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朝的衰微，各路诸侯的坐大，伴随而来的是知识和思想的分化。一方面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平民知识分子“士”开始崛起。另一方面则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这些纷乱庞杂的学说中，我们的主人公秦国选择了产生于“三晋”的法家思想，而没有选择远在齐鲁的儒家思想。这是他骤然强大的动力，又是其忽然倒塌的根源。
奢侈的“精神文明建设”
秦国是没有文化的。最起码在东方的那些诸侯国眼里，秦国是没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人文教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就是教育，是让人们有信仰，有追求，有生活的目标。春秋时期，诸夏各国在周王室的大旗下结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同盟，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有着共同信仰的文化同盟。这种信仰就是血缘信任，这种文化就是礼乐文化。正是由于这种对血缘信仰和礼乐文化的共同认同，春秋时期的诸夏各国才能够一起对内“尊王”，对外“攘夷”，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和军事同盟。
而秦国，由于没有文化（说得更确切一些，是没有东方诸侯国眼中的那种礼乐文化和血缘信仰），总是被当作夷狄，始终被排斥在诸夏同盟之外。看来，真正的认同感最终还是来自文化。秦国虽然也是周天子亲口加封、名正言顺的诸侯国，但因为他没有封建宗法的血缘信仰，就始终被东方国家当成另类。而东方人士对秦国本能的排斥，也正是因为秦国礼乐文化和血缘信仰的缺失。齐国的鲁仲连就慷慨激昂地说：“秦国这种野蛮的流氓国家，我宁可跳东海自杀，也不会做他的子民！”
鲁仲连不想当秦的子民，并不是一种狭隘的国家主义（因为他爱齐国而憎恨秦国），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主义。在他看来，秦国的子民，因为没有礼乐教化，离真正的人、文明的人，实在差距太大了。
秦国不但没有礼乐教化，更没有文饰修辞。齐有韶乐，楚有楚辞，鲁有鲁缟，吴有吴刀。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神魂颠倒，“三月不知肉味”。秦国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秦腔。但这个秦腔，根本不算严格意义上的音乐，顶多只能算战场上鼓舞士气的冲锋号，与“乐统同”（让人的身心达到平和）的音乐要旨格格不入。还有，当时的文化名人，在国籍上没有一个是属于秦国的。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屈原、老子、庄子、墨子……这些文化巨匠不是出自齐鲁，就是来自三晋，没有一个是秦国人！赵国蔺相如出使秦国，把秦国的国君骂了个狗血喷头，一说他没文化，野蛮，人民得不到教化；二说他不懂艺术，吃饭伴奏时的音乐也就是敲敲破盆子（击盆缶）。
秦国没有人文教化，是由他的出身和历史决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不必求全责备。我们前面多次强调，一个民族走不出自己的历史，正如一个人走不出自己的经历。秦起源于游牧生活，对周王室来说，本来就是一个不被信任的异族。只不过秦在东周初期处处表现得忠心耿耿，不是保西陲，就是勤周王，才勉强被封了个诸侯。而东方的诸侯国，基本上都是因为与周王室有亲缘或宗族关系而被顺理成章地分封的。从这一点上看，秦国明显属于后娘养的，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别国的土地都是分封来的，而秦国的土地，还需要自己真刀真枪地到西戎手里去抢去夺，夺过来后还需要到周天子那里走一个合法手续，才算真正属于自己的。另一方面，西边的犬戎一直是秦致命的死敌，秦开拓的地盘，随时都面临着被夺回去的危险，因此他必须时刻处于战备状态。
还是那句话，秦是从战争中走来的，它信赖战争，崇拜战争，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无不渗透着战争的思维。这是秦的历史，正如人的基因和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是改变不了的。
正因为这样，秦国东迁以后，虽然生活方式由游牧转变为农耕，但并没有打算接受东方的宗法礼乐文化，仍然采取着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对秦国来说，令行禁止、上行下效，靠一以贯之的权力来维持整个国家的整体行动和统一步伐，远远比对老百姓进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要实际得多。当然，从长远来看，后者可能更有优势。让士兵心甘情愿地到战场上去杀敌，远远比强迫他们上战场要高明得多。但要搞这种所谓的“人文教化”需要时间，需要“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不可能立竿见影。这当然让急功近利的秦国难以接受。
