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们的钢产量也暴增到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这样会带来产能过剩，不良资产增加，不过人就一辈子，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连西方自己200年来的工业化进程都没说明白，也没说明白眼前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让我们几亿人为了这些理论而干等着呢？
——现成的“理论”无法描述当下中国，甚至现有的语汇和修辞也无法对接当下的中国现实，这就是“文艺腔”和“情怀党”们所面临的最尴尬。
带血的速度？慢下来血更多
说到中国的进步，不能不提2011年发生的“7·23”动车事故。对于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来说，这是比中国拥有隐形飞机和航空母舰更重要的新闻和历史事件。也许直到现在，最能代表很多人想法的话，依然是“我们不要带血的速度”！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图片，看着在事故中失去父母的“小伊伊”哭着喊妈妈的模样，笔者也忍不住流泪。
不过如果把动车停下来，让高铁慢下来，就能让更多的“小伊伊”免于这样的灾难吗？和眼泪和煽情相比，查到的一组数据更令人震惊：
2001年道路交通死亡10.6万人，2002年10.9万人，之后几年这个数据都是10万人以上。
看到这些数字，笔者最直接的感受是：10万个人，说没就没了？这个数字中随时都可能包括我自己，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2004年铁路进行了第五次大提速，时速200公里的“准高速”客车投入运营，2005年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回落到9.9万人；2007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动车组开始在全国铁路线上运营，与此同时道路交通死亡人数降低到8.2万人，2008年降到7.4万人，2009年降到6.8万人……
在铁路提速的这些年里，每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幸免于车祸。当然，道路交通事故伤亡的降低首先离不开公路建设者、管理者、交通警察和汽车厂商的努力。不过，动车投入运营之后，更多的人愿意选择铁路出行，客观上减少了公路长途客运的压力。以前笔者去邻近城市总是选择乘坐长途大巴车，现在都是坐城际快速了。
由于客流压力的减轻，公路部门可以越来越密集地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加强道路养护，减少了很多事故诱因，至少这几年下来，酒驾的越来越少了，系安全带的越来越多了，每天夜深人静已经罕有听到“二环十三郎”极速飙车的呼啸了。
按照公安部公布的数字，2004年全国公路运营车辆交通事故死亡总数4.5万人，2008年则降低到2.9万人，也就是每年比上一年少死3000人。我们的速度可能无法完全避免带血，但是，就算是带着血，这个速度也挽救了每年数以万计的生命。
几年以前，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矿难，当时的媒体曾经叫响过另一句口号：“我们不要带血的GDP”。现在“要不要带血的速度”？毫无疑问引发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这场讨论也许事关更本质的问题——中国要不要坚持快速发展，要不要继续工业化进程。
笔者是一个小老百姓，毫无疑问不希望成为牺牲品，然而历史和现实毫无疑义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和成为发展的牺牲品相比，当落后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更大。
田园生活现在是个很美好的字眼，但是，在工业化时代之前的农业时代，大部分人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这就意味着父母25岁以后生下来的孩子，很可能幼年就沦为孤儿，在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农业时代，孤儿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所以普通人必须通过早婚和高生育率来保证家庭延续。现在很多地方仍然保留了早婚风俗，穷国不说，和纽约市隔河相望的美国新泽西州就规定男性14岁，女性12岁就可以结婚，类似的州还有好几个。
早婚是为了尽早生下后代。为了避免自由恋爱耽误工夫，影响后代的生存率，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办婚姻都是最普遍的形式。即便到了21世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地方仍然奉行包办婚姻，即便是已经非常富裕的中东产油国。普通人能享受爱情的快乐，这依然是工业化带来的福利。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东国家的男孩子们会买上一打手机，每天上街带几个，看到漂亮姑娘就扔一个到对方车里，然后把电话打过去，聊得来就可以继续谈恋爱，再进一步就是彩信、视频，谈差不多了再找父母提亲，所以中国产的廉价山寨手机在中东一直很畅销。换句话说，中东的爱情也是我们工业国制造的。
