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信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又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她在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生下了唐高祖李渊。
武德初年（公元609年），李渊开创大唐基业，李唐皇室追尊李昞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就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可谓荣耀之至。
尤其是他的七女儿独孤伽罗，也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在隋文帝执政期间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人结婚时，杨坚就郑重起誓：不与其他女人生育子女。独孤皇后在文化修养方面要高出后宫其他女子，同时具有强烈的政治直觉。当时宫内的侍从称他们为“二圣”。
有官员曾引用《周礼》，要求官员的妻子都要听命于皇后。独孤皇后却说：“以夫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也就是说，她反对女人参政，也不准外戚（自己娘家人）掌握国家大权。她的一个娘家人犯案，杨坚想替他宽恕此人，她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能顾私！”
北周建立后，已经不在人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
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李昞就死了，年仅7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李渊作为最年幼的世袭贵族，早早地就被卷入了这场皇权交替的轮盘赌。李渊生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
青年李渊具备了成功男人必备的素质，亲和力和宽容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好人缘。
凭借良好的人缘，和过人的社会交往手段，这时候的李渊深得杨坚夫妇的欢心。
在独孤皇后的关爱之下，羽翼将丰的李渊先后做过畿辅地区或西北战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辗转累任谯（今安徽亳县）、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西陇县）三州刺史。也就是说，隋文帝在位期间，李渊的最高官级也只是达到过地方州郡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刺史（太守）。
在这一期间，李渊对姨夫杨坚的大隋江山是忠心耿耿，并无异心的。顶多只是在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为自己的权力得失做一番权衡和考量。
公元六世纪初，“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在市面上十分流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谶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其主要功能是为自己臣服的那尊权力大佛找到一个存在的理由罢了。
谶言向来多用于政治斗争中，为谋求权力者或已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造一造舆论，从而收服具有传统天命观的民众，证明其权力的合理性。
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王莽与刘秀就分别利用图谶、符命，作为“改制”与“中兴”的合法依据。在这些事件的推波助澜之下，到了东汉，谶纬神学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历史上神奇的谶言的产生可归为三类原因：一是官史的粉饰；二是野心家的编造；三是大众的选择性记忆。当然，还有部分巧合的因素不可忽略，但是巧合的因素要远远小于人为的解释和放大。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已经43岁的李渊转任卫尉少卿，是专门掌管京师军事器械的从四品官员。同时他还兼任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那就是在隋炀帝二次远征高丽的战争中担任向东北前线（今辽宁省）运送军需的监督官员。
对于一个43岁、人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男人来说，李渊获封的从四品官级，的确算不得什么，因为李渊还有一个重要身份，皇亲，并且是李氏。李渊在隋王朝的两代帝王心目中，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但始终没有得到高官显位的实际权力。
隋文帝杨坚将护身之责交予李渊之手，而隋炀帝杨广则将战争所需军资交到了李渊的手里。李渊能够在帝国谋取到实际利益，无非取决于两点，一是先人赋予的豪门世族的高贵血统，另外就是与杨氏皇族的母系血亲关系。
杨广即位后，对自己的表弟李渊还算过得去。从小在隋文帝与独孤皇后身边长大的李渊，与杨广在成长过程中肯定有一些交集。这种交集带来的是情感上的倾向性。可是对于权力者来说，少年时的情感代替不了权力上的交割。
一次，隋炀帝当众羞辱李渊是“阿婆面”，李渊的长相是“高颜面皱”，长得像个老太太。皇帝羞辱自己，这让李渊很是郁闷，回到家中见到夫人更是羞愤难平，话语间，不禁怅然落泪。
当然李渊还没有脆弱到因为相貌问题而流泪的地步，而是因为他从隋炀帝杨广的话语里解读出了更深层的问题。对于生长于核心政治家族的李渊来说，他对于政治的解读能力要比其他人来得更为直接和敏感。
随着时局的进一步动荡，地方叛乱引发的社会效应，波及面越来越广。众多阶级、阶层和少数民族卷入这场时代的洪流，使得一个王朝呈现出末世狂舞的盛大图景，中华帝国也因此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政治乱象。
李渊经常会盯着帝国的军事版图，陷入沉思。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高楼，却不知道哪一阵风就会将它掀翻。他无法理解，杨广怎会如此挥霍先人留下的基业。
作为皇亲，他的内心既有深深的忧虑，也有莫名的冲动和迷茫。皇亲，一字之差，却差之千里。条件允许，谁都想去掉后缀，直接摘取权力王冠上的夜明珠。
李渊的忧虑来自于，帝国的巨轮将会载自己与李氏家族的命运于何处？莫名的冲动和迷茫，使他隐隐地感觉到，有一种叫作使命的东西在前方召唤他，他不应该与这样一个大时代失之交臂。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李渊行事并不张扬，始终以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天下时局的动向。他只是冷冷地观望，以不变应万变。不是不变，只是时机未到。尽管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可隋炀帝对他这个表弟始终心存防范之意。当然杨广的警觉，并不是专门针对李渊一个人，他通过时局传感器让帝国权力阶层的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这种不信任。
一次，杨广在行宫传诏李渊前去觐见，李渊托病没有前去。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厉害。杨广似是而非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
隋炀帝杨广的这句话就传到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他比一般人都要了解自己的皇帝表兄。对于李渊来说，能够在隋帝国的权力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官场的生存智慧自然是少不了的。
李渊从杨广对自己的态度里，解读出了自己在仕途上的黯淡前景，也同时解读出了李氏家族在帝国权力结构内的尴尬位置。因为距离权力高层太近，李渊要比别人更加了解帝国政治的运作规则，也更加明白受到皇帝轻视将会有怎样的下场。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年底，李渊被擢升为太原（郡治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留守。太原是个相当妖孽的地方，自古为河东——山西地区的中心。历史上无论上古时代政治中心在中原，还是中古秦汉时期西移关中，以至于晚近以来北徙京蓟，它始终处于中央肩背或者说是肘腋位置。
就在李渊赴任太原之前，杨广已经离开东都洛阳，第三次驾幸江都。他畏于北方农民起义的发展，不敢北还，隋朝已经失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
趁着隋炀帝放弃京都，巡游扬、越之际，翟让、李密率领瓦岗军攻下荥阳诸县，屡败隋军，并攻取了洛口仓。洛口仓是帝国最大的粮仓，从江南经大运河运来的粮食基本上都囤积于此。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杨广已经无力控制局面。
李渊这时已经被隋炀帝杨广安置于太原，其主要任务是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李渊万分感慨地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而今我等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也就是说，唐是李家的国，那么太原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土。乱世之中，能够得到这样一块宝地，真是上天给予的恩赐。如果我们不领情，那么就有可能会大祸临头。
对于早有准备的李渊来说，太原将会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因为这里既是给养充足、战略地位显要的军事重镇，同时还是五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正好与李渊“唐国公”的爵衔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