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俄罗斯总理问船厂：“完成这艘只差1/3工程量的航母，工厂究竟还需要什么？”厂长马卡洛夫回答：“我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委、军事工业委员会、九个国防工业部，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建造和拥有它。”……解体后的苏联已经不可能再拥有这一切。
在1996年，我们整个国家都做出了选择，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选择会把我们带向何方，但是，当五星红旗在“老瓦”的桅杆顶飘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选择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否决权——一个大国的自由意志
2012年的春天异乎寻常地寒冷。在人们早就已经习惯了用“雪上加霜”形容欧洲债务、美国赤字、日本地震、中东变局之后，一场超级春寒大概已经不能让大家关注气候问题了。更多人恐怕会想起那部叫《2012》的好莱坞大片，虽然科学家们反复告诉公众，2012不会是世界末日，不过大部分人都不会否认，这个世界显然正趋于失控。
已经持续一年的“阿拉伯之春”仍然在蔓延，继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之后，现在的焦点是叙利亚。2012年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常任理事国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摩洛哥提交、西方国家及有关阿拉伯国家等共同起草，旨在敦促叙利亚现政府交出权力的决议草案被否决了。
这个外交动作迅速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和热议，叫好者和叫骂者都加足了分贝，火力十足地在各种媒体上展开争吵。照理说，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联合国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个提案都是正当权利，本不应该成为关注焦点。
笔者并不打算过多分析中国动用否决权有何深意，因为仅仅是出于中国人对“人权”的理解和对“改朝换代”的认识，这个反对票也不能不投——叙利亚这个逊尼派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有个属于阿拉维什叶派穆斯林的总统，还有一个同属阿拉维派的军官团和官僚集团掌握实际权力。在一个政权、经济、阶级矛盾和族群教派对立纠缠在一起的社会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监督与和平保证，天知道改朝换代会带来什么。远了不说，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在苏联的很多地方，在非洲中部，都发生过由于政权更迭引起的种族仇杀，死者以百万计。
为了人权而否决是理由，但理由和行动能力还不能画等号。台湾地区***当局也曾经拥有安理会否决权，但这个否决权甚至无法让台北当局保住联合国席位——否决权是大国自由意志的体现，傀儡国不配拥有它。
1950年美英组织联合国军干涉朝鲜战争，当时的苏联拥有否决权，却没有行使，只是离场以示抗议。苏联不敢行使否决权的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美国是全世界唯一的核大国，时刻不忘挥舞自己的核大棒。虽然苏联在1949年也进行了核试验，不过还没有可靠的轰炸机，只能按照老习惯，趁着被美国公开进行核讹诈之前摔门走人。
说到底文事之行，武事备之，否决权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对大国毁灭性力量的承认。联合国有5个常任理事国，世界上也只有这5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和多弹头分导能力。这些武器综合起来叫做战略核力量。拥有战略核武器的国家有能力引发核大战，核大战会毁灭全人类，所以这几个国家自然就有权决定别人不能做什么。这看上去虽然不怎么公平，却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否决权本身，就是用来避免核大国之间把矛盾憋在肚子里，憋出大麻烦来的战略安全机制，所以这种制度设计能够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
不过话说回来，核力量是否决权的底牌，在赌博中谁也不会随便亮出底牌。国际博弈有很多层次的较量，拿到联合国安理会上的任何决议草案通常会绕开核大国的底线。这时候很显然需要另外的大牌，比如涉及海外经济利益的时候，如果少了用来在千里之外维护海外利益的工具，纵使是核大国，也会陷进有劲没处使的境地。
在这次投票的6个月以前，我们已经拿到这张次一级的大牌了。
2011年8月10日，苏联建造的“瓦良格”号航母第一次靠自己的动力出海。14日海试完成，舰队归来，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桅杆顶端。
将来的历史上肯定要记录这一刻，因为这是我们的国旗第一次在一条真正的航母上飘扬。这不是当年张作霖用两千吨的二手货船改造的“水上飞机母舰”，不是我们买来做航母主题公园的“基辅”、“明斯克”，这是一艘拥有20多万马力强劲动力，可以搭载一流战机的远洋作战平台。
