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有一个搞不懂的问题，那就是在黄金家族之后称雄于欧亚非大陆的著名世界性帝国奥斯曼帝国，其起家之地正是在伊儿汗国的一部分小亚细亚，并且该帝国的皇室是来自咸海-黑海后迁徙到伊儿汗国境内的土库曼人部落，那么黄金家族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和联系呢？伊儿汗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出现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呢？要比较完整地了解这些问题，还得从头说起。
我们可以从整个中国历史中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具有高度定居文明的汉族人民，从远古时代起，就和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一起生产、生活，共同为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突厥民族正是这众多民族中的一个，他们在历史的长河里曾经和汉族进行过非常密切的交往。在隋唐时代，突厥人开始逐渐离开了世代居住的蒙古高原，逐步向西拓展。
如果我们站在蒙古高原上看待这个情况，同样会有很多启示和发现。匈奴鲜卑羯羝羌，柔然回鹘突厥，契丹室韦蒙古，无数的游牧民族都是从蒙古高原开始了他们与定居民族的交往的，当然，最为显赫的游牧民族无疑就是匈奴、突厥和蒙古了。他们的生存发展轨迹基本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即首先向南和农耕文明发生碰撞，而且在他们向南进发之前，已经和汉族进行了几百乃至上千年的民族融合，互相从对方那里学到了各自的优点和长处，并且这三个民族的汗室都和汉族的皇室有着长期的姻亲关系。
另一个规律就是，这些游牧民族在了解了汉族先进的文化特别是拥有巨大的财富之后，往往会带着征服中原、统一中国、掌控财富的野心而与汉族王朝进行战争。不过，一旦他们失败，就像商量好了一样，纷纷向西进发，开始了对中亚、中东乃至欧洲的征服进程。
匈奴民族是汉民族的祖先华夏民族的一支，或者说是夏商周时期华夏族的游牧系统，这一点和建立了秦朝的秦人非常相似，即曾经都是以牧牛、牧羊、牧马为生，通过和从事农耕的华夏族人民进行产品和商品交换为生的民族。从人种学、文化学、考古学以及历史记载中，匈奴民族作为炎黄子孙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后来，汉武帝成功地把疆土拓展到了中亚，对蒙古高原上的匈奴族形成了战略优势，使其分化为南、北两部，其中的南匈奴因为长期和汉族混居，很快被融入了中原汉族人民之中了，而北匈奴则一路向西迁徙，经过中亚草原和俄罗斯草原，战胜了当地众多其它民族后，来到了欧洲，后来被当地其他民族所融化。
黄金家族蒙古人同样是道地的黄种人，其族源和匈奴人有着很近的关系，其生活轨迹与匈奴一样大同小异。略有不同的是，蒙古人在黄金家族特别是那位雄才大略的铁木真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向西南深入中原腹地直至东南亚，向西征服了中亚、中东、西亚、东欧、中欧、东北非的部分地域，建立了名闻遐迩的蒙元帝国。一个插曲是，在黄金家族崛起前，同样是游牧民族并且与蒙古人语言相似的契丹族，曾经与汉族进行过几百年的南北对峙，并建立了著名的朝代——辽朝，在被女真族灭亡以后也同样踏上了西去的征程，以中亚巴拉沙滚为都建立了强大的西辽王朝，立国80多年后被西征的蒙古人所灭。
突厥民族和匈奴、蒙古的发展变迁如出一辙，他们和后者的纯游牧性质有一些区别，他们居住更为分散，一部分人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定居特征，还有一部分游牧人口则在冶炼特别是铁器制造方面具有领先优势。突厥曾经和中原历史上第二次盛世时代的隋唐帝国发生过长期的“悲欢离合”，在汉族强势的唐太宗时期，突厥人分为东、西两部（欧洲汉学家们倾向于分为西、北两部，如何划分其实只是技术问题），其中的东突厥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因为内乱不已而被其属下其它民族所威胁，其汗室及其主要居民只好向唐朝申请“避难”，后来这部分突厥人逐步在中国北方和汉族等民族融合了。
西突厥和唐朝延续了多年的战争，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突厥民族和汉族的交往史中，人民间的团结合作、互相帮助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并且在宗教信仰上也很接近，至少在公元8世纪以前突厥人和汉人都是佛教信徒。
西突厥西迁到中亚和今俄罗斯南部以后，依然主要和唐朝发生关系，他们当时一度定都于中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与伊塞克湖之间的托克马克市附近）。后来唐朝在灭亡了东突厥汗国以后，全力向西经营，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另外，当地原住民——高加索人种（即白人）商团和城邦制国家，以及欧洲各国和唐朝传统的贸易要求也是唐朝西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时，西突厥人受到当地原住民的影响以及汉族影响主要信奉佛教，不过在文化领域也深受从帕米尔方向北上的吐蕃（即藏族的祖先）所带来的藏传佛教的影响，并且逐步适应了中亚绿洲的定居生活方式，也深深喜欢上了这片土地。
突厥人离开蒙古高原的时候，在语言方面应该还是突厥语和汉语兼通的，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清楚地了解到，东突厥人颉利可汗在兵临唐朝首都长安城下时，曾经与唐太宗有过精彩而激烈的对话，两人无疑没有通过任何翻译，并且可以设想，因为唐皇室兴起于山西太原，而其周边一直是汉族和突厥族混居，因而唐太宗和颉利可汗应该都是用古代中国晋方言区的口音来进行强强对话的。