在农业时代，早婚加上高生育率就意味着生十几个孩子平平常常，不过吃的就那么多，生多了也养活不了，如果非要给新来的孩子加双筷子，可能让原来的孩子饿死。所以在农业社会，溺婴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甚至是一种风俗，许多家庭在接生的同时就备好了溺婴的水桶。我读书的时候课本上就有这么一句话：“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朱德：《回忆我的母亲》）即便是富裕人家养得起一大群孩子，但是当时缺少药品和医疗技术，新生儿死亡率也极高，一半婴儿很难活过最初的几年。所以婴儿和儿童根本就不被看做一个有完整生命的人，就连皇室都不例外。康熙是顺治的三儿子，8岁登基，之所以选他不选别人，就因为他比自己的兄弟先出过天花，而且没留下后遗症。所以他相对兄弟来说更容易活到成年，更适合延续皇家血脉。至于说万岁爷因此长一脸麻子，这倒没人放在心上。康熙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寿皇帝，活到69岁。现在说起来倒不稀奇，现在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2岁，69岁是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的平均寿命。但这个寿命在皇帝中却是罕有的，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446个皇帝，平均寿命只有42岁。
皇室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可想而知。普通农民的幼年子女生病卧床，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请医生，甚至一般都不会为此耽误下地干活，只是安排比较大的子女在家照顾一下，然后听天由命。傍晚父母收工回家，往往就是给子女收尸下葬的时候。我祖父祖母那一代人谈到当年小孩子夭折，语气和朱德谈到自己被溺杀的5个弟妹一样平淡无奇，毫无情绪波动，倒是看我们扔掉旧圆珠笔会心疼。而每次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想到的往往是，如果那些叔姑姨舅们没有夭折，我是不是会多点压岁钱，他们的孩子会不会和我很要好。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一句话：把人当人看是工业化社会才有的事，工业时代在生产线上大批量制造的医疗器具不再昂贵，消毒也变得简单高效。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精细化工，大部分药品可以用化学手段合成，药品变得廉价高效。再加上医疗教育体系的成熟，医疗变成普通人也能消费得起的服务。直到普通人怀孕、接生都要找医生的时候，婴儿才开始在道德上被看做是一个完整的人。
和婴儿相对的是老年人，有部日本电影叫《山节考》，“”是一种树，“山”是一座山，“山节”不是一个节日，而是一种风俗，电影说：这个地方的老年人到了70岁，子女就要把他们背到山上喂狼。电影里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一位70岁的老娘虽然身体依然健康，但为了让自己新出生的孙儿有饭吃，毅然砸掉自己的牙齿，选择了牺牲自己。
这样的故事并非艺术虚构，笔者去过一趟日本，和导游说起这个电影，导游顿时来了精神，路过一个堤坝就说，这是明治维新之后修的，当时为了祈求平安，有老人自愿献祭，把自己浇筑在混凝土里……那个大桥是19世纪末造的，有人一样被活埋在桥墩下……听得我毛骨悚然。从结构力学上说，把一个活人埋在混凝土底下，除了留下一个一米多长的空洞不会有任何好处，更何况那是活埋一个人。但导游认为这是日本传统文化里崇高的一面，当然这也是对工业社会的一种极端解读。
在农业时代，不仅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可以不被当人，任何一个不能劳动的人都可以为了族群延续而被牺牲掉。在日本，每个村庄都有寺院和神社，很多寺庙历史上都曾经供奉过一些称为“肉身佛”的人，一些僧侣、信徒，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或者自愿，或者被迫活埋献祭，后人把他们的干尸摆出来供奉——不管成神还是做鬼，总之不是可以吃饭的人。匮乏可以让一切低头，没有余粮的时候，就连社会地位崇高的僧侣阶层都不能豁免。
不止日本如此，在欧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几百年里一直在进行著名的“猎巫运动”，老年人、寡妇、身体有残缺的人一直被当做女巫、巫师，甚至魔物，被活活烧死，原因其实一样，不过欧洲还要给这些因为没有了劳动能力被牺牲的人扣个罪名。
在中世纪之前，欧洲人的习俗更恐怖，北欧的维京人从7世纪到10世纪不断劫掠欧洲大陆，当一个维京人的酋长年迈体衰不能扬帆出海带领部众抢劫的时候，就会找一根柱子，用利刃切开肚子，把肠子掏出来挂在柱子上，老酋长绕着柱子转圈，直到自己力竭而亡。只有完成这个血腥仪式，他指定的继承人才会被部众所承认，所谓爹是英雄儿好汉。
即便到现在，印度一些贫困山区里仍然有类似抛弃、杀害老年人的风俗，当地的宗教则把这种风俗神化成至高无上的仪式。不止是老年人，印度至今还有烧死寡妇为丈夫殉葬的习俗。
