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来源于光合作用，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离不开养分，自然界提供的养分很有限，现代农业主要靠化肥人工补充。中国现在每年的化肥消耗量是5000万吨，每亩地要用将近30公斤，印度只有5公斤不到，差出去5倍，印度的庄稼差了这么多养分，自然就打不了我们这么多粮食。除了化肥，现在农民种地靠农药、除草剂，灌溉靠水利、水泵，耕地、收割靠农业机械，育秧靠大棚、地膜。综合起来我们现在每年的粮食平均亩产是农业时代的5倍。
1949年7月16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标题叫《迁安、抚宁、卢龙等小麦亩产百余斤——丰收的象征》，也就是说当时亩产百斤就叫丰收。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是3亩，人均粮食产量207公斤，亩产不到70公斤，这是算上每年套种的豆类、土豆、白薯之后的数字。现在我们拿豆子做点心，白薯当零食，土豆当蔬菜。如果把这些扣掉的话，当时我们的谷物产量只有不到8000万吨，人均只有140多公斤。而这个时候印度的谷物产量近6000万吨，人均160多公斤。
所以当时印度人均寿命是41岁，我们才38岁。其他社会发展水平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个差距：印度的城市化率是17%，中国是13%；印度人均GDP是170美元，我们才100美元；印度的发电量是49亿度，我们是43亿度。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印度当时的化肥产量是我们的4倍，当然4倍也没多少，才2万吨。我们当时只有两个化肥厂，使用的是最老的技术，年产量一共只有5000吨，肥效还不如一个大城市每年制造的大粪。
除了化肥工业，印度还有英国留下的工业基础。钢产量是我们的8倍，生铁产量是我们的7倍，水泥产量是我们的4倍，铁矿产量是我们的2.7倍，石油产量是我们的2倍，铁路里程也是我们的2倍多。说实话，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对印度只有仰望的份。
和我们相比，印度的外部环境也好得多。美苏争霸的重点在欧洲和东北亚，顾不上南亚，所以美苏在别处大搞军备竞赛，在印度大搞送礼竞赛。整个冷战期间，印度都是要啥有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全世界从来没有卖核潜艇的，俄罗斯却把核潜艇租给印度用。美国把战略空军当成心头肉，名字上带“战略”俩字的飞机很少外销，印度却能买到其中先进的C-17战略运输机，还是第一大海外用户。不光是美苏如此，德国的看家本事是造内燃机，其中最核心的是坦克发动机，美国都只能买成品，印度却能买到全套技术，只是买了技术也没造出合格的来。
现在如此，以前更夸张，1957年英国向印度提供了“风神”式喷气式战斗机的图纸，1961年又为印度设计了“胜利”式主战坦克，都是当时相当先进的技术。当这一代英国武器落伍之后，苏联人又送来了更先进的Mig-21战机和T-55坦克，再之后是Mig-23和T-62，Mig-29和T-72，Su-30和T-90……解放初期，苏联曾经提供给我们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基本上都是国防工业和相关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工业。后来对印度，苏联也提供了100多个大型成套项目，也是引进苏制武器的配套产业，和给我们的东西相比先进很多代，总价值也比给我们的多近10倍。之所以项目总数比我们的少，是因为印度看不上苏联的钢铁、冶金、化工、汽车技术，这些行当都是买的西方设备。
发达国家对印度的态度是“有钱的捧个钱场”，不发达国家也得“没钱的捧个人场”，别人不说，我们在1962年中印战争之前没少给印度帮忙，印度人不知好歹发动中印战争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巴基斯坦支持我们，其他穷国都在给印度捧场。教训了印度一顿之后，我们还是把军队撤回到了战前的位置，可谓仁至义尽。
既然没有外部威胁，印度作为一个实行多党制的民主国家，自然会把改善民生放在首位。这时候美国为了对抗苏联的“输出革命”政策，针锋相对地搞了一个“绿色革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通过让发展中国家购买美国的化肥、农药、优良品种、农业机械、灌溉设施等等，改善本国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消除穷国爆发革命的土壤。
印度当然不会错过这种好事，20世纪50年代，印度就靠美国贷款购买美国化肥、美国农药，搞起了“绿色革命”。一直到今天，印度仍然是美国化肥农药的最大海外客户之一，也是除美国之外，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产地。
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靠美国的化肥农药把粮食亩产从1950年的35公斤左右提高到了近50公斤，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我们这时候正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连毛泽东都在吃红薯，还要忍着胃酸公开说好吃，此消彼长之下印度人便趁机挑起了中印战争。
