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开路先锋，最小数据集为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和设计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197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美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最小数据集，各种信息管理系统也开始大幅增加。截至 2011年，美国的联邦政府已经拥有 1万多个独立的信息管理系统。14
几乎每一项业务，每一个新的立法、新的计划，都会有一个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与之对应。因为，没有任何一项工作，不涉及收集信息，而这些都离不开数据。
如今，联邦政府可谓事无巨细，都有一个信息系统在管理，其背后的数据库可谓五花八门，多不胜举。
例如，美国现在债台高筑、不断冲击上限，联邦政府甚至一度产生财务危机，奥巴马也为此头痛不已。联邦政府财政部下属的公共债务局（ BPD）是国家债务的主管部门，要追踪这样一笔庞大国债的来龙去脉，该局自然拥有不少信息管理系统，其中，有一个是专门用来记录“捐款”的。
“欠债”和“捐款”，听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美国，两者还是拉上了关系，这是因为有些美国人试图通过自己的捐助来缓解国家的财政负担。公共债务局就为此专门建了一个信息系统，来记录美国公民为减少国债作出的个人捐赠。数据表明， 2010财政年度，该局共收到 2840466.75美元的捐款， 2009年的捐款曾突破 300万元，为 3063057.05 美元。捐款数量的下降，表明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在减少，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美国经济确实在衰退。
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个人捐赠来自于 2006年，一位俄亥俄州的老人在去世之后将自己价值 110万美元的财产捐赠给了联邦政府公共债务局。当然，这些捐款，对于美国 14.6万亿的债务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系统的管理，不仅笔笔在案、账目清晰，便于统计分析，也体现了对捐赠者的尊重。
民意几时有：选票催生的创新
我想要成就的事情，就是我的人民想要做的事情；我的任务，就是要准确地发现人民的需要。15
——亚伯拉罕·林肯，第 16任美国总统
一般来说，业务数据都由下级部门和各类社会组织通过“数据接口”上报给联邦政府。
但作为一个中央政府，只接受数据是远远不够的，联邦政府也需要走出去，主动收集数据，了解全社会对某项政策的评价、单个公民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所谓的民意调查、社会调查。
民意调查（Public Opinion Poll）
民意调查是指通过对一小群、有代表性人口的调查和访谈，预测社会全体公众对一些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态度和看法。其本质是“观一斑而知全豹”、“观一叶而知秋”。
1948年，乔治·盖洛普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
美国的各种调查（ Survey）之多，可谓铺天盖地，这一年，杜威和杜鲁门竞选总统，盖洛普预测杜威将胜出。开票结果出来的当晚，《纽约时报》、《生活》、《芝加哥论坛报》等报刊都印刷好了杜威的照片，并题为“美国新总统”，但最终杜鲁门胜出。这次预测失败，又引起了人们对民意调查的质疑。盖洛普总结原因说：因为两人的民调一直相差太大，他们在大选前 3周就提前结束了调查。此后，盖洛普持续改进调查的方法，最终在美国乃至在全世界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现在，盖洛普的品牌已经成为民意调查的代名词。
这些调查的直接目的，就是收集、掌握、分析反映民意和社情的第一手数据。美国的民意调查最早源于对总统大选投票结果的预测。
1824年，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报纸 Harrisburg Pennsylvanian第一次发布了关于谁能当选总统的预测。虽然其预测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却被大众一再津津乐道。
此后，各大报纸杂志都不想错过这个“抢眼球、聚人气”的话题，争相开展民意调查，以期准确地预测到底谁能当选总统，这开启了民意调查的时代。
蜂拥而上的结果，就是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民意调查的科学性不断提高，范围不断扩大；在 20世纪 30年代的美国，最终形成了一个社会调查的产业。
其中的转折点，是 1936年。
这一年，第 32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罗斯福为了争取连任，与共和党的兰登（Alfred Landon）对垒，打响了选战。
这时候，一本叫做《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的杂志风头正劲。
《文学文摘》成立于 1890年，其畅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准确地预测了 1920、1924、1928、1932年等 4届总统大选的结果，随着该杂志销售量的年年攀升，民意调查的热度和可信度也不断上升。