这段惊悚片一样的人类贫困史结束于20世纪，原因是工业化社会巨大产能提供的物质财富。动车事故中幸存的“伊伊”现在得到了几百上千万人的关心，这种关爱会伴随她直到长大成人，只有工业化社会才能提供这种关心。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物质上的富足让社会不再需要合理合法地牺牲掉一些人，保证另一些人的生存，社会才能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一个拿人当人看的时代，人性、人本才能得以张扬。
我们曾腹背受敌，第三世界却在全体打酱油
古诗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农业时代相比，工业化社会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食品变得丰富，以至于普遍体重超标，没人担心变成路边的冻死骨，倒是人人都害怕心脑血管哪天爆掉。
胆固醇都是吃出来的，2010年中国人的人均肉食量达到了60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40公斤），超过了我们最富的邻居日本（46公斤），与我们都以为富得满地流油的沙特阿拉伯（58公斤）大体相当。除了科威特、阿联酋、新加坡那几个城邦之外，在亚洲大国中仅次于以畜牧业为主，只有肉没有菜的蒙古和哈萨克斯坦。
稍早之前，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中第一次取得了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第一，到了2010年广州亚运会，已经没人关心中国得多少金牌了，因为现在的亚运会又被戏称为“第二全运会”。
笔者还记得小时候，一到有什么比赛，大家就会吐槽：“中国有十亿人，为什么就拼不过那些只有几千万、几百万人口的国家？”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现代体育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游戏，农业社会的人口再多，比科技不算数，比体能也不算数。这里没有瞧不起人的意思，以前旧中国也参加过几次奥运会，连个名次都没拿过。现在的印度人口比中国少不了多少，2008年奥运会只得了一块金牌——相比之下朝鲜还有两块。
人的体能来源于肌肉，长肌肉需要蛋白质，蛋白质主要来源于肉食。国家之间比体育，只有能吃到足够多肉的国民才能算作人口基数。肉是粮食变的，牲畜要吃饲料，饲料中大部分是玉米、豆粕、米糠、黑麦、大麦、糙米之类粗粮，没有多余的粮食就没有肉。
比如刚才说到的印度，每年的人均粮食产量不到200公斤，最近几年更是下降到180多公斤，比号称“饥荒”的朝鲜或者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还要少一大截（人均210公斤左右），顶多满足口粮需要，自然没有多少余粮养牲畜。当然印度也有人均7公斤的肉食量，实际上是几百万富人和一千多万中产阶级在吃肉，也就是印度能和我们拼肌肉的人口基数只有我们的几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奥运会上的金牌比印度多近100倍。
与我们三年困难时期想方设法进口粮食不同，印度在2008年以前一直是粮食出口大国，每年要出口上千万吨。笔者经常去中东，中东的所有超市里粮食区的货架有一多半摆满了印度大米，而且印度大米也是最便宜的。到2007年印度人均粮食产量跌破了190公斤以后，印度才颁布了粮食出口禁令。不过即便是有余粮出口的年景，印度的人均粮食产量也没有超过我们“三年困难”的时候。经过了三年禁而不止的粮食出口禁令管制之后，印度再次开始出售大米，随即恢复了世界第一大米出口国的地位，只不过这个冠军并不是什么荣耀。为了有余粮可卖，也为了保证百分之几的富人和中产阶级有肉吃，需要有1亿穷人被拐卖作地下奴隶，以便把口粮压缩到最少，另外还有上千万人要到中东去打工。
粮食是地里长的，说起农业中国人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说一句“人多地少”。印度的粮食安全问题要比中国严重得多，不过印度的地却并不比中国少。中国前几年说要保住19亿亩耕地不动摇，这几年又说要保住18亿亩耕地不动摇，印度的耕地有24亿亩，人均耕地2亩，比中国要多出一大半。
但是现在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差不多400公斤，每亩地年产量350公斤左右，印度的平均亩产却只有不到100公斤。单产低不是印度的水土或者气候不好。印度是热带国家，水稻一年三熟，印度全国的平均降雨量将近1200毫米，相当于中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印度自称有1/3的国土是“干旱地区”，不过印度给“干旱地区”定的标准足够把我们气死——年均降水是750毫米——相当于我们淮河以南和江汉平原——还是鱼米之乡。笔者没去过印度，不过有几次坐飞机经过，不管走哪条航线，不管什么季节，只要天气好，放眼望去印度都是一片翠绿，其实不用坐飞机看，打开卫星地图就一目了然，印度是一片绿，中国是一片黄，巴基斯坦也是一片黄。
而且印度人70%是农民，其中一半是佃农。我们名义上只有一半农业人口，青壮年劳动力大多还在城里打工，家里干活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印度用全世界最多的农业劳动力种全世界最大、全亚洲最好的一块地，自己却处在挨饿的边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关键原因在于化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