘志却在不久之后莫名其妙地被人杀害了。

  这个计划落空之后,唐文宗又将王守澄调升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目的是把他调离他的根据地——长安。失去兵权的王守澄毫无还击之力,随即被唐文宗用毒酒赐死,对外却宣称“暴病身亡”。而韦元素、王践言、梁守谦、杨承和等宦官也先后被赐死或者流放。

  甘露之变:金吾厅的那场刀光剑影

  王守澄虽然已死,但他多年经营的势力依旧存在着。为了彻底铲除这股势力,李训和舒元舆等人商量了不少对策。他本想让郑注在王守澄的葬礼上率兵将他的余党一起缉获,但又怕如此一来郑注的功勋会超过自己,所以这个计划只好搁浅。

  为了进一步掌控局势,李训又把自己的心腹分派到各大重镇去担任节度使。其后,他召集了金吾使韩约、太原节度使王蟠、那宁节度使郭行余共同商议如何处理王守澄的遗留问题。

  在李训的示意下,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韩约在朝堂之上向唐文宗奏报说金吾厅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祥瑞,后院的石榴树上降下了甘露。听闻祥瑞出现,唐文宗也是大喜过望。李训和舒元舆等人趁势向皇帝祝贺,并请求唐文宗前去观赏。处在兴奋状态中的唐文宗马上下旨命文武百官前去观赏,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当时掌权的众宦官。其实甘露祥瑞是假,李训等人想借此机会除掉宦官是真。

  一行人到了含元殿后,唐文宗先是派李训前去金吾厅看看情况。李训回来报告说甘露已经不是很明显了,但叫唐文宗不要宣扬出去。唐文宗对此事深表怀疑,便命身边的仇士良和鱼弘志带着宦官们前去看个究竟。

  仇士良和鱼弘志出去后,李训马上召集王瑶和郭行余等人进入含元殿布置行动。然而此时王瑶已经吓得全身发抖,根本无法动弹。最后还是郭行余带着自己数百名亲兵来到了丹阳门外等候诏命。

  与此同时,仇士良等人已经进入了金吾厅的后院。众宦官纷纷围到石榴树下看祥瑞何在。因为树上本就没有所谓的祥瑞,加之计划还未施行,所以韩约看起来十分紧张,甚至汗流满面。韩约的反常情绪很快引起了宦官首领神策左、右军中尉仇士良的注意,就在仇士良询问他何故的时候,金吾厅后院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

  就是这阵风吹起了幕帐的一角,早早埋伏在里面的将士就这样暴露了。机警的仇士良知道情况有变,马上带领众人撤回含元殿。他来到唐文宗的面前,说金吾厅有人作乱,请皇帝赶紧回宫避难。李训见计划被打乱了,马上下令手下将士们提前动手。他命金吾厅的卫士们赶快前往含元殿保护唐文宗,并许诺事后赏给每人一百缗。

  就在此时,宦官们率先带着唐文宗迅速从含元殿撤离。李训见状,马上拦住文宗御驾,奏报说:“臣尚有要事禀报,望陛下留步。”然而仇士良根本不容许他说话,气势汹汹地称他要谋反。唐文宗事先知道此事,便想挣脱宦官们的控制。就在混乱之中,仇士良和李训扭打在一起。然而李训势单力薄,最后宦官们还是抬着唐文宗的御驾进了宣政门。

  等到众人率兵赶来,宣政门已经紧紧关闭。李训等人知道大势已去,便想出逃。气急败坏的仇士良怎会放过他们,马上派神策军将领魏仲卿和刘泰伦从三面包围了朝官们办公的场所。大臣们不知何事,纷纷来问当职的宰相。王涯和贾悚并不知情,便请百官们回去。但此时宫门已经全部关闭,没能出宫的官员全部被当场斩杀,多达六百人。

  因为李训、舒元舆等人在事发之后就逃出了皇宫,所以在宫内的大屠杀之后,仇士良马上又派了千余名神策军在长安城内外大肆搜捕。一时间,整个长安城陷入了混乱之中。其后,李训、王涯、舒元舆都纷纷被捕。李训被抓之后不想忍受宦官们的侮辱,于是恳求押送自己的官军说:“现在朝廷的禁军到处搜捕我,是因为抓到我就能得到朝廷的重赏。倘若禁军们见到我,肯定会抢先领功。你们还不如把我杀了,拿着我的首级去长安领赏吧。”这些人听李训如此说,便将他杀死,并把首级递上长安。