1936年，《文学文摘》在对 240万普通公众进行了调查之后，把“宝”压在了兰登的身上。这个时候，一家刚刚成立不久的研究所，只对 5000人进行了调查，却宣布罗斯福会胜出。
这家研究所就是 1935年成立的美国舆论研究所（AIPO），它的奠基人，是美国民意调查科学化的先驱：乔治 ·盖洛普（George Gallup）。
罗斯福最终以大比分击败兰登，成功连任；盖洛普也取代了《文学文摘》，成了新的行业领袖。这一仗，成了《文学文摘》的“滑铁卢”，该杂志次年就宣布破产、退出市场。 5000人的问卷击败了 240万人的调查，盖洛普领导的美国舆论研究所当然随之身价倍增、名扬全国。
盖洛普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他掌握了一套科学的人群抽样方法，而不是盲目的大面积访谈。此后，一大批新的、专业化的民意调查机构应运而生，调查方法的科学性不断增强。从 1936年到 2008年，共举行了 18次总统选举，盖洛普民调（Gallup）成功地预测了 16次。16报纸举办民意调查，其目的是为了一“鸣”惊人，制造新闻效应，扩大报纸的声誉和销量。但对总统候选人来说，他们也要参考民意调查的结果，因为他们对民意的掌握，往往关系到选举的最终成败。这是因为，在民主社会，谁上谁下，人民的选票有最终的话语权。
票多，则胜。
公中间选民理论（Median Voter Theory）
该理论也是在 1940年代提出的。在选举中，所有的选民都有自己的个人偏好，这个偏好对应于平面坐标上的一点，全部选民的偏好将呈正态分布，也就是一个钟形曲线，这个曲线就是民意分布图。
每个选民最终都会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与自己意见最接近的候选人。在多个候选人竞争的情况下，候选人想要胜出，就要争取最多的选票，他就必须找准民意最集中的地方，为最多的民众说话，这一点，就是民意的“中值”。
作为候选人，争取选票的唯一方法就是争取民意。要争取民意，首先就要了解民意。现代政治学中，有一个“中间选民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其中的奥秘。中间选民理论提出，民意有一个“中值”，而民意调查，正是帮助候选人找准民意“中值”的“阿拉丁神灯”。罗斯福虽然在当选总统前就半身瘫痪，长期坐在轮椅上，但后世却常常把他和华盛顿、林肯相提并论，认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作为唯一一位连任过 4届的总统，他深谙民意调查的作用和潜力。他不仅在竞选中应用民意调查， 1940年，他还正式将民意调查的方法引进到了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将民意调查和公共政策相结合的总统。这些成就，使他成为美国历届总统当中至今无人超越的“民意大师”。
罗斯福之后，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不论是竞选还是执政，都大规模地采用民意调查的方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统计分析水平的提高，民意调查逐渐成了联邦政府了解社会、掌握民情最有效的工具和方法。调查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普通公民的观点和看法，慢慢延伸到个人的行为、事实和社会现象，最后发展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调查。
到今天，可以说，联邦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都在开展社会调查。其中，有两个机构堪称联邦政府社会调查的“航空母舰”，它们每年开展无数大大小小的社会调查，其他机构都望尘莫及。这两艘“航空母舰”，一是劳工部下辖的劳工统计局（BLS），一是商务部下属的普查局（BC）。
劳工统计局对就业市场开展很多专业调查，其中最大的一种被称为“国家纵向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所谓“纵向”，是指以时间轴为单位，在确定调查对象之后，对其进行长期的跟踪、反复的问卷，收集大量的数据，然后进行统计分析。
1966年，劳工统计局开展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纵向调查。调查对象是全国的男性，分为青年和老年两组，该局在全国范围内锁定了 10245名男性，进行了长达 24年的全方位跟踪调查，直到部分老人撒手归西为止。类似的国家纵向调查项目一共有 4个。1997年最新铺开的一个，调查对象是 1980年至 1984年出生的青少年，简称为 NLSY97（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1997），该局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约 9000名青少年，每年都进行一次特定话题的跟踪问卷调查，至今还没有结束。
以 1997年的青少年纵向调查为例，它跟踪调查的对象虽然是青少年本身，但受访人、问卷人却可以是家长、老师、雇主等等和该青少年密切相关的个人和群体，每次问卷都有数十个问题，需要受访人 1小时左右才能完成。因为付出了时间，受访人在完成问卷之后，能获得 8到 20美元不等的报酬。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在不同的年份、在相同受访人员的问卷中重复出现，以测试受访人态度的变化。
