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夫人的胃口一下子被吊起来了，一定要他说。陈老伦说：“鞠家的案子，我已经查清楚了。你公公是被你婆婆和她的奸夫谋杀的，你不知道吗？”陈夫人连忙摇头说：“婆婆她不是这样的人。”陈老伦继续说：“你婆婆和人通奸，怎么会告诉你呢？何况，我连和她通奸、一道密谋杀人的奸夫都抓到了。”陈夫人想想，丈夫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沉默不语。
陈老伦接着说：“夫人啊，只要你上堂指证向氏的奸情，我就能活下来，和你白头偕老，恩爱一生。其他事情与你无关，我会处理好的。”陈夫人贪图安乐，一口答应了下来。陈老伦马上向荣雨田报告，说向氏通奸谋杀亲夫。
荣雨田接到报告后大喜过望。那么，他会怎么审理这桩命案呢？向氏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第二回向氏喊冤
重庆府合州县发生了一桩无头命案，鞠家父子被人杀害。案子毫无头绪，合州知州荣雨田等人束手无策，最后寄希望于当地的一个“能人”——书吏陈老伦。陈老伦娶了鞠家守寡的儿媳为妻，说服她告发原来的婆婆向氏与人通奸，与奸夫合谋杀害了鞠家父子。这是真相吗？衙门又会怎样审理这桩人命大案呢？
说起来也巧了，就在陈老伦向知州荣雨田报告案子告破的第二天，苦主向氏又到合州衙门催促官府缉拿凶手。这一回，荣雨田主动接见了向氏，不等她说话就拍案大叫：“大胆恶妇，案子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你和奸夫联手杀死了丈夫、儿子，竟还敢来告官，岂不是自投罗网！”
向氏听了，太吃惊了，简直是五雷轰顶。她高喊：“冤枉啊！”荣雨田高声喝断她：“奸夫都抓住了，你还敢狡辩！把奸夫带上来。”果然，差役拉出一个壮年男子来，和向氏对质。那男子把自己怎么认识向氏，怎么和她通奸，怎么和她密谋，怎么谋杀鞠家父子，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向氏惊得目瞪口呆，稍微回过神来后连忙否认。荣雨田高声说：“传证人！”
这一回，向氏更惊讶了，完全惊呆了。因为荣雨田传上来的证人竟然是自己昔日的儿媳，现在的陈夫人。陈夫人上堂后，荣雨田问她，向氏平日有无与人通奸。陈夫人按照陈老伦的教唆，指证向氏和堂上的壮汉有奸情。儿媳的指证把向氏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呆在了那里。荣雨田兴冲冲地问：“大胆刁妇，你还不认罪吗？！”向氏这才清醒过来，坚决否认：“民妇没有与他人通奸，更没有谋杀亲夫和儿子！冤枉啊！”荣雨田大喝：“你还嘴硬！来人，用刑！”差役们凶神恶煞般地扑了上来，摆出了各种刑具。
面对两个证人和刑具的威胁，向氏哭着“认罪”，承认自己与壮汉通奸，制造了鞠家血案。
荣雨田更加高兴了，一桩人命大案终于可以结案了，自己身上山一样大的压力终于可以卸下来了！太好了！
向氏通奸杀人，在动机上、情理上，都说得过去，人证也齐全了，向氏自己也认罪了。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案子是可以结案了。但是，向氏杀人，使用的是什么凶器？杀人证物在什么地方？向氏及其奸夫是怎么杀的鞠家父子？杀人现场能够还原吗？也就是说，这桩案子只有两个所谓的证人和口供，没有证物。单凭两份口供，怎么就能判定向氏杀害丈夫和亲生儿子呢？
可是，荣雨田和幕僚们一致认为，案子审到这一步，完全可以结案了。
这里就体现了古今司法审判的内在差异。现在我们抓到一个嫌疑人，要找到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这个嫌疑人真的有罪。这个过程的潜在逻辑是任何人都是无罪的。但是，我们古代奉行的侦破逻辑是“有罪推定”，即抓住了一个嫌疑人，就认为他是有罪的。官府所要做的，就是让他（她）承认自己有罪。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的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人证、物证等其他形式的证据虽然也有一定作用，但和嫌疑人的口供相比，作用要小得多，只能算是参考因素而已。因此，过去官吏们在破案过程中，会想方设法让嫌疑人认罪。在这样的背景下，诱供、逼供，甚至严刑拷打，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荣雨田及其幕僚们是否相信向氏通奸杀人是一回事，在整个政治制度巨大的破案压力下，在有罪推定的逻辑背景下，荣雨田能不能找到最重要的嫌疑人口供，是另外一回事。显然，荣雨田更在意后者。现在，向氏主动认罪了。荣雨田如释重负，终于可以结案了。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
