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信息时代的技术进步已经彻底改变了商业领域和体育运动领域的决策过程，但联邦政府对这些新技术的应用还仅仅处在一个开始的阶段。要实施“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法”（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我们不仅要使用新的技术、还要改变目前的决策过程。然而，一旦打破这些障碍，我们将从中获益：政府将更有效率、更加开放、更加负责，引导政府前进的将是“基于实证的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施加的影响。机遇就在眼前。我们现在需要具有远见的政治领袖立刻抓住这个机遇。01
——丹尼尔·埃斯蒂，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2007年 4月
美国这个国家，虽然年轻，但相信数据、使用数据，却有着深厚的传统。数据被视为科学的度量、知识的来源；没有数据，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都寸步难行。
爱德华 ·戴明（ Edwards Deming）是享有世界声誉的美国统计学家、管理学家，也是质量管理理论的奠基人。二战结束后，他曾经旅居日本，帮助日本人开展战后重建，为日本的经济崛起立下了丰功伟绩。他有一句名言说：
“我们信靠上帝。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这句话在美国流传极广。
“我们信靠上帝”源于美国国歌，印在货币上不说，还是美国的国家箴言（ National Motto）。作为一个宗教大国，美国有 90%至 92%的人都声称相信上帝。 02“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这后半句把数据提到了和上帝相提并论的高度，这反映了美国人对于数据的无比推崇。
上帝，是极大、极高、极虚的神的化身；数据，是至小、至实、至真的逻辑单元。既信奉上帝，又推崇数据，这两者貌似对立，但却在美国大众的价值观中交融渗透，这也反映了美国人对于宗教和科学的复杂心情和矛盾态度。
可以想象，随着大数据时代的不断深入，美国人对于“上帝”的态度，可能会越来越纠结；而对“数据”，将会越来越“迷信”。
这种“迷信”，对联邦政府而言，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用数据来说话”的层次上了。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迅猛增加，各个政府部门都在尝试“用数据来决策”、“用数据来管理”、“用数据来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既务实管用、又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和应用。
爱德华·戴明（1900-1993）
在 1947年之后开始加入日本的经济重建工作，他在统计和质量管理方面的贡献，被认为是日本创新、打造高质量产品的重要助推器，他因此被日本人视为对其经济崛起作出重要贡献的英雄。
1950年，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协会开始设立戴明奖；每年的颁奖典礼，国家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为年度盛事。图为戴明奖奖牌。
循“数”管理：平安大道怎样铺
截至 2010年，中国拥有 7800万机动车辆，大概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根据中国警察部门的报告，2010年有 7万人死于交通事故，是美国的两倍。真实的数据可能还要高很多。两国的交通安全专家认为：美国的数据非常可靠，统计了每一宗死亡案例，但中国的地方警察部门普遍存在少报、瞒报的问题，只有一小部分交通死亡的数据最终进入了官方的报告。03
——《纽约时报》，2011年 7月 26日
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全面普及汽车的大国，一度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
汽车，是 19世纪末在欧洲发明的。但一进入 20世纪，美国就开始在汽车领域领跑世界。这主要归功于一个美国人：亨利 ·福特（Henry Ford）。
福特出生于一个农庄家庭，他的父亲寄望于他继承农场的事业，但他却喜欢机械发明， 15岁就自己装配了一台内燃机。 16岁的那年，福特离开了家乡，去工厂学徒、打工，他最终如愿以偿，成了一名机械工程师。 1896年，33岁的福特自己设计制造了第一辆汽车。
后来，他的车开得越来越快，他也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1903年，他创立了福特汽车公司。在接下来的 25年内，其公司为美国生产了 1500万辆汽车。
福特对美国社会的杰出贡献，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个发明家、企业家，还在于他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他立志要让汽车这个当时只有权贵人物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走进普通家庭，率先在汽车制造领域引进了流水线装配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他曾经说道：“我将为大众生产汽车。但它的价格会很低，只要有一份像样工资的人，都能买得起，在上帝开创的伟大空间里，他和他的家庭能共享快乐的时光。”04
