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伟朝西走的时候，彭磊在朝东走。他们交会时，想的是同一个女人。吕伟想起女人临别时意外地温顺，“晚上想吃点什么？”他回答：“可能不回来吃。”她接着说：“那路上记得小心。”而彭磊看着小区三楼的一间阳台，上边挂着一件绿色内裤，那是通行证。可以来了，我老公出门了。
在郊区有一所讲堂。十年前它是教堂，天顶很高，空间辽阔，长着青苔的墙壁渗出阴气，人进去就像受到提醒，不由自主地肃静。当扇形的座席坐满时，那里像坐满虔诚的饿狼，包围着狭小、孤零零的讲台。天顶总有一道大光照下来，使演讲者格外暴露，包括嘴角细微的抖动——就像被剥光了，吕伟想。有次他仅仅上去领奖，握手、鞠躬、退台，就那么一点时间，便心律不齐，呼吸急促。
吕伟反复看演讲稿。谨慎地表扬和批评，自己不失风骨，别人不失面子，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演讲时可能出现的状态。上中学时，他便注意到一位二十五岁的老师容易面红耳赤。当时他想，一个人过三十岁就不会这样了，岁月使人脸皮变厚。但现在他四十多，却仍旧害怕演讲。有几次说着说着结巴了，大脑不受控制，跑出一堆被剁裂的词汇，让大家瞠目结舌。他希望路上出点事，交通工具却毫无商量地将他快速运到——除开在搭乘公交时坐过了一站，什么也没耽误。他走进通往讲堂的寂静巷道，心脏跳得怦怦作响。一名担着猪肉的农夫走在旷野，一只饿狼跟着，农夫扔得筐里只剩一根骨头了，狼还跟着。吕伟感觉就是这样，手里没几分钟了。他进公厕小便，出来后紧张地抽烟。
来早了点。紧闭的大门前聚着一伙人，看见他，带着沉默的兴奋围过来。吕伟将手插进裤兜，轻轻踩地上的石头，外表矜持，心里还在祈祷讲座取消（这怎么可能呢）。有个戴鸭舌帽的人说：“吕先生您好，我是您的读者。”吕伟点点头，眼睛里是空中细密的树枝，没看见对方伸出的手。那双手便尴尬地搁置在半途，不知该继续搁着，还是收回去。不一会儿，来了位脸长得像板子的凶悍女子。奇迹出现了。
“都回去，讲座取消了。”她说。
吕伟一时舒坦，冻僵的血液全部苏醒，身上冒出热气。怎么形容呢？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上校场，却在士兵举枪前听到沙皇的特赦令。但几乎与此同时，一种被羞辱的愤怒也涌出来。也许人更易在危局解除后表现出勇气，他口吃着质问：“那你们通知我来干吗？你知道对一名研究人员来说，时间是多么宝贵吗？你知道你们在干吗么？”
“我不知道，也懒得知道。”
“那你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取消了？”
“数目字。”
“什么？”
“不懂就算了。召集来听讲座的数目字不够。”
“你读黄仁宇读坏脑子了吧？”
“你才读坏脑子呢，你这老东西怎么不去死呢？”
吕伟举起手，想起一生不曾打人，僵在半空。她抬头挺胸，说：“打啊打啊，大学者打人了。”他便像蒸汽机咝咝冒气。若不是那伙人过来数落，将她骂得落荒而逃，他还不知要气成什么样子。鸭舌帽一直劝慰，他则不停地说：“她以为吃亏的是我吗？他们的钱不是已经打给我了吗？”
这会儿，在他家中，彭磊和女人刚刚上床。
彭磊敲门时慎重地采用了一个节奏，一二三，一下，间隔，两下，间隔，三下。她打开门，彼此没有拥抱。门被反锁时，，他甚至感到恐慌，好像是被非法拘禁，要杀要剐由她。说起来他们并不熟，只在网上聊了几小时。她说：“你瞎站着干吗呢？”他才不像一棵树那样呆站着，坐向沙发边沿。
她洗澡去了，卫生间传出哗哗的响动。想到水流正一遍遍冲过她赤裸的胴体，他呼吸急促起来，可也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想临阵脱逃。屋里长满眼睛呢，那些沉默不语的家具、电视、茶几甚至空气都瞪着仇恨的眼看他，它们由男主人购买、整理，是驯化的结果。他心里涌起一股乡愁，想回到自己破败的寝室。每个人都有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可以平安地睡眠，赤裸着身体走来走去，而自己悍然闯入的正是别人的领地。为什么要在这里偷情，这和猎物自投罗网有什么区别？这是一种怎样的过失？
