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秦国国内也已经炸开了锅。先是崤山战役全军覆没的噩耗传来，全国上下哭声一片。父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举国服丧，凄凉得不得了。接着又听说三名将领被俘虏，即将在晋国受刑，后来又被释放了，现在正在回国的路上，全国上下更是感到无比的耻辱。本来，秦国的王室贵族就没有得到重用，对这些外国人掌控国家政权的现象早就耿耿于怀。只不过没有把柄，也不好说什么。现在孟明视三人大败而归，扳倒他们的机会真的来了。于是，就在孟明视三人还在返回的路上的时候，国内很多人就开始煽风点火、落井下石了。他们纷纷向秦穆公进言：“这次崤山之战，我军大败，完全是孟明视的过错，应该杀了他。”
面对国内的舆论，秦穆公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完全可以将这三人正法，来平息众怒。但秦穆公却没有这么做。当孟明视等人回到秦国时，秦穆公穿了丧服，在城外等候。他对着回来的三名将军，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着说道：“是我没有听蹇叔和百里奚的话，才害得你们吃了败仗，受尽了侮辱，这都是我不好啊！”然后，又将他们三人官复原职，继续统帅军队。
秦穆公之所以能够原谅三人，靠的是自己手中的权力。正因为他手中有没有人能够挑战的绝对权力，才能对那些流言蜚语置若罔闻。秦穆公之所以会原谅孟明视三人，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失，认识到了自己在这次东征中所犯的战略错误。不仅大军覆灭，而且自己几十年的经营，在国际上所建立的讲信义、讲政治、讲道德的形象工程，忽然坍塌了。这时的穆公，想起了烛之武曾经对自己讲过的那一番话，又想起了百里奚、蹇叔苦苦规劝的良苦用心。这一刻，穆公肠子都悔青了。但他能怪谁呢？只能怪自己。
又过了两年左右，到了公元前625年，孟明视要求秦穆公发兵去报崤山之仇。
秦穆公答应了，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乞丙三位大将军率领四百辆兵车去攻打晋国。晋襄公派中军大将先且居前往抵御。由于晋国作了充分准备，两国军队在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一交锋，秦军又吃了败仗。晋军将士嘲讽说：“原来这就是秦国来报答‘恩典’的军队啊！”
这次秦晋交兵，秦军败得虽然不像上次在崤山那么惨，孟明视却比上一次更感到惭愧，简直是无地自容。他自己上了囚车，希望秦穆公不要再免除他的罪责。但即使这次失败后，秦穆公仍然不改初衷，继续重用孟明视。熟谙人力资源管理的秦穆公知道，老在顺风里开船的，不一定是好船夫，国家的大船只有让久经大风浪，甚至翻过船的人掌握才让人放心。他对孟明视勉励了一番，继续让他统帅军队。
经过两次失败以后，孟明视不敢像以前那样自负了，也不敢再轻敌，而且变得更加老练了。他开始注意国家政治，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重视每一个兵士的作用。
他把自己的所有家产和俸禄都拿出来，送给阵亡将士的家属；他跟士兵们一起吃粗粮、啃草根；他每天训练兵马，埋头苦干。这年冬天，晋国联合了宋、陈、郑三国打到了秦国的边境。孟明视命令将士只许守城，不许出击。晋国人一再挑战，他也不予理睬；晋国人把秦国的两座城都夺去了，他还是照样一声不吭地训练兵马。秦国人气得摩拳擦掌要跟晋国人拼命，也有人骂孟明视是胆小鬼，要求秦穆公另选良将。可是秦穆公心中有数，仍然不肯调换这位接连打了三次败仗的将军。
崤山战败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24年夏天，孟明视请求攻打晋国。他对秦穆公说：“要是这次再打不了胜仗，我决不活着回来！”他挑选了国内的精兵，准备了五百辆兵车。秦穆公拿出大量财帛，安抚了士兵的家属。全国军民情绪高昂，众志成城决心夺取战争的胜利。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都嘱咐说：“要是不打胜仗，就别回来了！”秦军浩浩荡荡，东渡黄河。过河后，孟明视命令战士把渡河的船全部烧掉，说：“咱们这回出来，背水一战，有进没退！”他带领将士勇敢冲杀，没几天就夺回了上次被晋军夺去的两座城，还打下了晋国的几座大城。秦国军队所向披靡，耀武扬威；晋国人闻风丧胆，吓得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对阵。孟明视这次终于率领秦军战胜了晋军。秦穆公见晋国屈服了，就率领军队转到崤山，掩埋了三年前在这里阵亡的将士的骨骸，哭祭了三天才回国。
居然比我狠
秦国虽然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取得了对晋作战的胜利，报了崤山之仇。但总的来说，秦国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这样耍了几次刀枪以后，秦穆公终于认识到：以秦国的兵力、国力、物力，还不足以对付正在步入盛年的晋国。秦已经是一个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强国。军事路线再继续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而且，秦晋之间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可谓仇深似海，政治和外交路线，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就这样，秦的东进之路被彻底堵死了。