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福特让利、低价销售他的产品。通过他的努力，汽车在美国变成了真正的“大众消费品”。福特也被后世称为“美国汽车之父”。
随着汽车的普及，道路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多，成为一个突出的公共问题。从 1960年到 1965年，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以每年近 30%的速度增长； 1966年，死亡人数首次突破了 5万，成为全美舆论的焦点。当时，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扼制这个增长势头，死亡人数将在 1975年达到 10万。
但这却没有成为现实。
接下来的几年，死亡人数有升有降。到 1972年，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攀升到了 54589人，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此后近 40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2009年，死亡人数为 33808人，创下了自 195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仅绝对死亡数量大幅下降，相对值也降到历史最低水平，每 1亿英里驾驶里程的死亡数为 1.13人。
这个成绩的取得极为不容易。
要知道，1966年，美国的人口数为 1.96亿，2009年，已经 3.07亿；1966年，美国仅有 1.01亿注册驾驶员、0.94亿机动车辆，2009年，驾驶员上升到 2.1亿，机动车量增加到 2.46亿，人口和车辆的数量、密度都成倍增长，车辆的使用频率也大幅增加，但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却不升反降，而且幅度显著：由 5万多人下降到 3万多人。
原因当然不是单方面的。
一方面，可以肯定，因为汽车技术的发展，汽车本身的安全性在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交通事故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之所以能够大幅下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策的引导和管理。
美国的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是交通事故的主管部门。回顾这几十年的工作，该局将他们的经验概括为：循“数”管理。循“数”管理的方法，就起源于 1966年。 1966年，由于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突破 5万人，民间一时舆论沸腾，美国国会迅速对此作出了回应，通过了《高速公路安全法》（Highway Safety Act），要求联邦政府“立即建立一套有效的交通事故记录系统，以分析确定交通事故大数据066及伤亡的原因”。05这个法案的直接结果，是交通安全管理局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交通事故的死亡记录，建立了“交通事故死亡分析报告系统”（Fatal Analysis Reporting System）。交通安全管理局也因此成为美国联邦政府最早开始大规模收集数据的部门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该系统已经演变为一个在线分析系统，任何人都可以上网查询。以2009年为例，在该局的网页上，你可以轻松找到以下数据，06仅仅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和对比，你就能发现，美国发生的交通事故确实有“规”可循。
以上的图表和发现，都是仅仅基于一两年数据之上的简单加总、分析和对比。
可以想象，随着数据的累积和增多，可以做的分析和对比也越来越多。一起交通事故的数据可能是无序的，一年的数据、一个地区的数据也看不出太多的章法，但随着跨年度、跨地区的数据越来越多，群体的行为特点就会在数据上呈现出一种“秩序、关联和稳定”，更多的规律将浮出水面。在几十年的循“数”管理中，美国国家交通安全管理局有不少这样的经验和例子。
有一次，该局发现某个州发生车辆右侧碰撞的比例每年都比其他州高，在认真调查之后，发现原因在于该州公路的路缘坡比其他州的都要长，这导致了驾驶员注意力的分散。又比如， 1980年始，个别州开始实施驾驶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带的规定，但随后收集到的数据却表明，实施同样规定的州，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却各不相同。这个数据之差引发了联邦政府对全国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对比。后来发现，效果明显的州，警察有权力随时截停车辆、检查司乘人员是否佩戴了安全带，而效果不明显的州，仅仅规定警察只能在以其他理由截停车辆时顺便检查车上的人员是否佩戴了安全带。这个发现，后来引发了多个州执法方式的改变。这也说明，相同的政策，由于执行方式不同，效果可能大不相同。
