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四个人坐着飞机从石家庄抵达香港，出了机场就有专车来接我们，准确的说应该是来接高胖子跟徐白脸。老赵坐在车里一路上絮絮叨叨地说大爷倒了这么多年斗儿，哪一次不是自己一个人累死累活的返回京城，啥时候也没享受过专车接送的待遇如何如何的，越听就越让人无语。
我们两个编外人员在中环下了车，跟高胖子说好钱一到账就立刻通知我们后几个人便分道扬镳。老赵看着消失在街角的车屁股怔怔出神，我推了他一把，“别楞了，走吧，这两天带你好好转转。”
“唉，”老赵还在感慨，“按说我们可都是高级技术人员，这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得了吧，”我摇摇头带着他走进一家我经常住的酒店，“人家一下车就得回公司汇报，做鉴定，忙忙活活地得大半天，这要是在北京，你他娘的早就泡澡去了。”领了房卡搭电梯往上走，“你比他们可松散多了，再说，你还有辆宝马呢，要都跟你一样，我找谁哭去。”
“也对，不过……唉，你那破车确实该换了。”临进房间的时候，老赵故作沉痛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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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好行李出了酒店我就带着老赵满世界乱转，香港这地方其实没什么好玩的，尤其是对于俩不爱逛街的大老爷们来说，而我们又不能跟小孩似地去游乐场或者公园，只能绕着商业街慢慢溜达，从皇后大道到交易广场，一路上小吃倒是吃了不少。纵横交错的街道上人潮汹涌，一片喧嚣，耳边充斥着几乎都是我们听不懂的地方语言，间或还夹杂着几句洋文，老赵边走边跟我胡侃，一口地地道道的京片子这会儿显得格外亲切。
“唉，我说你真的就不打算再干了？”老赵嚼着一颗辣鱼蛋。
“恩，”我点点头，“我还真吃不了这碗饭，这钱挣得太危险，你最好也别干了，改行做点生意其实也挺好的。”
我看着这个生机勃勃的城市，突然间感觉到一阵模糊地冲动，无论是头顶那一片被高楼分割的支离破碎的天空，还是在红尘中挣扎游弋的一缕缕稀薄的空气，对于一个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来说，都不会再让他感到从前那些惯有的压抑。初秋的风依旧残存着盛夏的暖软，在人潮汹涌的城市上空吹个不休，我伸了个懒腰，突然有些理解老赵为什么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那可是钱呐，钱呐，你光给人做盘子能发得了什么财，”老赵笑了笑，却也不再怂恿我，不动声色的转移了话题，三两句就说到分钱之后的计划，俩人在香港闹市区的街头讨论的兴致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