他和她没有商量过地方，只是说她老公上午九点走，傍晚回，他便来了。也许对她来说，在危险中背叛还是乐趣的一部分。她走出来时，偏着脑袋，用毛巾擦拭头发，旁若无人地寻找梳子。就像和他没有丝毫关系。寻到茶几时，弯下身，血冲上他的脑袋。但他没有动作。他们像初恋中的男女，在接触前让心灵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她的身躯干了，不再有香皂的味道，她才在他粗重而有节奏的呼吸声中轻轻拉住他。在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笔下，这种亲密接触会让指尖不断传来强烈的信号，在全身形成炽热的潜流。但他感觉的却是沉没。这是一双像牛皮纸壳的中年妇女的手。他感到后悔，倒不是因为道德，而是为着要和她往下发展关系了，他就要陷于这个泥沼，和朝气蓬勃的姑娘永别了。但他还是努力回捏她的手指，为着完成一种程序。
她跨坐于他双腿之上，扑着他吻，他偷偷睁眼，发现她紧闭双目，鱼尾纹都出来了，脸就像起伏的火山表皮。她是贪恋我的，如此贪恋，他判断道。我在给她服务。
“我很久没做了。”
在床上他这么说。此前他将前戏做了很久，像面无表情的建筑工人，将她身上每个部位都认真地糊上一遍，等到她微闭双眼，全身起伏，像个饥渴的人哼叫着伸出双臂，他又来了这么一句。
“是吗？”
“有半年没做，都不记得怎么一回事了。”
她心急火燎。他感觉像要去一场灾祸，他咬牙切齿，让身躯像块巨石紧紧压着她，“等我适应一下，适应适应就好了。”以她这样的年纪，早洞察出背后的玄机，但她也有着这种年纪才有的智慧，装作浑然不知，像处女轻轻抱他，间或深情地在他肩窝吮吸，就像最终爱着的还是他的灵魂。他颇感恩，想到开店的舅舅，舅舅总是说：想发财就都发财，做生意不是做仇。
走出巷了，鸭舌帽还跟着。吕伟说：“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走就走吧，走到地铁站，相忘于江湖。他现在很想家，家里有书桌、床铺和女人，每次在外遍体鳞伤，就格外想她。每次写完论文亦如此，衰竭欲死，但只要看眼她熟睡的温热的肉身，心下便涌起永恒的宁静。他想这次回家得长时间搂住她，什么也不说，就是抱着她。上午出门前，她曾抱紧他，颤抖着说温柔的话，好像生离死别了。。女人是地震前的一些动物，能准确预感到什么，虽然这次算不得什么灾祸。
就要跨进地铁站时，鸭舌帽轻轻拉住他。“有什么事吗？”吕伟说。那人搓着手，说：“就是想找吕老师看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一件启功先生的藏品。”
“不了，我得回家。”
“这样啊。”对方苦苦笑着。
“都是假的。”吕伟判断道，但在对方眼里的光快要熄完时，他想起这人是帮过自己的，因此没有真走。“我花不少钱买的，就想知道它是不是赝品。真要是，也就死心了。”说得这样哀伤，吕伟心软了，去吧，胜造七级浮屠。地方不远。那人走得快，像是怕耽误吕伟的时间，接着又控制不住地欢喜起来，摘下鸭舌帽，露出秃顶来，没有发根、毛孔，就像一张光溜溜的鼓皮闷在上边，他真想拿钉子钉进去。就像有人楚楚可怜地找自己借钱，借到手了又忘乎所以，他后悔得要死。心里说不，为什么嘴里说是？为什么不拒对方于千里之外？阿根廷数学家兼文学家吉列尔莫·马丁内斯是这样写的。吕伟想自己在受教养之苦。
他跟着走进一个棚户区，地面泥泞，石块像尖刀，到处飘浮垃圾场才有的味道。鸭舌帽拉了几次才算是拉开破败的木门。“吕老师，我给您泡杯茶。”
“不了。”他说，“不渴。”
鸭舌帽拿出那幅书法，刚一展开，吕伟便轻蔑地判决：毫无价值。对方惊愕不堪。“潘家园这样的东西只卖三十块。”吕伟补充道。即使是无价之宝，他也会这么说，何况本来是赝品。“我得走了。”他说。对方呆站着，像鹅一样晃着失落的脑袋。可刚刚出门，这人便冲出来叫唤：“大家快来啊，文物鉴定专家来了。”吕伟有些惶恐，四周是宁静的，接着便听到各户深处躁动的声音。不一会儿这一片收破烂的蜂拥而出，搂着座钟、铜佛还有老旧的衣服叽叽喳喳围过来，争先恐后，不停说：“你看这个值多少？”