不仅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也会记录这一天，因为从这天起，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有了航母。只是不管全世界还是中国人自己，都需要一些时间适应这个变化。
变化说来就来。2012年2月16日在联大会议中，中国再次对一份涉及叙利亚的议案投下了反对票。这次并不是否决，因为联大没有否决机制，当然联大决议也没有执行力。比起联大通过一个决议本身，真正让人关注的是，这次只有12个国家和中国站在一起。这个结果让刚刚还在争吵的不少人感到更大的恐慌，是不是我们又被孤立了？
几百年来，西方人尤其英美一直很擅长靠临时拼凑联盟合伙遏制新崛起的势力，靠这招他们联手对付过哈布斯堡西班牙，对付过荷兰，对付过拿破仑，对付过德国，对付过苏联……
现在指望他们改弦更张肯定是自作多情，一群狼合伙对付一个敌人的动机，从来都是为了最后分尸吃肉。
苏联垮掉之后，北约继续东扩，高歌猛进地把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推进到莫斯科城下；拿破仑退位之后，被囚禁在小岛上直到病死；荷兰丢掉海上霸权之后，入侵的法军还要扒开海堤淹没国土；西班牙帝国签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英法还要彻底瓜分哈布斯堡家族的王位继承权和西属殖民地的商业垄断权。
历史一直就是这样的，对手退缩不会让狼群放弃攻击，对手逃跑不会让狼群放弃追捕，对手倒下不会让狼群放弃杀戮。那我们又该怎么办？
“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
这让笔者回想起1996年，那一年美国人把“独立”号航母开到了台湾海峡。美国、航母、“独立”和台湾海峡，这几个词出现在一起，太有象征意味了。
李登辉访美的时候，笔者正在南方上学。解放军向东南集结，导弹试射和海陆空联合军演的新闻占满了电视频道。随着军演进行，紧张的气氛开始在一些南方城市扩散。学校附近有军用机场，笔者记得清清楚楚，轰-5机群天天从头上飞过，偶尔还有一些轰-6。
轰-5和轰-6都是仿造苏联的轰炸机，一种是1947年研制的IL-28，一种是1950年研制的Tu-16。就在这些“二战”后研发的飞机再次披挂上阵，准备威慑“台独”分子的时候，美国的F-22——第四代战斗机已经开始试飞。
这种差距让人绝望，1996年大军演演练的是“千船竞渡过海峡”，可是一千只羊怎么对付一只狮子？一千条渔船又怎么驱逐一条航母？难道又是“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吗？
当时我们最先进的飞机是几十架苏联制造的Su-27，这是中国仅有的第三代战斗机。在大海对面，美国一条航空母舰上就有40多架第三代战斗机。而随着“独立”号部署到位，美国又从波斯湾调来了更强大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
飞机的差距只是整体实力差距的一小部分。美国一共有15条航母，而我们驱逐舰才只有十几条，许多军舰上连防空导弹都没有。我们所有驱逐舰、护卫舰上舰炮的炮管加起来还不如美国的航母舰载机多。这还没算美国10条同样可以起降飞机的准航母——两栖攻击舰。
那个时代，李登辉发明了“两国论”，之后又发明了“七块论”，那时候很多人认为“台湾独立”将是肢解中国的第一步。那时候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南斯拉夫正在被西方一块一块地武装肢解。这就像苏文茂相声里说的，“扔了一只靴子，为等第二只熬了一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下一只靴子将要扔到我们的头上，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想我应该感谢我父母那一代人。从1996年“台海危机”，到1999年“5·8”炸馆，再到2001年“4·1”撞机。我要感谢的是他们那代人没有退缩。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毕竟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第一件震动心灵的大事就是抗美援朝，之后他们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时代进步。
对他们来说，1996年到2001年的生活不算富足，甚至连衣食无忧都不好说，很多人那时候正在面临或者已经下岗，就算如此，他们也不愿意退缩，不愿意放弃自己经过艰苦奋斗得到的这一切。
我父母那一代人在懵懵懂懂的年纪赶上发生在身边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他们懵懵懂懂地选择了和自己的国家站在一起。1996年的时候我也要做选择，为自己选一个世界观。当美国人把最后一只靴子扔下来的时候，我必须选择站在谁一边。
这个选择并不复杂，我们这代人没有感受过父母那代人心中不可以失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自己不能失去什么。
这个直观经验来源于生活史——我们从小跟着父母一起准备冬储大白菜，或者用废旧输液瓶煮西红柿酱，现在我们不能接受生活的城市周边没有足够的冷库，不能接受没有塑料大棚。我们手拿铅笔学会了写字，现在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国家没有足够的有色金属、工程塑料、半导体芯片制造钢笔、签字笔、键盘和显示屏。我们通过小儿书、收音机、黑白电视机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不能接受生活在没有电视台、互联网的世界中。有苏联解体做现成的例子，“七块论”不是天方夜谭。那时候我拿着地图看铁路线，想到每天吃喝玩乐用到的东西大多是通过铁路线从上千公里以外运来的，如果这个国家变成七八块，这些东西也都将不复存在。
