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要说，她已溜出来，推翻他，自己跨坐上去。他悲哀地看着她像个碾磨，前前后后地碾起来。他们身体结合处发出单调乏味的声响。一切变化为程序，就像打台球，开始还想推球入洞，后来灵魂像是被球杆操纵，再也找不到得分的兴趣，仅是杆子伸出，手臂便得跟着摆起来。每次不得不这样坚持时，心里都会涌起不如去死的恶心。他想。他甚至想到小时候在家压水泵，压一下出来一小捧水，而水缸是那么大。这女人就是一只巨大而无法餍足的缸。她说：“我就喜欢你这样不急不慢的，就像沿路看风景，一路走走停停，看了很多。不像他，一上来就直达目的。”
“他把你当性器了。”他本来还想说，而我们是互相爱着，但没说。
吕伟买了一捆蓝色玫瑰。
以前没见过玫瑰还有蓝色的，这次见着，叹为观止。他以为是漂染的，用手指搓捏花瓣，却是辨别出它的货真价实。说起这造物的神奇，即使是世上最好的染匠，也染不出这样的颜色，即便天空与大海，也到达不了它的辉煌。它沉稳严肃，含蓄内敛，却无处不展现灵魂深处的妖艳；说轻佻热闹，招蜂引蝶，又能从骨子里辨别出恒久不渝的忠贞。这就是对她的比喻。诱惑与庄重，矛盾的统一体。
我爱你。他心里想。她从十九岁跟他，经历过吵架、分手、复合和平淡，生活了十三年。现在他感到愧疚，她是将整个青春——那人生最好的几年——付给他，而他这些年来孜孜不倦的不过是狗屁不是的研究。一堆出土的文物、十几篇论文、一些破烂的名声，这些很重要么？在和她好时，他发誓要像奴仆或者爸爸一样呵护她，但仅过三个月，他便从床上跑下来，为着突然出现的灵感挑灯夜战。现在，他还是没有成为欧几里得、达尔文、牛顿、尼采，仍然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文物研究员。那些文物是前朝的垃圾，自己不过是垃圾的寄生虫，而她跟着自己老了，不再是那个站着身上就能冒出青气的孩子了。
花店的姑娘气喘吁吁跑过来，拦住他，说：“先生，这钱不好使。”
“怎么不好使？”
“你看，差一根金属线。”
“这里有金属线的么？”
“你看这张，这张就有。”
他们对着阳光分辨，手指像镊子夹着两张人民币。
“这绝对是真钱，你摸摸。”
“我知道是真钱，可是先生，我们好难找得出去。”
“那是你们的事。”
“先生，你说，我只是一个打工的。”
她说着哭起来，虽然没有眼泪，表情的哀伤却是真切的。他心想不是大事，换掉一张。那姑娘便跟他鞠躬，像个小驹子跳走了。他等到公交，这次不会坐过站，他当然清楚自己小区所在的那站，但车辆摇摇晃晃开到一半，轮胎爆炸了。第二辆公交跟上来，命令他们上去，为着不挤坏花朵，他决定等出租车。
说起来今天真是不顺。在吕伟走进小区后，一个哇呀呀叫喊的小孩又骑着自行车冲来。小孩懂什么事？他仓促跳进旁边花坛，皮鞋沾了好些泥。他掰断枝条，耐心刮鞋上的泥，又在地上来回搓，直到差不多了，才走回去。他按了几遍电梯，电梯总是停在十楼。门口有辆搬家公司的车，哦，一定是有人搬家。吕伟出来走楼梯道，他往上走没有声响，人家往下走却是踢踢踏踏，有着解放才有的欢快回响。那是彭磊。在那奇怪的瞬间，他像旁观者看着自己房子似的疯狂晃动，轰然倒塌。此后，他像尸体躺在战场，天空飘落大片灰暗，地板浮起更深的灰暗，他空空荡荡，无可念之事，无可想之人，可以死，可以活，极为消沉。当她继续触碰他时，他感到厌烦。就是和这样一个女人度过一上午，就是和她。来之前口干喉燥，结束了破败萧条，形同骷髅两只。
仅仅觉得要懂点礼貌，他没有立马下床。而女人像吃饱而未尽兴一般，侧卧在他腋下。她提议给他做顿饭。
“不了，我得回家。”
“才十二点不到，你急什么？”
“真的有事。”想想，他又补充，“我倒想没有那事，我哪里舍得走？”
“什么事比我还重要？”
她的眼神在失望和愤怒之间跌撞。他盼望她判决他，让他滚，嘴里却绵软得不行，“是真的有事。”一时编不出事来，又说，“下次我还来，乖。”她这才将信将疑地抱他，像只小猪在他胸脯拱啊拱。而她刚一松手，他便像训练有素的军人，跳下床，几秒钟穿好衣服，蹬蹬皮鞋，扭开门溜了。
外边空气真好啊，外边空气是流动的，从遥远的海边和森林飞过来，穿过他的肺。他噔噔噔地下楼。手机猛然响了。一定是她打来的。女人怎么这么烦呢？他压抑着愤怒说：“好，我这就上来。”
在她家门口，她一把抱住他，啃他，她的眼睛闭得死死的，舌头搅来搅去，一副烂醉如泥的模样。他被迫跟着搅合几下，却是搅得她兴致更高。他就不搅合了。她品尝够了，依偎在他胸前，软软地撒娇：“瞧你慌的，也不吻我一下就走。”这时候，一个男人悄悄站在他们身后，捏着一捆玫瑰花，因为手剧烈抖动，那些花瓣像是被狂风吹过，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