秦选择功利主义，正是由自己这种特殊的历史际遇和生存环境决定的。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正是要把秦国的子民变成毫无文化信念、唯国家意志是从的杀人机器。大秦帝国初建，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正是出于对东方国家那些软绵绵的礼仪法度的不信任。
就这样，当生存成为第一要务，当战争成为家常便饭，人文教化和文饰修辞就显得过于奢侈了。一个还没有填饱肚子的人，我们怎么能期望他去欣赏莫扎特的交响曲呢？在这方面，秦国甚至还赶不上楚国。楚国虽然地处南方，也是被北方的诸侯看不起。但楚国的处境却比秦国好得多，没有这么多外患。不仅如此，楚国还一门心思地去侵略别的国家。不打不相识，战争伴随着交往，而交往又伴随着融合，久而久之，楚国由于不断地接受诸夏同盟的文化观念，逐渐融入了那个宗法文化把持的大家庭。而只有秦，始终被当作了蛮夷。
春秋时期，秦在东进的道路上不断受阻，几乎寸步难行，从根本上说正是文化的原因。东方诸侯在所谓礼乐文化的大旗下结成了铁板一块的同盟，对秦进行了集体排斥。可以想象，如果春秋时代再持续更长的时间，秦国估计就完蛋了。他还来不及翻身，就会被中原诸侯联合绞杀。战国时代的来临，拯救了秦国，也成就了秦国。因为东方诸侯国所共同标榜的礼乐文化的大旗动摇了，大家伙儿统一的精神支柱坍塌了。
伴随着战国时代的风云变幻，思想界和知识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向东方学习富国强兵之术的秦国，也开始面临着一个文化的选择和取舍的问题。
“下岗”的知识分子
秦在文化上向东方靠拢，是到了战国才开始的情况。襄公建国时，与东方诸侯通聘享之礼，到了秦穆公，又与晋国通婚，与东方的交往日益频繁。但这种交往仍然只限于政治和外交范围，在文化上并没有多少交流。而且，在东方宗法礼乐文化维持大统的情况下，秦也没办法借鉴东方的文化。可是，当历史由春秋过渡到战国，宗法礼乐文化的一块铁板变成了必胜客披萨，四分五裂了，官学衰微，私学兴起，这就为秦吸收和借鉴东方文化搭建了平台。
周王朝礼乐文化的崩溃，是伴随着战国时代的政治局势而出现的文化现象。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集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于一身的中央“官师”。他们是礼乐文化的承载者，是官方推崇的文化的垄断者，但现在，礼也崩了，乐也坏了，不仅自己身上的神圣光环褪去了，而且就连吃饭也成了问题。于是乎，为了谋生，或者为了避难，这些原来在天子脚下的“官师”不得不背井离乡，纷纷跑往周边的诸侯国去混饭吃了。
当然，走的不仅仅是人，还有他们满脑子的思想和知识。公元前516年，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王位失败后选择了离家出走。他除了拉走一批旧宗族外，还带走不少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王官百工。据《左传》记载，他们还把周王室大量的文献典籍搬到了楚国，这是东周文化的一次最大迁移。单单这一次，就使原来的全国文化教育中心从东周王城转移到了楚国，大大推动了楚国文化学术的发展。而司马迁老公公的祖先太史司马氏，原来是在周室世世代代掌管周史的，在周惠王、周襄王时期也跑到各诸侯国去了，“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他们的出走，必然也将周史资料、编史的经验还有天文、地理等知识一道带了出去。
《论语·微子》记录了孔子的一段话：“大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乐师干逃到了楚国，三饭乐师缭逃到了蔡国，四饭乐师缺逃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迁居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迁居到汉水之涯，少师（大概指的是乐师的助手）阳和击磬的襄迁居到了海边。”这里所说的“大师”、“亚饭”、“三饭”、“四饭”，指的都是天子、诸侯身边的乐师。周代，天子诸侯平时吃饭，都有music伴奏。天子比较猛，一天能吃四顿；诸侯相对正常点，吃三顿；大夫最惨，一天只能吃两顿。天子的四顿饭的安排是：在黎明时刻吃第一顿饭，称为“平旦食”；在中午时刻吃第二顿饭，称为“昼食”；在傍晚时刻吃第三顿饭，称为“晡食”；在夜间吃最后第四顿饭，称“暮食”。大师，相当于大司乐，是宫廷乐队的指挥。亚饭、三饭、四饭都是乐官名称，分别在昼食、晡食和暮食时演奏。东周期间，或因政治动乱或因经济困难，连为天子演奏的乐官也纷纷出走。这些人的出走，同样也把周乐传到了各诸侯国。周室出走了这么多的乐师，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孔子特别提了出来。1978年，湖北省随县（现改为随州市）擂鼓墩发掘曾侯乙墓，出土了全套大型的编钟编磬和多种乐器，规模之大，铸造之精美，都能与周天子的乐器相媲美。小小曾侯排场都这么大，其他大国更加不用说了。
