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幽王乱喊“狼来了”给了犬戎机会。公元前772年，申侯联合缯国和犬戎举兵入攻西周，各地诸侯拒不救援，叛军一路杀来竟如入无人之境，直抵西都镐京。
幽王惨败，带着褒姒、伯服等人和王室珍宝逃跑，后来被犬戎杀死在了骊山脚下。
犬戎攻破镐京，西周也就灭亡了，前后共三百五十余年。
厉王死后，太子宜臼受到申、许、鲁等诸侯拥戴，在申（今河南南阳北）即位，也就是周平王。这时候，周王室的西都镐京已经沦陷，岐、丰之地也落入了犬戎之手。就在各路诸侯看周王室热闹的时候，秦襄公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所谓家破出孝子，国乱显忠良，此时不出手勤王，捞点政治资本，更待何时？襄公七年春天，即公元前770年，秦襄公为保周室香火社稷，远道勤王，率兵来到申国，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平王感动了，大手一挥，封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还许诺说：“只要你能把西戎赶跑，岐山以东直至丰水的地盘就统统赐给你。”
真是滑稽！这时的周平王自身难保，几近孤家寡人，需要别人保护才能脱险，还在那儿“裂疆分土”，大封官爵。再说，这个时候的“岐、丰之地”早已经被犬戎占领了，周平王这样封地，只不过是开了个空头支票，做了一个不用破费的顺水人情罢了。秦襄公唯有把这块在犬戎手里的土地夺回来，才能属于自己。平王答应了，只能算手续合法了，只有其名，却没有其实。要实实在在拥有这块土地，还必须付出不懈的努力。
但这次勤王，真心也好，假意也罢，总归还是达到了目的。你付出再多的艰辛，领导不认可，也是白搭。当初嬴秦在西陲不知道和犬戎打了多少恶仗，但又有什么用呢？这次做了一把政治秀，爵位、土地都有了。难怪韩非子说，春秋时期是一个“逐于计谋”的时代。而周平王东迁，正是东周春秋时期的开始。自此以后，“尊王攘夷”的政治秀一再上演，而且屡试不爽。
当然，周平王这样做也有自己的想法。经过周王室的这次动荡，他也看出来了，那些首封的诸侯，那些西周建国的功臣们，那些和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王公子弟们，已经开始不听话了。这次西周沦陷，前来尊王勤王、护送东迁的，竟然是一个异族！深感危机的他，唯有培植新的依托力量。而眼前的秦，爵位低，官职小，久在西陲，民风彪悍而淳朴，是个可以信任的主儿，只要稍有封赏，必定会死心塌地。况且，周宗室的老家根据地还要靠他们夺回来呢！如果真能够夺回，让嬴秦到这块动荡不安的土地上屯垦戍边，既作挡箭牌，又作屯粮库，算是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岂不是很好？
交易尽管不公平，秦还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受封诸侯国。而大秦帝国，正是从我们这里所说的秦国走来的。
走不出的历史
知道了秦国是怎么样从自己的历史中走来的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他又将走向何方。
秦本属东方的鸟夷部落，是殷商灭亡以后被周王室强迫西迁的。这样一个身处异乡的部落族氏，为了能够在四处排挤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学会了隐忍装孙子，最终靠自己的双手建立了家园，然后靠战争把那些以文明礼仪、人文教化着称的东方诸国统统踩在了脚下。
秦是一个拼杀出来的诸侯。说秦以耕战立国，其实并不是后人所诋毁的那样说秦人爱打仗。秦就是从战争中走来的，战争让秦人争取到了土地、政治地位，更是战略生存的需要。身处西陲，不打仗就没办法活下去，就没办法抵御西戎野蛮和疯狂的进攻和围剿。战争，铸造了秦人的性格，渗透到了秦人的血液中，融入了秦人的遗传基因。当其他诸侯国嘲笑秦没有文化，是“尚首功之国”的时候，他们根本无法切身体会战争对于这个族群的意义。
战争，就这样进入了秦人的历史，挥之不去。
孟夫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恩格斯同志也说过，劳动，唯有劳动，才能把一个人的意志锻炼得像钢铁一样。那么，对于秦人来说，这种艰苦的劳作就是战争。正是战争，让秦人学会了隐忍，学会了拼搏，对军事化的管理方式习以为常。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将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用在了整个国家的治理上。国家基本国策，除了种地，就是上战场，除此以外，其他的行业和职业都在国家机器的压制下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空间。后来的秦国全民皆兵，如果没有这种在战争中获得的遗传基因，哪里又会有令六国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