“你们坐着！”
吕伟反锁好门，取出橱柜里的白酒，咕咚喝着，面无表情地说。他们蹲在沙发边。吕伟走进杂物间后，女人凑过来，要握彭磊的手，他偏过头，移开一定距离，女人便摇他膝盖，他掸开它。没必要再掩饰嫌恶了，事情本已过去，偏生又打电话。也许这么想可以缓解内心的忐忑，在转身看见气得险乎中风的吕伟时，他大脑空白，陷入到极度恐惧中，像个只会执行简单命令的机器人，他命令朝哪走，他便往哪走。进正厅后，他还用眼神请示，是朝卧室走还是应该待在正厅。“你们坐着。”吕伟命令道。
在彭磊的注视下——这会儿他就像被绑缚的牛，看着屠夫准备刀具——吕伟摆好一只长杆台灯，插上插头，按开关，将灯光照到他们脸上。吕伟的手总是颤抖，后来沉稳多了。是盏高瓦数的灯泡，光芒像灼热的银针一根根刺进他们脸庞，使他们分外战栗。
这是要干什么呢？
吕伟拖着长鞭，提着一把私藏的民国时期德国造手枪，走向正对他们的藤椅，用枪抹掉椅上的玫瑰花，坐上去，或者说是躺上去。他仰着头，胸腔起伏，大口喘气，不一会儿神情衰竭，眯着眼将枪口抵到下颚处。“别啊！”彭磊展开双手低呼。吕伟像是从久远的睡眠中醒来，睁眼仔细辨认他。枪随后垂下来，在指尖颤动，若有若无地指着彭磊，后者因此跪下去。而女人似乎是第一次认识到有这样一个丈夫，眼神既惊诧又愤怒，既失望又恐怖。她对他没把握了，不能掌控他，不再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了，裂痕一打开，永无修补。就像有次在梦中亲热地抓妈妈的手，妈妈说：“你是谁啊，走开。”
“脱。”吕伟命令道。
“什么？”
“脱。”
彭磊看了眼女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女人是理解的，她咬着牙，脸色红透。彭磊又用眼神咨询吕伟，后者阴沉地笑着，将枪口指向他一只眼睛。他试图避开，该死的枪口又总是准确指回眼球，因此他恍惚了，觉得枪口像涵洞，越长越大，大得一切都可以爬进去。不一会儿，他猛醒过来，心急火燎地撕扯衣物，好像晚一秒都要坏事。他光着身子，讨好地看吕伟。吕伟给他眼色，他便像家奴焦灼地催女人。女人捉紧浴袍，瑟瑟发抖。“脱啊。”彭磊轻声说。
在她也脱光后，吕伟将枪放下，摆动鞭子。彭磊知道要鞭打他们，可能还会用皮鞋踩踏。这一切都是应得的，也是吕伟他应该做的，没什么。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说：触怒之后立刻发火是最为宽宏大童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冒犯者不会过于内疚，也不需要生气者息怒。对彭磊来说，判决虽然来得有点晚，但总比一直等待好。判决来了，事情就会收官。打吧，鞭打我吧，度过这一刻，度过这一天，从明天起，砍柴喂马，关心粮食和蔬菜，好好生活，锻炼身体，甚至比以前生活得还要新鲜、茁壮。彭磊想凑上去接受这鞭子。一切惩罚终归是仁慈的，都可以换算为固定的时间，早点开始意味着早点结束。这是倒霉的一天，但不是最糟糕的。
“接吻。”吕伟命令道。
“什么？”
“他叫我们接吻。”女人摇着头说。
“怎么接？”
“就是接。”
她颤抖着将身躯凑来。他往后退，听到她喊：“接啊。”他看到这张已完全陌生的脸闪现出极度失望才有的悲哀。她和那个他建立了深刻的仇恨，又觉得这个他不能争半点气。她闭上眼，眼皮形成的褶皱清晰如木刻，脸色蜡黄，像病了很久，病得透明了。彭磊背着双手，哆嗦着嘴凑上去，沾了对方嘴唇一下。
“要搅。”吕伟说，“用舌头搅。”
“不会。”
“刚刚你们不是会吗？”
“不好。”彭磊摇晃着低垂的脑袋。
“你听不听话？我许可你做，为什么不做？”
这时，女人果断捉住他脑袋，用舌头拨他嘴唇。他挣扎着，她抱得更紧。他感受到那动作里不容分说的力量，意识到她才是逃亡途中的指导者，得听她的，便让舌头进来了。让她搅。她喉腔里有股复杂的霉味。
“你也得搅，不能让她一个人搅。”
彭磊艰难吐出舌头，它像绑了重石，勉强才进了她口腔。她的牙齿像订书机，死死钉住它。他摇她胳膊，她咬得更厉害，像要连根拔起。他哎呀哎呀叫唤，卑贱死了，她才松口。
“好了，你们可以松开了。”
彭磊松弛下来，心下涌出成就感，好像任务完成了。他听到吕伟评论：“我自己接吻时，觉得真他妈美。在街道上看见别人接吻，闭着眼，又像两个傻逼一样吸来吸去，我就感觉是两条狗。”
“是啊。”彭磊说。他还想说，吃方便面也如此，看见别人吃口水横流，自己吃索然无味。可这是错误的比喻，而且以现在的身份也不便多发言。但劲儿是在的，他讨好地看他，想他给出个手势，让自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