荣雨田把鞠家命案的结案卷宗上报到了重庆府，开始走程序。如果各级上司都认可了荣雨田的初审结果，向氏就要被开刀问斩了。就在案卷还在漫长的官僚体制中走程序的时候，案情早已经在合州民间传得沸沸扬扬，并流传到重庆周边等地。百姓们普遍认为向氏是冤枉的。那么，向氏到底是不是真凶？她有没有可能翻案，又该怎么翻案呢？
谈到冤案的平反，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清朝司法审判的大致程序。
清朝的刑事案件发生后，首先由发生地的州县衙门接纳审理，州县的审判就是初审。州县的审判权限很小，只有笞刑和杖刑的行刑权，徒刑以上都要上报；州县的责任却很大，必须完成案子的侦破和审理等工作，并做出量刑。初审后的案子，由州县上报府、道。府、道复核后再上报省级衙门，这就是复审程序。复审后的案子到了省里后，首先由按察使进行审核，没有问题后再上报总督、巡抚。一般的案子经过总督、巡抚核查无误后，就可以定案了，就算是完成了终审。但是流刑、死刑及以上的量刑权在朝廷，类似的案子必须上报朝廷终审。其中死刑及以上的案子必须由刑部或者三法司全面审核，确定无误后报告内阁，最后由皇帝裁决，恶性案子这才算终审完成。整个司法程序复杂，审判层级繁多，形式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慎刑”的原则。慎刑，也就是说司法审判要谨慎，要小心。人的生死可不是儿戏。
因此，古代司法制度在形式上也给当事人提供了详尽的申诉空间，每一个审级都允许当事人上诉，只要终审没有完成都允许翻案。当事人如果觉得下级衙门不公正，可以到上级官府申诉。县里不行，可以到府里告状，府里不行，可以到省里告状。如果觉得省里也不行，当事人还可以到北京上访，向刑部或都察院投递诉状，专业名词叫作“京控”。如果这些渠道都行不通，当事人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告御状。清朝的通政司，专门负责政令上传，其中有一个部门叫“登闻鼓厅”，里面有一面大鼓，允许任何人敲鼓鸣冤。一旦敲鼓成功，也就意味着敲鼓的人得到了一次向皇帝陈诉的机会。告御状的极端形式是直接拦圣驾。在皇帝出巡的时候，当事人可以拦住皇帝的车驾队伍，直接陈诉意见。
要特别说明的是，刚才说的所有申诉、上访和翻案的程序，都是理论设计，是一种理想中的可能性，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要想在现实中真正实现翻案，非常困难。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上级部门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下级的案卷进行全面核查，更不可能重新审核。上级部门往往以下级衙门的审判为基础，进行追认。越往上，这种“下行上效”的情况就越普遍。府里认可县里的审判，省里认可府里的审判，刑部认可省里的审判，最多就改正一下下级部门案卷里的错别字和格式错误，或者加一两句可有可无的官话、套话。在这种情况下，县里的审判就成了所有环节的基础。所有的压力都加在了基层官员身上。而基层官员却在官员体系和规章制度中最没有发言权，他们压力最大，责任最大。为了完成任务，州县官员常常不得不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也是中国古代冤假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一个案子在政府体系中走的程序越多，被牵涉进来的官吏就越多。所有对案子签字确认的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旦这个案子被证明是冤假错案，被翻过来，相关官吏都要受到处分。而官员和官员之间，官府和官府之间，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大家都是连在一起的。在翻案问题上，官吏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那就是案子一旦经手，就不能翻案。
如果翻案，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翻案的时候，申诉者不仅要证明案子本身是一个冤案，还要面对整个司法体系的阻挠、反对。所有经手的部门和官吏，还有和他们有各种关系的官员们，会堵上每一条申诉途径，极力掩盖案情的真相。
