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始皇帝二十六年），秦国大将王贲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吭赤吭赤地扑向东海之滨的齐国，打算啃掉“战国七雄”中这根最硬的骨头。齐王田建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了西界，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但是，一出好戏并没有上演。
王贲的秦军并没有和齐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竟然从燕国的南部攻齐，一不小心就打下了齐国首都，俘虏了齐王。齐国，这个根正苗红，实力雄厚，在战国时代称王称霸称帝，威风不可一世的“老牌帝国主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秒杀了。战国纷争，群雄逐鹿，至此尘埃落定。
如果同《寻秦记》所描绘的，现代人通过时间隧道回到了战国初期，告诉当时的人们七国争雄的最终结局，估计一大半人部会被雷倒：统一天下的竟然是秦国！
的确，在所谓的“战国七雄”中，秦是最最没有资格统一天下的。最有资格的是齐国。齐是周武王（没错，正是姜子牙、黄飞虎等人的首长）亲封，当时位列功臣封国之首，号称“首封”。以后，齐又吞并了周围的一些邻国，凭借东海之滨的丰饶物产，走上了富强文明的小康道路。在春秋时期，时逢齐桓公这样的明君主政，又有管仲这样的贤才相助，齐国对内尊王，对外攘夷，事业搞得如火如荼，达到了顶峰。后来虽然一度败落，但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何况齐威王时又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国力得到了复苏。战国时期，齐国称王称霸，不可一世。要是没有相当的实力作后盾，齐国怎么敢如此不和谐。
齐国之外，还有楚国。楚国很了不起，至少自认为了不起。楚的出身资历原本较差，西周分封时只封了一个“子”爵。在西周的各路诸侯中，楚最不老实，向来“不服周”。而且，楚国从不以文明自居，君臣上下，都自称是蛮夷，专门与华夏诸侯作对。至今，湖北方言中仍把“不服气”叫做“不服周”，可见这口气憋了多久。
楚人骁勇好斗，五年不出兵打一仗，就觉得是奇耻大辱，死后都不能见祖宗。春秋时期，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有四五十个，最终异军突起，成了南方霸主。到了春秋末年，更是接了晋国的班而称霸全国。到了战国时期，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因为消灭了鲁国），北至中原（与魏国邻接），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天下的半壁江山。所以，秦最后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后来还要夸海口说“楚国哪怕只有几户人家，也能灭掉秦国”。
而秦，资格是最差的。他不但比不了齐和楚，也比不了燕和赵、魏、韩的“母邦”晋。最起码人家出身好，都是最早的封国。秦建国的时候，东方的这些列强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了近三百年。周王室给了秦诸侯的称号，很大程度上估计也是一种利用，目的是让他死心塌地地对付西戎，守护周朝的西大门，以便各路亲族近侯能够在东方的中原地带悠哉游哉，高枕无忧。何况，周王室给秦的，只是诸侯名分的空头支票。要想真正拥有自己的地盘，还必须长期和西戎去打仗，到他们手里去夺、去抢，靠铁和血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秦就是这样从武力中走来的，也必定会在武力中继续走下去。暴力，成了秦国的底色；功利，成了秦国的基因。暴秦、暴秦，也由此而得名。当其他诸侯国在周王室的正统中遵循礼乐治国的时候，秦国却对软绵绵的礼乐文化嗤之以鼻，把它看成是阻碍生存的“毒虱”；当其他国家分疆裂土、大兴分封制的时候，秦国则实行了半军事化的郡县制度；当其他国家任人唯亲，维持贵族统治的时候，秦国则是任人唯贤，不拘一格地选拔异姓人才，奉行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
就这样，在春秋战国长达500年的历史中，秦虽然有诸侯的名分，但因为他崇尚功利，淡泊血缘，轻薄文化，始终没有被纳入到周王室的正统之中。在东方国家看来，秦简直就是纯一“蛮夷”。他们开诸侯大会，搞诸侯会盟，都不让秦国蛮子参加。六国的一些文化人士甚至宣称：即使跳到河里淹死，也不愿意做秦国的子民。原因很简单，秦太野蛮了，做他的子民，简直是奇耻大辱。
可是，就是这个暴秦，最后却成了气候。他那些为人所不齿的野蛮习性，在战国时代反而成了优势和长处。舞刀弄枪本来是一种不文明的举动，可到了战国时代，这种铁血政策反而能大行其道，所向披靡，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缺少礼乐文化，本来是蛮夷的标志，但却让秦国在战国时代能够轻装上阵，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变革，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而其他国家，则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扭扭捏捏、羞羞答答，他们认识到了暴力的重要，但又不愿意撕掉自己脸上那一层文明的面纱。他们也进行了军事化变革，但这种变革只是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外围修修补补，一旦进入深层次，就立刻遇到了强大的阻碍。就这样，那些嘲弄鄙视秦国的东方诸侯，因为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而举步维艰，变得疲弱不堪，直至亡国。
对于他们而言，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就像裹在身上的华丽皮袄。当这件皮袄突然着火的时候，他们却怎么也找不到解开它的扣子了。
接下来讲点大道理，不感兴趣的读者尽可以跳过，继续阅读下文。有时候，勇气恰恰来自于无知，而力量正是出自野蛮。野蛮和文明的较量，本来就是历史的主旋律。而在战乱年代，历史选择的往往是物质的力量。马克思不是说过嘛：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人类社会的兴衰进退，个人的生老病死，总是走不出人的宿命悖论：灵魂和肉体的分裂。人性的善与恶，王道和霸道，文治和武功，野蛮和文明，都不过是这种深层悖论的外在表现。基督教教义中说：“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身。”但是，拯救肉身，何尝不需要抛却灵魂？灵魂高贵了，肉体更容易萎缩。没有了战斗力，终将会成为别人嘴里的美餐。
于是，在灵魂和肉体之间，秦国毫不犹豫地抛却了灵魂，而选择了肉体。当然，这里的肉体不是赤裸裸的肉欲，而是要将肉欲转化为一种对外战争的强大力量，让人完全蜕变为杀人的机器和疯狂好战的野兽。就这样，秦国成功了。当然，这样的成功只是暂时的，这种赤裸裸地彰显肉体力量所带来的缺陷，只能由后来的大秦帝国来买单了。
我们不能责怪秦国野蛮，更没有必要鄙视他的功利。试想，如果没有秦国的去文退德，哪里会有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如果没有秦国的严刑酷法，又怎么会形成一致对外的强大合力？秦国也许走向了一个极端，但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他是一个识时务者。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视野放宽，去看一看一千三百多年以后的宋朝，也许体会更深。宋朝，政治固然清明，不杀文官大臣成为了祖制，可谓谏路畅通；宋朝，确实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也真正地做到了藏富于民，《清明上河图》中的繁荣景象就是明证；宋朝，也确实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文化名流层出不穷，“唐宋八大家”宋占六席可见一斑。但结果又怎么样呢？一个高贵的灵魂拖着一个疲软的肉体，结果还不是在“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夜夜笙歌中断送了自己的命运？宋朝，从战乱到分裂，从分裂到灭亡，先是金人的铁蹄践踏，后是蒙族的弯弓射雕，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个时候，宋人在心底里是不是在呼唤秦国的尚武血性？
“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我都会浮想联翩，心潮澎湃。不知道看到这些文字的读者，是不是也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