既然东进无路，雄心勃勃的秦国于是掉头向西，全心全意地对付西戎，经营后方。
所谓西戎，指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而是多个少数民族部落和小国的统称。这些小国以游牧打猎为生，各部落有各自的领导人，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
他们常常突袭秦的边地，抢掠粮食、牲畜，掳夺女人，给秦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不彻底搞定这些戎狄小国和部落，他们始终都是秦国发展的一大毒瘤。
秦西边的这些小国，大大小小有几十个。说是“国”，其实大部分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尽管这些小国的生产水平低，文化水平低，但战斗力却极强。就拿义渠国来说吧，这个西戎部族，长期以打猎为生，剽悍好斗，据说在他们看来只有战死是光荣的，病死了那是很要不得的。他们作战十分英勇，宁死不屈。义渠国搞的是全民皆兵制，遇到战争，青壮男子都要上战场。这样一来，国内的女人越来越多，男人越来越少。遇到这种情况，义渠就规定：同族十二世以后可以互相通婚，兄长死后，弟弟可以娶嫂嫂为妻。这项国家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多生娃，长大了以后可以继续去打仗。
这个义渠国，曾经让东方的周王室非常头疼，但又拿他没辙。早在西周之前，先周的部落和他们就曾经进行过多次残酷的血战。到最后实在忍受不了，只能被迫东迁了。西周王朝建立后，更是多次派兵攻伐义渠诸戎，时战时和，没讨到什么便宜。后来周王室才被迫采取了“招安”安抚政策，不是封王，就是通婚，把一群群的猪马牛送去，才让他们暂时消停了一阵子。西周末年，犬戎叛乱，义渠趁周室内乱，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郡国，在今宁县焦村乡的西沟村建立了都城。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义渠国的名称。
这就是所谓的野蛮和文明的较量。钱穆先生说这种野蛮和文明之间的斗争，总是有一个公式：先是野蛮的少数民族靠蛮力不断地欺负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民族。
这时候，少数民族是占上风的，不断得逞。但是，日子长了，这些少数民族反而被华夏民族同化了。他们原先是部落，后来也建立了国家；他们一开始不讲礼仪法度，后来也慢慢讲了；他们一开始以游牧为生，后来也转向农耕生活。久而久之，他们在华夏文明面前，不自觉地缴械投降了。自称蛮夷的楚国是这样，我们的主人公秦国也是这样。
虽然秦国也出自少数民族，但是跟这些仍然过着游牧生活的小国比，秦又算得上是高等文明的国家了。特别是转向农耕生活以后，秦国更是修法度，明礼仪，筑宫殿，建国家，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但是，如何对付这些凶悍、野蛮的戎夷小国，扫除后患，以便集中精力东进，则是摆在秦国面前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硬打肯定是不行的。秦人的确够强悍，可这些少数民族比你还要野蛮。肉搏，秦人占不了任何便宜，何况这些小国都是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伤害不了他的筋骨。而秦国就不能这么干了，有家有业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秦国人东进不能靠军队，因为战争是野蛮的标志，东方那些文明的国家向来主张和平解决问题。你玩刀弄枪，人家不但瞧不起你，还会联合起来整你。但在西线上，虽说可以野蛮一把，但没想到人家比你还狠，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所以，秦穆公向西发展，仍然采取了以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战略。
在与晋国的恩恩怨怨中，秦国已经开始尝试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军事问题了。但在东方运用的政治手段，主要是通过外交来渗透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比如扶持流亡在外的重耳、秦晋结亲联姻、秦晋结盟，等等。但在和西戎打交道的过程中，秦采取的政治手段不是外交，而是瓦解、分化和同化，进行“和平演变”，让这些小国内部分裂，耗子动刀窝里反，削弱他们的战斗力，然后军队再跟上，一个一个地消灭，斩草除根。