如果按照中国人几千年总结下来的历史经验来判断，1962年的中印战争不管输赢，我们都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局。那个时代我们腹背受敌，全世界都在帮印度说话，北约华约两大集团直接送来了军火，第三世界全体打酱油，这说明冷战双方正在对我们进行最后的战略合围。
但是很显然，我们没死，还把这个局走活了，一直走到今天这般光景。这其中的道理即便到了今天也还是有一大票人不能理解。不知道有多少知识精英一直纠结在1960年前后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之类的口水之中。
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反正我们走过来了，天也没塌下来，而且路越走越宽，就像上一章里说到中国这几年的高速增长同样让很多人没法理解一样。我不得不说，中国几千年来积累出的治国谋略，生存智慧很多都已经过时了，要不然中国近代也不会混那么惨。
大炮和黄油是工业化的一体两面
中国、印度几千年都是农业社会，并没有形成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思考方式。拿着农业时代的逻辑去理解工业化时代，制定生存发展的战略，必然是南辕北辙，搞不好就会作茧自缚，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反面教材。
1962年印度看明白自己占了天时。在中国和美苏闹僵之后，印度已经成了美苏的座上客，如果能从中国身上刷出一场胜利来，自己就可以当第三世界的领袖了。当了领袖自然有当领袖的好处，将来代表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讨价还价，中间免不了可以捞不少油水，这就是封建社会包税人地主的典型想法。
天时是敌人的，地利也不在我们这边，打个比方，我们的藏南地区相当于印度家门口的一堵墙。虽然是高原，不过印度的公路直通山下，印军有多少人就可以上多少人，重炮可以直接拉上战场。印军派了一个军来爬墙头，后面调动的二三线部队更是多达十几万。我们隔着一个青藏高原，交通极为不便，旧中国，直到建国之初，中央政府派个官员去拉萨通常都是绕道印度。这样的交通条件换了一般国家只能得到一条结论：后勤无法支持作战，然后也就罢兵议和了。至少在抗日战争时期，西藏地方政府拒绝重庆国民政府订购的武器过境，国民政府就一点脾气没有，只有求美国人空运。
解放军虽然忠勇能战，但也只能就地拢拢凑了1万边防部队，重武器只有少量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1万多边防军和敌方1个军辖十几个旅，五六万人的兵力对比在这摆着，地图上那点居高临下优势完全不值一提，更不要说印度后面还有多少部队可以随时增援。仗打到最后一个多月，我们才又调来一个师的援兵，只带来了几门榴弹炮和少量汽车。这并不是我们反应不够迅速，而是需要边行军边修路，实在是已经到了我们后勤能力的极限了。从战后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出双方后勤补给能力的差距，我军打这一仗总共消耗了2万发炮弹和70万发枪弹，缴获的炮弹倒有8万发，枪弹400多万发。印军打败仗，也不是因为士兵太烂，印军的主力第四师是参加过“二战”的王牌部队。“二战”中这个师在英军序列中从北非打到意大利，英国人每次有自己啃不动的骨头就让印度人上，自己顶不住的时候还是印度人上，以至英国人当年有句笑谈“不流尽最后一滴印度血，我大英绝不屈服”。这个师的锡克旅、旁遮普旅，几乎个个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库尔喀联队则长于白刃突击。这些印度部队作为英军的炮灰，在德军的千锤百炼之下，每个能活下来的都堪称精华中的精华。
解放军的重火力和北非、意大利战场上的德军完全无法相比，轻武器比“二战”时候的德军强不了多少。但是几场战斗打下来，印军这些王牌军全交代了，参加战斗的9个旅被歼灭了6个，剩下3个重创，阵亡5000人，被俘4000人，我军只损失了700多人。为什么这样一场对印度来说本该顺风顺水的战争却打了个一塌糊涂？
我军在打仗的时候发现，消灭印军一个旅部，就等于歼灭了一个整旅，打死一个班长，一个班就立即丧失战斗力，士兵顿时斗志全无，甚至乖乖坐在地上等着被俘。印度兵跟着英军打“二战”的时候就经常有英国军官被打死之后整支印度部队当场不知所措的战例，没了英国主子发号施令，印度部队不但不会继续进攻，也不会有组织的撤退，甚至连撒丫子溃逃都不会，就那么傻愣愣地在敌人的火力下等死或者束手就擒。
这只能说印度人是当顺民当到家了，英国人统治了印度200多年，英国人以前，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建立的莫卧儿帝国还统治了200多年，再早还有一个德里苏丹国，也是中亚人建立的，再往前则是由更早到达印度的雅利安人统治。雅利安人为印度留下了种姓制度，自己是高等种姓，波罗门（僧侣、祭司）和刹帝利（武士、贵族）、原住民则是低等种姓。
中国当了100年半殖民地，现在还有不少人为汪精卫叫屈，以上海租界里的“民国范”为荣。印度几千年都是殖民地，有点独立自主意识的人不被杀掉也会被气死。剩下的顺民畏惧主子甚于怕死，主子让打仗的时候，可以是最一往无前的炮灰，主子让干活也可以是最勤劳的奴隶，英国人在的时候，印度发展得比“老大中国”强得多，同时还能给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当地基。主子拍屁股一走，顺民就傻眼了。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寻找新主子，所以“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印度既亲苏又亲美，同时还保留着英联邦成员的身份，又当社会主义又当资本主义，对德法日和东欧各国也都笑脸相迎，把资源和市场拱手相让。