公元前525年的一天，郯国的国君郯子到鲁国访问。那年孔子还是个小年轻，只有27岁，他向郯子请教郯国的历史，问他为什么郯国的祖先称做“少皞氏”。郯子回答得头头是道。事后，孔子对别人不胜感慨地说道：“我早就听说周天子的官员已经很难坚守自己的职责，文化学术也都流散到各地去了。古代官名的沿革，本来只有王室的史官清楚，如今连远方的小国郯国都知道自己祖上受封官名的历史，看来‘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话一点都不假。”
知识分子再就业
知识分子掌握的思想和知识一旦没有了用途，他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古代是这样，今天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可以掌握科学技术，邓爷爷说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离开了官方支持照样可以创造价值。而古代就不同了，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几乎都是用来“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科学知识。这些学问，只能“卖”给官方。反过来说也一样，也只有官方才愿意用优厚的物质待遇来交换这些知识。所谓“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说的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这种藕断丝连的关系。
所以说，古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寄生”。而唯一能够让他们寄生的就是官方。他们就像羊皮上的毛，必须粘在皮上才有用，离开了皮，他们的价值就无法体现，甚至无法生存。一旦失去政府的信赖和庇护，他们甚至还不如农民，农民还可以种田为生，有一身力气可花。所以，一旦发生“下岗”这样的情况，他们必须寻找新的靠山，来维持自己“士”的身份。
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也的确需要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各诸侯国都开始把富国强兵列为了国家第一要务。而富国强兵，就要打破贵族对政权的垄断，而重用那些虽然出身贫贱，但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就建议齐桓公利用民间通晓一些技艺的人，也就是所谓掌握“五官技”的人，请他们帮助齐国在治政和理财上出谋划策。他说，懂诗的人，可以请来记录事物；懂时的人，可以请来记录年月；懂春秋的人，可以请来记录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人，可以请来指导外出道路的选择；懂易和懂卜的人，可以请来预测事物发展的吉凶和成败。国家应该给他们土地、衣服和官职，让他们为国家效力。国家有了他们，就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
管仲提出的建议，就是让国家用自己的优势来交换这些没落知识分子的优势。
国家的优势是有土地、田宅、金钱、美女。而知识分子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身技能和一颗会思考的脑袋。这样互通有无，公平交易，当然就一拍即合了。
就这样，靠“寄生”生活的知识分子又找到了靠山。但是，既然官方给出了优厚的待遇，知识分子也要拿出点真本事来才对得住领导的厚爱。于是，他们纷纷发表见解，推广自己的学说。有的从远处着眼，推广自己的理念，致力于社会土壤的改良（儒家、墨家）；有的则专攻国家富强之术，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上升为国家政策，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法家）；有的则看主子的脸色行事，反复无常，朝三暮四，根据自身的利益随时改变政治主张（纵横家）。
总之，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统一的思想基础，所有的问题也没有了固定、明确的答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是观点完全相反的主张（比如性善论和性恶论的针锋相对），也能够自圆其说。他们观点不一，立场不同，争论不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大交锋时代就这样朝我们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