中国人喜欢讲气节，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是一个大国，小国也许可以苟安，大国没资格投降。我自觉是一个又怕死而又贪图安逸的人，正因为这样，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我只能选择跟这个国家生死与共。
也许我们这代人经常想不起来，自己出生的时候，自己的国家就已经掌握了两弹一星，建造了核潜艇，并拿回了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但是这也很容易再记起来。
很多人在那一年也做出了选择。《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和全世界媒体的争相报道成为那年的标志性事件，这本书大概是几十年来中国销量最大的商业时政出版物，几百万册的销量反映了当时普通中国人最关心的事情。
“说不”这个标题应该是来自于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和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所写的《日本可以说不》，不过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当时的日本正是泡沫经济飞速膨胀的时代，日本人想表达一下咸鱼翻身的心态。而1996年我们在等着美国人扔下最后一只靴子，我们在等着代表冷战结束的最后时刻，中国要说的并不是“不”，而是：你要扔就扔吧，老子玩得起！别的国家在那一年也做出了选择。1996年，乌克兰和中国商量出售在他们看来已经报废的“瓦良格”，这条船后来被军事爱好者称为“老瓦”。1992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和乌克兰瓜分了苏联黑海舰队，俄罗斯拿走了已经建成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库兹涅佐夫”号是苏联设计的最后一代航母，在“库兹涅佐夫”建成的时候，它的姊妹舰“瓦良格”号，也已经下水，完成了68%的建造工程。
俄罗斯很想把“瓦良格”号建成，给“库兹涅佐夫”找一个伴，因为没有两条航母就不算有航母。像所有的大型武器装备一样，军舰需要维护，像航母这样大的军舰与其把它想象成一件武器，还不如把它看成一座城市更符合实际情况。把一座战斗城市开进船坞做一次维护保养要耗去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另一条航母轮换，敌人可以选择一个没有航母的时间打海战。俄罗斯海军曾经是世界第二，这个道理不可能不明白。就算是以前的大清国，买铁甲舰也是一对一对地买。
不过愿望代替不了现实，当时俄罗斯总理问船厂：完成这艘只差1/3工程量的航母，“工厂究竟还需要什么？”厂长马卡洛夫回答：“我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委、军事工业委员会、九个国防工业部，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建造和拥有它。”很显然，解体后的苏联已经不可能再拥有这一切。
“瓦良格”这个词本来是斯拉夫人对北欧裔的瑞典维京人的称呼，公元9世纪“瓦良格”人来到顿河、伏尔加河建立了公国，成了后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前身。这又是多么有历史象征意味啊。斯拉夫各民族创造了强大的苏联之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一次决定把未来交给外面的世界。
在1996年，我们整个国家都做出了选择，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选择会把我们带向何方，但是当五星红旗在“老瓦”的桅杆顶飘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选择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爬墙党”，眺望中国的未来
“老瓦”海试前后，美国和日本政客开始质问我们，要求中国就“拥有航母的用途做出解释”。这是天底下最可笑的事，历史上仅有的几次航母大海战是美国和日本打的，美日却跑来问我们“航母的用途”，哥儿俩显然不是缺乏海军常识，只是蛮横无理惯了。
不过，蛮横的背后也透着心虚。1996年我们试射导弹，他们没问我们“导弹的用途”，直接就把航母开过来了，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能用导弹打中航母。现在他们问我们航母的用途，是因为他们开始担心了。
全世界的航母美国独占一半以上，舰载机数量占了全世界的3/4，这还没算性能、配系、战术、训练、保障上的全面质量优势。他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他们担心的是中国的高速发展。
2010年的最后几天，有上万航空爱好者和军事迷自己花钱买机票、坐火车跑到CD找个酒店住下来，守在机场附近等着看中国的四代机首飞。几天以后，一个神似F-22的飞行器照片出现在互联网上，在各大军事网站、新闻网站甚至各种跟军事八竿子打不着的QQ群里频频亮相。再过几个小时，各军事网站上连飞机的名字都有人起好了。最流行的一个名字叫“飞龙”，按易经的说法，“飞龙在天”是九五之相，前面还有“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等等，即经历波折坎坷一飞冲天之意，倒是恰好符合中国的进步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