在同一个时代，中美对立，中苏反目，中国的外援断绝，面对美苏两个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只能靠自己。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样板戏也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于是中国就有了两弹一星，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
在印度靠美国贷款和美国化肥、农药进行“绿色革命”的时候，一场“靠自己的绿色革命”也在中国悄无声息地发生了。1958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了2亿吨，就算是1958年有“放卫星”的嫌疑，之前几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也已经达到了1.9亿吨，但是直到中国爆发本土绿色革命之前，1969产量年仍然只有2.1亿吨。即便那时候在农业上奉行的是“以粮为纲”的政策，把所有非必需的农副产品全都停掉，节约土地和人力来保障粮食生产，但是仅仅靠人的双手，从土里刨不出多少产量来。
现在中国每亩化肥施用量近30公斤（纯养分），如果换算成养分相同的粪肥，至少需要1吨，那时候中国人均耕地2亩多，一个人一生产生的排泄物积成肥料也只有七八吨，每年平摊到每亩土地上不过相当于一捧化肥。
所以无论怎么努力，粮食产量必然会卡在这个水平，这不是经济学，只是生物学。
但是从1970年起，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开始以平均每年2000万吨的速度增加，1962年我们的粮食总产量是1.6亿吨，到1978年实行农村承包制改革之前，粮食总产量已经突破3亿吨，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超过320公斤。这个变化是在1978年以前发生的，显然不是靠积极性，也不可能是由于中国忽然找到了很多大粪。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完全掌握了化肥、农药制造技术，开始大规模建设化肥厂。
这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和过往的王朝兴衰相比，这一次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稳定地超过人口增长，中国人从此永远告别饥饿，也将永远告别“一将成名万骨枯”的王朝周期率。
现代化肥工业最重要的部分叫合成氨工业，合成氨工业生产氨，氨则是制造几乎所有氮肥、磷肥的基础原料。新中国成立前留下两座合成氨工厂，20世纪50年代又建了4座，20世纪60年代建了20多座，到1970年总产量也只有200万吨，不到现在化肥用量的1/20。那时候中国人还在饿肚子，为什么不能多建点呢？
不是我们不想建，那时候我们实在是没那个技术，想建也建不起来。
欧洲人19世纪中期就发现了合成氨的反应原理，但是真正建造出能够工业化生产的合成氨装置是20世纪。合成氨的原理是我们高中化学课本上的内容，到现在我只记得一个“高温高压”，高温是三四百度，高压是几十到几百个大气压，介于19世纪末的战列舰上用的高压汽轮机与20世纪的潜艇壳体之间。设备管路需要承受的压力更高，大约是炮管的1/10，所用的原材料也是和炮管差不多的合金钢无缝管。
所以19世纪末西方列强造了几十年巨舰大炮，到20世纪初就能造合成氨设备了。现在，哪些国家能独立设计建造下潜深度几百米的潜艇，哪些国家也就能建造年产几十万吨的大型合成氨设备，能得到吃不完的粮食。大炮和黄油在工业时代根本就是一回事。
合成氨工业最初并不是用来做化肥的，而是做炸药，巨舰大炮就意味着一发炮弹几吨重，两条战列舰对打一个小时要消耗几百上千吨弹药，旧中国全部的合成氨产量也不够一场大海战消耗，列强们对炸药的巨大胃口为合成氨工业提供了一个必须出现的理由。中国在巨舰大炮时代是旁观者，自然也就错过了巨舰大炮时代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积累。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最大的一条国产军舰是2700多吨的“平远”号，很多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材料还是进口的，当时日本最大的国产战舰是4000吨，关键零部件同样是进口的，那时候中日之间并没有多大差距。
不过，甲午战争我们打败了，赔掉了2亿多两银子，曾经在战场上重创日军旗舰，自己中弹数百发，无一处被击穿的“平远”舰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绝唱。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拿着我们赔的银子去建造新军舰、新大炮，开始积富积强。我们把银子赔光，再也造不起战舰。从此我们所失去的技术积累、产业积累就此成了日本人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