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即高句丽之简称，其疆域大抵包括今日朝鲜北部和中部，以及中国东北地区之一部。
在战国时代的燕国，在势力最盛时，曾达到今朝鲜半岛的清川江畔。汉武帝时代，征服卫氏朝鲜，并入中国之版图，置四郡：乐浪郡、临屯郡、玄菟郡、真番郡。后来，位于东亚的扶余部落在此建立高句丽王国，到了隋代时，高丽已经成为隋帝国东北部一个实力较强的国家。
曾经强大一时的隋王朝，在征讨高丽上栽了个大跟头，隋炀帝连续发动了三次规模空前的远征。仅第一次东征高丽，即动用一百一十三万的军队，如此庞大的远征军，即便在人口众多的今天看来，也足以令人瞠目结舌。然而高丽人的英勇善战，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三次征高丽的失利，竟然成为隋帝国倒塌的起点。
在辽东到朝鲜半岛上，高丽是最大的国家，其疆土东西跨度三千一百里，南北跨度两千里。除了高丽王国之外，在朝鲜半岛的南端还有两个国家，即百济与新罗。
唐王朝取代隋王朝之后，武德二年（619年），高丽国王高建武遣使来朝，与大唐新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由于隋炀帝时数次东征失利，当时不少隋帝国的士兵被高丽所俘虏，唐帝国既然代替了隋帝国，战俘问题成为唐与高丽外交的敏感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在武德五年（622年），李渊给高丽王高建武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写道：“隋朝末年时，两国连年交战，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并使双方多年来积怨甚深。如今既然两国已经通好，我已经下令在国内搜寻高丽人，不久便可以将其遣送回贵国，而贵国中的我国臣民，也请阁下遣送返还，以弘扬仁义宽恕之道。”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交换战俘的协议得到合理的解决，这一年，高丽向唐帝国移交了一万多名战俘，在之后的数年里，总共遣返的人数有数万人之多。
武德七年（624年），高建武派遣使者抵达长安，请求唐政府给高丽颁布历法。颁布历法有什么用途呢？在中国历史上，历法并不单纯具有天文学上的意义，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高丽遵奉大唐的历法，这叫“奉正朔”，表示臣服的意思。朝鲜半岛上的另两个国家百济与新罗，也同样向唐王朝上表请求臣服。于是唐高祖李渊便册封高建武为“辽东郡王”，百济国王夫馀璋为“带方郡王”，新罗国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高丽、百济、新罗这三个国家，也是矛盾重重，不断地发生战争冲突。百济与新罗的实力稍弱，当时从百济、新罗走陆路抵达唐帝国，势必要经过高丽，便控告高丽阻挠两国使者前往唐帝国朝见天子。武德九年（626年），经玄武门事变而登上帝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派出使者前往三国进行调解，高丽王高建武上表谢罪，表示愿意与百济、新罗两国和解。
贞观五年（631年），唐帝国消灭北方强敌突厥汗国，国力开始迅猛发展，唐太宗便着手处理隋朝征高丽时阵亡将士的遗骸归国，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现。但是唐太宗此举却引起了高丽政府的恐惧，国王高建武担心唐政府会清算这笔旧账，于是修筑了一条长城，这条长城总长度有一千余里，东北起于扶馀城，西南抵达海边。不过此后十年间，两国相安无事。
到了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丽。
令陈大德颇为惊讶的是，在高丽国内，居然遇到大量的中原汉人。这些人告诉他：“自从隋末从军，被高丽所俘虏，高丽政府便将流浪女许配给我们，所以就在这里与高丽人混居了，现在人数大约占了高丽人的一半呢。”这个数字当然不准确，有夸张之嫌，但是可以看出，高丽所遣送回国的战俘人数只是一小部分。这些留居高丽的中原汉人争先恐后地向陈大德打听家乡的消息，见到唐帝国的使者，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泪流满面。
陈大德返国之后，向唐太宗报告了这件事，唐太宗不禁感慨道：“高丽本是我汉四郡之地，国家不武致沦为异域。倘若我们发精兵进攻辽东，高丽必以倾国之兵相救，那么再派出一支海军从东莱直逼平壤，海陆夹击，要攻取高丽并非难事。只是如今中原地区仍然凋敝，民生未富，我不忍心发动战争，让百姓受苦。”
然而仅仅一年后（贞观十六年，642年），高丽政局却出现巨变。