和东进战略一样，秦国对付西戎的“和平演变”战略，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还要从由余出使秦国谈起。
搞不定的游牧民族
由余是绵诸国的大臣。绵诸戎是西戎中比较强大的一支，与秦国相邻，和秦的接触交往也最多。开始的时候，绵诸和秦之间还比较和谐。据史书记载，绵诸有首领但没有君主，可见他在当时还没有建立国家，仅仅是一个部落。
公元前629年，也就是秦国崤山大败的第二年，绵诸王听说秦穆公贤能，就派使臣由余出使秦国。由余第一次出使秦国，秦国当然要向这位来自蛮夷之地的使臣炫耀一番。而炫耀的东西，自然是自己的文明和文化的象征物——宫殿、财货和奇珍异宝。秦穆公也洋洋得意，亲自陪同由余参观。
参观完毕，秦穆公本以为由余会大为惊叹，夸赞不已。可是，这位由余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道：“你们的这些宫殿、工艺品、奇珍异宝，哪怕是让神通广大的仙人来帮忙制造，也够他们烦心劳神的了。何况它们是通过老百姓的双手制造的呢。你们真是太滥用民力了。”
穆公听了很不爽，就冷冷地问由余：“中国靠诗书礼乐和法律来治理，还经常会出乱子，你们戎人没有这些东西，那又靠什么来治理呢？”
由余诡异地一笑，说道：“你说的这些东西恰恰是中国所以发生乱子的原因呀！
你们东方人自诩为文明人和文化人，从黄帝开始，制定礼乐和法度，当时黄帝以身作则，率先奉行，才仅仅达到小治。到了后世，统治者越来越骄奢淫逸，仗着法律的威严，尽折腾老百姓，百姓被压迫得吃不消了就会埋怨责怪统治者不仁不义。这样上下互相指责，篡夺杀戮，以致断子绝孙，还不都是因为有了礼乐法度吗？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的领袖以淳厚的仁爱之心对待下属和百姓，百姓也抱着忠贞之心为领袖服务。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人一样，也说不清楚到底靠的是什么，有时候就连什么是管理我们都搞不清楚，天下反而大治了。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治呀。”
秦穆公和由余的这一番高谈阔论，是两位政治家之间的对话，更文绉绉点说，是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涉及了一个比政治更深层的问题——文化：东方的这些国家，包括秦国在内，又唱音乐，又讲礼数，按说已经够文明了，但为什么还会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呢？而所谓的戎夷，没有礼乐教化，不讲规矩，也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反而能够上下同心，天下大治呢？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由余所在的绵诸是一个氏族部落，秦穆公所统治的则是一个国家，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氏族社会，规模较小，整个部落都是靠血缘关系维持着。部落内部，不是父子，就是兄弟，不是远亲，就是近邻。在这种情况下，把大家维系在一起的，是道德和情感，以及体现这种道德和情感的风俗习惯。这时候不可能玩刀弄枪，吹胡子瞪眼，更不会有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的礼制和法律。这种管理社会的方式也就是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德治”和“圣人之治”。
这个时候的人，是没有私心的，更没有坏心眼，个个都像天真纯洁的孩子。恩格斯同志指示说，在古代氏族社会时期，人类的纯朴道德和天真烂漫达到了一个高峰。可是，美好的事物不会因为我们的留恋而永恒。就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他迟早要长大，进入社会，失去童贞。随着打猎捕鱼的技术增长以及团队协作效果越来越显着，部落收获的猎物也越来越多，最后出现了剩余。如何分配这些剩余的猎物，就成了一个问题。于是，有人动了歪脑筋，他本来是负责管理这些剩余猎物的，现在却想着如何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最后，他摇身一变，从一个管理者变成了社会财富和剩余产品的占有者。同时，他的角色也完成了从“公仆”向“权势者”的转化。
阶级就这样出现了，人和人之间的地位慢慢地变得不平等起来，那个独霸剩余猎物的家伙成了领导。氏族也不仅仅是氏族了，为了不被别人欺负，多个氏族组成了部落，而部落和部落之间又形成了部落联盟，以至于后来还出现了国家。国家比氏族、部落要大得多，管理的人口也不只是远亲和近邻了，在眼皮底下晃悠的更多的是陌生人。大家都开始揣着自己的私心和小心眼，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着自己的小家庭，而没有以前的那种“大同观念”了。社会组织就这样不可逆转地从氏族部落转变成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