NLSY97虽然是由劳工统计局负责实施，但却是一个综合项目，涉及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该局邀请了多个政府部门参与问卷的设计。例如，青少年犯罪预防办公室（ OJJDP）隶属于美国司法部，是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国家主管部门，他们帮助劳工统计局设计了有关青少年犯罪方面的问卷。就青少年犯罪而言，问题可能包括轻度违法记录、毒品滥用情况、酗酒情况、性行为、家庭成员的构成及背景、收入、教育、家庭关系、和父母的关系、青春期情况、约会情况、恋爱情况、生育情况、职业培训情况、接受社会福利项目的援助情况、个人时间管理、生活目标的变化、学习成绩、宗教活动、所住社区的人口特点、所在城市的经济特点，等等。
随着数据的积累，一幅以个人成长为中心、越来越大的社会画卷也开始展开。这种以一个国家为单位的大型社会调查，是研究一个社会长期变迁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也为政策的制定、调整和评价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另一艘“航母”是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相比，它的社会调查名目更多、范围更广。除了负责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外，该局每年还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系统的行业调查，其中最著名的有：全国社区调查、全国消费者开支调查、全国医院调查、全国建筑调查、全国房屋调查，等等。
除了掌握民情、了解社会，问卷调查还是联邦政府评估资金使用绩效的主要工具。联邦政府每年都要下拨大量的专项资金，资金的使用效果和好坏，往往是来年是否继续拨款的决定性因素，联邦政府目前最重要的衡量手段，也是社会调查。
以卫生部下属的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管理局（ SAMHSA）为例，每年，该局都有专项基金，用于社区的毒品防治工作，全国的基层政府、公益组织都可以申请。但这笔钱也很“烫手”，拿了之后，有大量的问卷调查工作要开展、要上报。
社区的毒品防治工作主要是政策宣讲和培训。申领了专项资金的单位，就要开展培训，每个参加培训的人都要参加 4次问卷调查，分别在培训开始前一次、培训中间一次、培训结束时一次，三个月以后还有一次。这些问卷调查的数据，基本都是通过互联网汇总上报。该局通过对比分析 4次调查结果的具体指标，评估该单位的资金使用效果，再决定下期资金是否下拨。
联邦政府的这些调查，虽然目的不同、性质不同、方式不同，但最后产生的结果，无一例外，都同样是数据。
普适计算：计算机本身将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最高深的技术是那些令人无法觉察的技术，这些技术不停地把它们自己编织进日常生活，直到你无从发现为止。17
——马克·韦泽，普适计算之父，1991年
1988年，互联网的概念刚刚兴起。这种新的信息共享方式，令全世界都兴奋不已。当时，绝大部分科学家，都还在品味和研究网络带来的巨大便利，沉浸在欣喜当中。
这时候，美国施乐公司（Xerox）的一名计算机科学家，却开创性地提出了“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的理论，为网络在人类未来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计算方式的改变作出了前瞻性的预测。
他就是马克 ·韦泽（Mark Weiser）。
韦泽是密歇根大学毕业的计算机博士，青年时代就表现出杰出的天才。他毕业之后，曾经在马里兰大学任教 8年，其后加入了施乐公司的帕罗奥多研究中心（PARC）。
帕罗奥多研究中心是全世界著名的创新中心，鼠标、激光打印机、以太网、语音压缩技术等等伟大的发明都在这里诞生。
韦泽领导了帕罗奥多研究中心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发展， 1996年又担任了该中心的首席技术官。
韦泽认为，自从计算机发明以后，人类的计算方式，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主机型计算阶段（Mainframe Computing），指的是很多人共享一台大型机；二是个人型计算阶段（ Personal Computing），指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台电脑。韦泽预测，由于网络技术的兴起，特别是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本身将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计算将最终和环境融为一体。人们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获取、处理信息，这就是普适计算的阶段，人类正在向这第三波计算浪潮迈进。
普适计算
通过在日常环境中广泛部署微小的计算设备，人们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获取并处理信息，计算将最终和环境融为一体。这就是普适计算，是人类的第三波计算浪潮。
一句话：万事万物，凡存在，皆联网，凡联网，皆计算。
马克·韦泽（1952-1999）
曾为帕罗奥多研究中心首席技术官，被称为普适计算之父。
韦泽还是一名摇滚乐队的鼓手，在他的策划下，其乐队在1993年实现了美国互联网历史上的首次现场直播。他因此得名“摇滚乐队当中最聪明的鼓手”。
实现普适计算的根本，是在人类生活的物理环境当中广泛部署微小的计算设备。
无处不在的微小计算设备和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相结合，实现无处不在的信息自动采集、传递和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