高丽的东部泉盖苏文大人，手握重兵，为人残暴，目无法纪，根本不把国王高建武放在眼中。高建武与一班文武大臣秘密商议，准备除掉泉盖苏文，然而此事竟然被泉盖苏文所察觉，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泉盖苏文发动政变，率军进攻都城，攻克王宫，杀死国王高建武。泉盖苏文改立高建武的侄儿高藏为高丽国王，而实际权力则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高丽王国实际统治者。这个泉盖苏文虽然暴戾无度，然而实际上是很有些本事的人，史书称他“状貌雄伟，意气豪逸”，是个非常英武之雄才，其人崇尚武力，夸张的是，他身上居然佩戴五把刀，其霸气令人望而生畏。
高丽国内的政变，引起了唐朝廷的密切关注。
唐太宗考虑要不要对高丽动武，他找来长孙无忌，说道：“现在泉盖苏文弑君，大权独揽，以我们现在的军事力量，要击败他易如反掌，可是我不敢劳民远征，所以考虑动用契丹部落与靺鞨部落进攻高丽，你以为如何呢？”
长孙无忌回答道：“泉盖苏文自从杀死国王后，一直担心我们讨伐，积极备战。我们现在不如先忍一忍，只要泉盖苏文觉得自身安全，必定会在国内更加骄横无道，到时再出兵讨伐也不算晚。”
唐太宗听了之后，满意地点点头说：“这个主意不错。”所以派出使者到高丽，册封新国王高藏为“辽东郡王”，表示唐帝国承认其政府。
然而时过不久（643年），朝鲜半岛的局势又出现重大变化。半岛南端的百济国与新罗国又陷于战争之中，百济侵占新罗四十余座城池，并与高丽结盟，共同出兵新罗。新罗国王抵挡不住，紧急向大唐帝国请求援助。
唐太宗在给高丽国王的诏书中，警告说：“新罗是中国的藩国，一直朝贡不断，你们与百济应当速速收兵，如果再侵犯新罗，我将发兵攻打你的国家。”
贞观十八年（644年）初，大唐使者相里玄奖携带着太宗皇帝的诏书，抵达高丽都城平壤。相里玄奖出示唐太宗的诏书，并对泉盖苏文说：“唐朝皇帝奉劝阁下不要进攻新罗，否则唐帝国不会坐视不理。”
身上佩着五把刀、一脸骄横的泉盖苏文并不把相里玄奖放在眼中，他不以为然地说：“当年隋帝国进犯我国时，新罗乘机在背后插了一刀，侵占我国五百里的土地，在没有夺回这些土地之前，我是绝不会退兵的。”
面对高丽政府的强硬态度，相里玄奖企图以理说服泉盖苏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怎么可以一直追究呢？如果要追究，那么高丽的土地，当年也都是中国的郡县。现在中国都没提这件事了，高丽又何必一定要追回旧地呢？”泉盖苏文不听，坚决主张收回失地。
相里玄奖没有完成这次使命，二月份，他回到帝国首都长安，向唐太宗汇报了情况。唐太宗听罢大怒道：“泉盖苏文真是不识好歹，他谋杀国王，欺陵大臣，残虐人民，现在又敢违背我的诏命，侵略邻国，这样不能不讨伐他们。”
唐太宗决心出兵推翻泉盖苏文。
远征高丽的决定，引起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唐太宗对此的看法是：“泉盖苏文在高丽胡作非为，人民早就延颈待救，这正是消灭高丽的最好时机。现在很多人对此议论纷纷，是没有看到这一点。”
为了显示远征高丽的决心，唐太宗决心御驾亲征。唐太宗李世民自从登上帝位之后，已没有亲自上过战场，但他身上仍然流淌着武士的血液，他仍然是一代名将。这从另一方面也显示唐太宗对远征高丽的重视，因为高丽的军事力量确实不能忽视，以隋帝国在最强盛之时，三次远征高丽，结果不仅没有消灭高丽，反倒使强大的隋帝国走向衰亡，所以唐太宗虽然在战略上藐视对手，但在战术上却极为重视对手。
按照唐太宗的设想，对高丽的打击，是从海路与陆地两路同时挺进。
十一月，刑部尚书张亮被唐太宗委任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也是海军总司令，其辖下的战船共计五百艘，海军陆战队四万人，主要是来自南方江淮一带的士兵，计划从莱州军港出发，走海道进军高丽。
大唐名将李世勣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宗为副大总管，率领步兵、骑兵共计六万人，以及部分胡人部落骑兵，从陆路进击辽东。
因为高丽在守城战方面非常专业，所以唐军必须装备先进的攻城武器，曾经在高昌战役中主持制造大量先进攻城武器的姜行本被任命为行军总管，连同少府少监丘行淹，抓紧时间制造攻城器械。除了姜行本与丘行淹之外，还有大量工程人才纷纷献上自己所发明的攻城器械，唐太宗亲自从中选择部分实用的方案。同时，还有很多勇士听说皇帝将亲征高丽，自告奋勇前来应征入伍，可以说，这是一个勇武的时代。
一切准备就绪，唐太宗亲自写下讨伐高丽的诏书，这份诏书，声讨泉盖苏文弑君虐民的暴行，并指出唐军必胜的五个理由：“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敌劳；五曰以悦当怨。”
在唐太宗看来，讨平高丽，指日可待。
十二月十四日，大唐帝国正式对高丽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