具体到合州鞠家的命案，向氏的弟弟在姐姐被判通奸杀人后，马上开始上诉，到合州、重庆为姐姐喊冤。应该说，向氏谋杀亲夫和儿子的案子疑点很多，但是上诉一次就被驳回一次。合州、重庆府、川东道等官员，都被一张无形的网笼罩了起来，大家一心要置向氏于死地，尽快了结这一命案。案子很快上传到四川省，就等省里审核后上报朝廷确认了。这么看来，向氏是凶多吉少了。
但是，向氏的娘家人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商量后，觉得还是要向上申诉。他们也觉得正常的申诉不太管用，得另想办法。向家人想到的办法就是让向氏的侄女当抱告，替姑姑申诉。那么，抱告又是什么制度呢？
抱告是在明清时期比较成熟的诉讼代理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当事人可以委托家人或者亲戚代表自己发起诉讼。
清代对抱告制度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可以由他人抱告。《大清律例》规定年纪特别大的人或者得了重病的人，没有能力到衙门打官司，可以由他人抱告。但是，揭发谋反、叛逆行为以及控告子孙不孝的，必须原告亲自到场，不接受他人抱告。
第二类情况是，有些人虽然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但是不方便出面诉讼，可以由他人抱告。这类人有哪些呢？主要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和政府公权力有密切关系的人员，比如在职的和卸任的官员、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衙门里当差的书吏、差役，等等。这些人如果直接发起诉讼，很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所以不能直接出面打官司。你想想，如果是在任的浙江布政使，或者退了休的刑部尚书，跑到杭州府仁和县的县衙里打官司，你让仁和知县怎么“秉公处理”？有功名的读书人，拥有很高的司法豁免权，遇官不拜，不能对他们动刑，所以秀才、举人也不能直接打官司。这第一种人，法律规定，遇到牵涉自己的案件，必须找人抱告。
第二种要找抱告的人是声望特别高的人，比如大文豪、大画家、一代高僧或者大家族的白发族长，他们也不方便跑到衙门里，跪在地上喊冤。
因此，他们也可以找人抱告。比如，灵隐寺的得道高僧，佛光普照，走到杭州的县衙门里，控告谁谁谁砍伐灵隐寺的树木，这合适吗？所以，得道高僧一般由徒弟出面抱告。在明清社会，女子抛头露面，被看作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尤其是读书人家的女性或者大家闺秀。所以，很多时候涉及女性的诉讼行为，都是由她们的父亲、丈夫或者儿子出面代理。官府也认可这么做。这第二种人，法律没有规定他们必须找人抱告，更多的是约定俗成的习惯。
第三种要找抱告的人是被关在监狱里的嫌疑人，他们觉得自己冤枉，可是又不能跑到监狱外面去上诉，所以必须让他人抱告。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向氏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第三种要找抱告的人，是迫不得已，不得不这么做。
对于替其他人抱告的人，《大清律例》规定“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
也就是说如果最后证明是诬告，替人抱告的人要承受所有惩罚。法律这么规定，更多的是为了限制不负责任的抱告行为，防止诬告、乱告。实际上，官府往往会把出面抱告的人当成直接原告来对待，该呵斥的呵斥，该用刑的用刑，一点儿都不区别对待。所以，出面替人抱告，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特别是替关押在监狱里的嫌疑人上诉抱告，更是需要勇气。但是向氏的侄女知道了大人们的决定后，没有害怕，没有退缩，勇敢地前往省城成都为姑姑喊冤。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去按察司喊冤，如果不行，直接去四川总督衙门。但是，向家人觉得正常的做法现在显然行不通了。如果行得通，一桩明显的冤案就不会闹到省会来了。向家人决定直接去拦时任四川总督黄宗汉的轿子，拦轿喊冤。
一天，黄宗汉外出，突然有一个小姑娘从路边跑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举着状纸大叫：“冤枉啊，冤枉！”
之前我们说过，拦轿喊冤是老百姓的合法权利。老百姓去拦皇帝喊冤都是合法的。但那是理论，现实是官府和官吏们非常讨厌老百姓拦轿喊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