近几十年以来，交通安全管理局每年都组织各州的工作人员参加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培训。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该局调整、制定新的政策，新政策实施以后，再收集新的数据，进入新一轮的效果评估，如此周而复始、循“数”渐进，从而确定最有效的措施、最好的做法，再在全国推广。
除了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之外，该局的经验表明，循“数”管理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数据发布。
交通安全管理局通过互联网公开发布其收集的数据。
如果认为网上的数据发布仅仅是为了社会监督，那就大错特错了。监督仅仅只是其中一个目的。交通安全管理局在介绍他们循“数”管理的经验时，特别强调了通过网络发布数据的重要意义。
在网上发布数据，将会吸引一大批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足够多的眼睛，将会使所有的问题都无所遁形，更多的问题将被发现，更多的细节将被讨论，更好的方案将会被激发。还有，通过发布这些数据，一项具体政策的执行效果能够被量化，各个州之间很方便进行“事实对比”，新的政策如果有效，很容易在全国范围内被接受、复制并推广，形成一种良性的“政策竞争”氛围。
交通安全管理局的循“数”管理三部曲
数据“验”平权：民权史上的碑石
（但对黑人来说）仅仅自由是不够的。你不能只对他们说：“现在你自由了，想去哪里都可以，也可以做你想做的事，选择你喜欢的领导人。”仅仅这样做不可能抹去几百年的创伤。一个多年来都戴着枷锁蹒跚的人，你不能一解除他的桎梏，就把他带到起跑线上，对他说：“你自由了，现在可以和其他人竞争了。”你还认为这是真正的公平。……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机会……就此而言，机会平等才是根本。07 ——林登·约翰逊，第 36任美国总统1965年 6月 4日在霍华德大学毕业礼上的演讲
在美国，和政府做生意的公司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政府合同商
（Government Contractor）。政府合同商通过承接政府的项目，赚国家的钱。国家的钱，归根结底就是纳税人的钱。为了保证纳税人的钱不仅花得有效率，而且还能够促进社会公平，联邦政府对这个过程制订了诸多的规定。例如，对于 50人以上的公司，只要获得一笔大于 5万美元的政府合同，联邦政府对其就执行有别于一般企业的要求。诸多要求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平权措施计划”
（Affirmative Action Plan）。
平权措施计划，是美国民权运动史上的里程碑。
该计划规定：公司不得因为雇员的年龄、种族、肤色、原籍、性别、婚姻状态、宗教信仰，以及是否残疾、是否退伍军人等事项对雇员产生歧视。其初衷在于保证所有人，特别是少数民族，都享有公平就业的机会，在每一个公司都营造一个和总体人口特征一致的工作集体。
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平权措施”其实并不“平”，因为其本质是通过人为的干预给予少数民族“优先”权，制造机会平等。比如说，一个公司要增加人手，即使前来应聘的白人要比黑人优秀，但因为法定的黑人比例，可能仍然要雇用黑人。
但很多人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平权措施，才能在现阶段有效地帮助少数族裔，特别是缩小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
“平权措施计划”起源于 1961年的肯尼迪时代，那时候的平权，主要集中在种族和肤色的问题上。 1963年，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位，这位和《信息自由法》过不去的总统，极力推行种族平等，将“平权措施”推向了顶峰。 1967年，受女***运动的影响，他又将平权措施扩大到“性别”领域。近 10年来，在美国，“性别平等”甚至有超过“种族平等”的趋势，成为平权措施计划中最受争议的话题。
2001年，沃尔玛公司 150万女雇员认为她们在公司的薪酬和晋升中受到了普遍的歧视，从而提起了性别歧视的集体诉讼。该案原告人数之多，创下历史之最。官司历时 10年，一直从联邦地方法院、巡回法院打到最高法院，“百万娘子军”曾两度胜诉，但 2011年 6月，最高法院判决，原告缺乏特定的、直接的证据证明沃尔玛存在普遍的性别歧视政策，不予支持。
“娘子军”虽然最终败诉了，但女性在职场的平等问题已经成为一把随时都可能落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为联邦政府的合同承包商，各大公司无不警醒、小心翼翼。
那么，联邦政府的劳工部是如何监督落实这些平权政策的呢？
每一年，每一个政府的合同商都要上交劳工部两份报告，一是数据统计报告，二是文字叙述资料。数据统计报告中包括了全部员工的性别、种族以及收入变化等数据项，劳工部的工作人员对每个公司提交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和行业的总体情况进行对比，一旦发现潜在的歧视问题，例如女性职员的数量过少或薪酬过低，就会对相应的公司发出警告，限期改正，拒绝改正的公司将失去再次获得合同的资格。文字叙述资料则包括公司的员工手册、宣传相关劳工法的海报、培训制度、招聘制度以及相关职位招聘过程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