“我要走了，真得走了。”吕伟心里因为凄苦而抽搐起来。好像情人正看着手表等着去远方的火车站，而自己被乡下的朋友一杯杯地劝酒。
彭磊很久才敢缓缓动作，觉得不行又停下，直到真可以了，才采取对她来说足够刺激对自己而言又没多少摩擦的动作。音响放出昂扬的交响乐后，他静听一会儿，猛然按照节奏，连续冲刺，她像被杀害了，四肢翘起，尖叫起来。
“你坏。”她捶打他，声音是少女才用的假声。他嘿嘿笑着，像个强奸犯，又大刀阔斧地弄，她摇头晃脑，全身扭摆，直到把眼泪也甩出来了，“你坏。”
“厉害吧？”他说。
她吱吱地笑起来。他觉得是在耻笑刚才自己的紧张，愤恨地咕哝。她眼如桃花了，迷离地问：“你在说什么呀？”
“贱人。我说，贱人。”
“我喜欢你这样叫，你叫。”
“贱人，贱人，贱人。”
他弄得背上出汗了，说：“我要完了。”
“不。”
“可以了，我累了。”
“不嘛。”
“我真的累了。”
“那就歇一会儿。”她拍打着他的背部，声音苍老、疲倦得像尖声细气的老太婆。后来他抱着她，靠在床头，看墙上挂着的油画，夕阳映照在无边的海面，像有一条金黄色的道路通往沙滩，一对衣着整齐的男女背对着他们，像他们这样搂抱着坐着。室内正飘荡着《Betty et Zorg》一部法国电影的配乐，稀疏、缓慢、深远。他极其平静地看着她发丛后边数根白丝以及保存完好腐烂在即的身躯，心下生出永恒的寂寞。就像他们孤独地活在荒无人烟的加油站，相依为命已久。这是这天出现的唯一诗意的时刻。
地铁在甬道高速行驶，猛然刹车，齿轮长久地发出撕心裂肺的摩擦声，好像长指甲在黑板上一路擦刮。原本仰着脸一动不动挤在一起的人们，个个探出脑袋，紧张地看着车窗外黑黢黢的前方。不知道出什么事了，或者更可怕的是，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吕伟心跳加速，想到可能的爆炸物，也许有位穿迷彩服的人正抱着滚烫的包裹争分夺秒地奔向防爆桶，一条健硕的狼犬蹦跳着追随。也许巨大的气浪要将整个地铁站翻过来。他掏出手机拨打女人电话，想说，我爱你，无论如何，你要记得我爱你。
但地铁没有信号。
不久，车灯像日光灯那样忽闪忽闪，一下亮了。一阵毫无感情的青年男子声音通过广播传来：刚刚有人跳轨身亡。哦，他放下心来，嘴里说：“要死，什么时候死不好，死在哪不好？死在这儿。”每个人也都这样埋怨死者。大约十分钟后，地铁重新启动，停靠到站，他走下来，看见的场景和往日任何时刻看见的一样，干净、沉默、规整，有着永远微笑的广告美女和行色匆匆的路人。只是在一处的铁轨和墙壁上有着新鲜水印，它们一定是冲走了喷溅出的血迹。一具躯干就在刚才被齿轮切割得整整齐齐，工作人员仰着脖子，眼望着天，像抬一袋发臭的垃圾那样仓促抬走它。要是有化尸水的话，他们一定愿意将它当场化掉。一个人消失掉了。没有姓名、性别，也没有年龄。对一切没死的人来说，他毫无价值，不值得纪念，只是个耽误人出行的麻烦，就像地铁运营负责人讲的，乘客跳下站台，影响的不仅仅是一列列车的运营，更是大量市民的正常出行。
难道一点悲伤都不应该有？吕伟忽然感到不公平。走出地铁站后，阳光猛烈地照向他这具运转正常、生机勃勃的身躯，使他生出极大的不真实感。因此在走过花店后他又折回来，买了束菊花，回到地铁站，将它放在地上，并像真正的默哀者那样看着光溜溜的铁轨。
“你干吗停下来？”女人说。
彭磊双手笔直撑着，双腿并拢，身体弓成一座桥，脑袋偏过来望天花板的大顶灯。那是只圆灯，散发着乳白色的光芒，如此安静、沉稳，以致让他心慌。就像它是只得了白内障的巨眼，深处藏着一枚无形而敏锐的小眼。
“你看它干什么？”
“里边是不是有摄像头？”
“神经。”
女人抱住他头颅，将它扭过来，“看着我。”但他还是扭过头去，“我有点害怕。”
“怕什么？”
“总觉得不安全。”
“有什么不安全的？这一天都属于你。”
“我怕他回来了。说不定那个讲座取消了。”
她笑起来，“讲座取消了，他来去也得两小时。”
“你看现在距离两小时只差十分钟了。”
他指着墙上嘁嘁嚓嚓走着的钟，那玩意儿走起来就像铡草。他像处在大雾之外，听见马蹄声渐近，却不知它们在哪里，“外边只要车辆一刹车我就怕，隔音也不好，连电梯门关上的声音我都听得见。”
“他没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