战争培养了秦人粗犷、功利的性格和气质。那些让人骨头发软、昏昏欲睡的礼仪乐章、靡靡之音和秦国的这种气质简直格格不入。以至于后来商鞅把这些过于粉饰的诗书礼乐称为“毒虱”，把乐官也称为“虱官”。可想而知，“百兽率舞”、“凤凰来仪”，让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齐国的《韶乐》，怎么能唤出士兵身上的血性？怎么能吹响战场上的集结号？战争需要的不是令人纸醉金迷的靡靡之音，而是义勇军进行曲和冲锋号。就从当今流传的“秦腔”听来，高亢激烈，仍然隐隐流露着人喊马嘶、冲锋陷阵的声响。试把秦腔与昆曲两相比较，就像是进行曲与小夜曲，再不懂音乐的人听起来感觉也大不一样。
秦国是当时历史最短的国家。秦襄公建国时，已经进入了东周时期。而此时的齐、晋（韩、赵、魏的母邦）、燕这些在西周初建时就“首封”的老牌诸侯国，已经有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因此，东方诸国多将秦国视为夷狄。蔺相如出使秦国时，把秦国的国君骂了个狗血喷头，一说他没文化，野蛮，百姓得不到教化；二说他不懂艺术，吃饭伴奏时的音乐也就是敲敲破盆子（击盆缶）。齐人鲁仲连就曾经劈头盖脸地辱骂秦国：“秦国，抛弃礼仪，把敌人的人头作为领取报酬的筹码，整个国家弥漫着权力的味道，老百姓不过是他们畜养的动物。这样的国家，我宁肯跳到东海里淹死，也不愿意做他的子民。”
岂不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艺术，恰恰也就没有了负担。没有了道德的羁绊，没有了文化的负荷，没有了艺术的粉饰，秦国反而能够轻装上阵。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虚伪的面孔已经撕开，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成了生存的血酬定律，道德、礼仪成了生存最大的绊脚石。秦国的劣势反而成了优势，他锐意改革，招贤纳士，“布衣卿相”的政府打破了贵族阶层凭借血缘关系长期垄断政治的局面，为汉朝平民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秦的历史就是和西戎不断斗争的历史，是一部由血泪写成的历史。纵观秦史，从一开始的秦仲，到后来的襄公，不是被西戎所杀，就是死在征讨西戎的路上。和战争相伴随，深入到秦人骨髓中的还有对边界少数民族的防范和警觉。对于后来的大秦帝国来说，也许再也没有比外患更让人担忧的事情了。夏亡于异族，商亡于外族，西周虽然借鉴了夏商的经验，但仍然没有改变被野蛮外族灭亡的命运。那么，大秦呢？有了前三朝教训的大秦帝国，又怎么会不把大量的精力用于防范外族呢？后来，秦始皇派重兵镇守边陲，修建长城，虽然有滥用民力的一面，但换来的却是边界的稳定。纵观大秦帝国的十五年，边陲异常平静，匈奴闻风丧胆，不敢南下而牧马。直到秦末战争以后，匈奴才敢蠢蠢欲动，趁机强大了起来，把一个烂摊子留给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大汉王朝。而汉高祖刘邦，不正是死在了征讨匈奴的途中吗？
内忧和外患有时候是一对极难处理的矛盾。宋朝倒是藏富于民，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靖康耻、臣子恨”这些哀伤悲怆的词句至今不还在我们耳边回响吗？但可惜的是，后人对“内忧”的描写往往多于对“外患”的叙述。以至于使得“内忧”成为了评判一个王朝的唯一参照，而对外患造成的灾难往往视而不见。
战争的基因和对于军事组织的偏好，使得秦国迅速地成为了大国和强国。而也是这种基因，使得他像一列奔驰向前的列车，在行进当中很难转变方向。在统一天下以后，秦朝企图用严刑酷法代替战争来解决所有问题，企图用军事化的体制来治理整个国家，灭亡是必然的。
后人谈论秦国昌盛、富强、称霸乃至统一六国，总喜欢描述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比如，穆公称霸、雄长西戎、商鞅变法、刑杀立威……其实，在这些孤零零的历史事件的背后，有着厚重的历史作支撑。正是秦国独特的历史和经历，才成就了秦朝的辉煌。当然，也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和历史，让达到巅峰的秦帝国忽然倒塌。没有一段在时间中绵延前行的历史，这些孤零零的历史事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不住后人多问几个“为什么”：秦为什么能？而其他国家却不能？
为什么商鞅变法单单在秦国取得了成功，而东方各国的变法却大多半路流产？为什么单单秦国能耕战立国、刑杀立威，打破血缘关系凝结而成的毒瘤，不拘一格招贤纳士，而其他国家却不能……
特殊的渊源，特殊的境遇，特殊的造化，打造了一个特殊的秦国。使得秦在特定的局势中崛起，又在特定的局势下坍塌。
历史就是这样让我们目瞪口呆：那些无论如何都“不能”的，到最后恰恰“能”了。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从秦穆公到秦王嬴政，二十几代君主，难道个个都是贤明的君主？其实都是势所导致的。”那什么是“势”呢？势就是惯性，是能量，是经过历史渗透到骨子里的东西，在推动着秦国向秦帝国飞速地过渡，就连司马迁，也不得不发出“乃天数也”的慨叹。
历史既有天数，也在于人为。正因如此，历史才显得扑朔迷离，引人入胜。当然，秦的历史所带来的影响，因缘际会，在不同的历史中有不同的表现。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春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