  第二天清晨,朝会照常举行,但皇宫内外都有全副武装的禁军把守,气氛十分严峻。文武百官聚集在大殿之上,都噤声不语。唐文宗见状,便询问道:“怎么不见王涯来上朝?”站在一旁的仇士良马上站出来禀报:“王涯等人意图谋反,罪无可恕,已经被禁军逮捕入狱。”唐文宗此时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在接到仇士良递上来的“谋反”罪状后,他只得命令狐楚和郑覃代行宰相之职。其后,令狐楚和郑覃便依令拟写了宣布李训、王涯等人“谋反”之罪的诏书。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王涯、舒元舆、郭行余等一干人被斩杀于长安城中的独柳树下。在这之前,仇士良还让禁军挑着李训的人头在长安城里游街示众。这次事件前后延续了十几天,共有六七百个朝臣被诛杀,这便是文宗朝着名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标志着唐文宗多年来想要铲除宦官的理想破灭,在这之后,唐文宗一改以前的强硬态度,对宦官问题变得不闻不问,任其发展。而宦官们在“甘露之变”后更是提高了警惕,为了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他们一边将唐文宗软禁起来,一边想尽各种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开始了多年未遇的自然灾害。开成年间,天空之中频频出现彗星,用古人的说法就是凶兆不断,这对封建王朝的统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在自然灾害的影响下,粮食减产,严重的时候甚至颗粒无收,不少百姓都流离失所。为了安抚灾民,唐文宗下发了很多赈济的诏书,但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旱灾波及了长安。朝廷六月,唐文宗派出许多使者去各处祈雨,但都没有收获。对于这种状况,唐文宗极度灰心。他召来宰相们说:“如果上天再不降雨,朕就退居兴庆宫。你等另选贤明之主吧,朕也不再做这个皇帝了。”同年十二月,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突然发生了大火。

  由于遭到一系列事情的打击,唐文宗的意志逐渐消沉,原本已经痊愈的风疾也复发了。他无心问政,终日以饮酒消愁。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的一天,唐文宗和翰林学士周埠共饮,他问周埠:“朕可以和前代的哪位君王相比呢?”周埠回答道:“此事不是臣所能评价的。但依臣所看,陛下您堪比尧、舜。”

  唐文宗惨淡地说道:“朕怎敢自比尧、舜。我问你,朕比之周赧王和汉献帝如何?”周赧王和汉献帝都是历史上着名的亡国之君,唐文宗这么说,周埠无言以对。唐文宗继而说道:“周赧王和汉献帝被诸侯钳制,如今朕却受制于自己的家奴。这样说来,朕连他们都不如。”

  唐文宗的一番话道尽了他心中的苦闷,“甘露之变”带给他的不仅仅是打击,他的自信、他的尊严、他登基时的意气风发都随着金吾厅里的那场刀光剑影灰飞烟灭。如今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雄心壮志、挥斥方遒的皇帝,而是变成了一具自暴自弃的行尸走肉。

  带着自己的夙愿,唐文宗惨淡地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四,唐文宗崩逝于太和殿,谥号“元圣昭献孝皇帝”,终年三十二岁,死后被葬于章陵。“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这是历史上对唐文宗的一贯评价。唐文宗的一生虽然怀有远大的理想,也为此勤勤勉勉,但还是因为缺少治国才能而抱憾终身。

  对于唐文宗为什么会在众多事件面前一事无成,无所适从,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这样的论述:“夫唐代河朔藩镇有长久之民族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去之不易,而牛李党之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尤长久于河朔藩镇,且此两党所连结之宫禁阉寺,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外更有种族问题,故文宗欲去士大夫之党诚甚难,而欲去内廷阉寺之党则尤难,所以卒受‘甘露之祸’也。况士大夫之党乃阉寺党之附属品,阉寺既不能去,士大夫之党又何能去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