西突厥到达中亚和今俄罗斯南部以后，其语言、文化、经济、社会乃至人种、宗教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语言上，汉语作为和唐朝必然交往的工具，仍然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还是受到了当地希腊、印度、伊朗语言的影响；文化方面，由于从游牧民族逐步向定居转变，因而接受了一些当地的定居居民文化；在经济社会生活上，突厥人开始出现了分化，居于北方草原的部分，仍然坚持其游牧本性，逐步形成了黄金家族后来遇到的钦察突厥人，在中亚西北方向，则是被称为土库曼突厥人，也是游牧生活为主，主要活动与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以及伊朗共和国的北部一带，南方是比较习惯于城市生活的塞尔柱突厥人，他们活动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花剌子模（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等地）。还有部分突厥人更加向西，他们甚至到达了今天的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地，本来作为当地王朝的雇佣军，但后来取而代之，成为一直和伊儿汗国进行互相攻击的对象。
唐朝在太宗时代曾经是中亚或者说亚洲大陆的主人翁，但是他们遇到了强硬的对手，那就是兴起于公元六世纪的阿拉伯哈利发帝国，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用武力方式和伊斯兰教相结合的办法，消灭了曾经辉煌一时的波斯王国，并且成功让波斯人改变了几千年以来的袄火教信仰而皈依了伊斯兰教，钦察突厥人、塞尔柱突厥人等也逐步改信了伊斯兰教。其间，有两个重要的事件和事实，其一是唐朝军队由于主将高仙芝的失误，或者说由于其“盟军”葛骨碌部族的临阵脱逃，使得唐朝在和哈里发朝的坦罗斯会战中失败了，从而失去了太宗时代在中亚中部和西部的宗主国地位，进而失去了中亚东部的领土；其二是突厥人日益和当地的高加索人种民族进行了不断的融合而具有了一部分白人血统。
所以到铁木真西征到中亚的时候，这里的突厥人已经和当初迁出蒙古高原的突厥人有了显著的变化，除了语言上依然保持着原有突厥语以外，宗教信仰上基本是伊斯兰化了，人种上则和当地的高加索人种以及随着伊斯兰教而来的阿拉伯哈里发统治者的主体民族阿拉伯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融合。
黄金家族建立的伊儿汗国境内，统治阶级是蒙古人，而主要的人口构成还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其中波斯人占有绝对多数地位，生活在波斯人和穆斯林“汪洋大海”之中的旭烈兀及其后代的波斯化、伊斯兰化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了。
伊儿汗国所统治地域的文明程度、人口构成和战略地位，和其他汗国乃至蒙元帝国本土既有所不同，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波斯人的定居生活方式和高度文明如果被汗王们良好运用的话，应该对巩固统治时大有益处的，而汗国王们却始终不肯放弃的蒙古人游牧式和局限于征服战争的治理国家方式，使得这个汗国在军事实力江河日下以后，对小亚细亚等地完全失去了控制，从而催生出和黄金家族一样赫赫有名的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原因。
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蒙元帝国和其他几个汗国的国家治理。蒙元帝国基本采用了汉族的中央集权制管理模式，中国被分为十四个面积巨大的行省（不包括在中亚、朝鲜、越南、缅甸等地设立的行省），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所有行省的主要行政官都不是世袭产生，而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按照时下时髦的话来讲，这些行政官员都是“职业官员”，而蒙元帝国定位于中原以后的思想文化理念，主要表现为以汉族文化为主的“统一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
察合台汗国的主要居民是定居生活的突厥人，他们建设了至今都非常有名的诸如萨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等经济文化中心，也有比较完备的封建管理基础和行政管理制度，察合台的后裔们较早地接受了突厥文化，并且相对于伊儿汗国来说更加“心甘情愿”地伊斯兰化了，因而在中亚的统治尽管有权臣部族的把持，但总的说来还算比较长久和稳定。
钦察汗国境内居民明显地分为三个层面，一部分是以斯拉夫人为主的、自治形式的若干大小公国，当然主要信奉东正教；另一部分是位于汗国边缘注入黑海沿岸等地的希腊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的商业城邦式实体；还有就是以游牧生活方式为主的钦察突厥人和土库曼突厥人等，这个汗国的情势要求统治者必须根据差异巨大的民族属性、生活方式和宗教特点进行兼容并蓄的治理，但遗憾的是术赤的后人表现出来似乎只痴迷于对财富的贪婪。
而伊儿汗国国内的语言比较复杂，在早期黄金家族统治者和当地一批上层人物，毫无例外地以讲蒙古语为荣，但在合赞汗开始推进伊斯兰化以后，整个国民包括蒙古人的宗教语言自然要使用阿拉伯语，而汗廷工作语言和汗国国内通用语则基本上是波斯语，正如我们分析过蒙元帝国的语言文化一样，伊儿汗国的统治者最后失去了语言认同，必然失去文化和文明认同，或者说自己把自己推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作为以定居居民为主的国家，伊儿汗国既没有效仿蒙元朝廷在帝国本土采用的先进的行省制度，也没有采用定居居民也较多的察合台汗国的内政管理制度，而是莫名其妙地实施了一种很类似于钦察汗国的方式，即在汗廷层面模仿了一些帝国朝廷的体制，而在中下层则满足于各地诸侯在表示效忠后独立存在，而汗王居然时不时地以劫掠自己属国的居民为荣！
可是，钦察汗国的居民和领土构成完全不同于伊儿汗国，前者主要是游牧民族为主，并且占据了领土的大部分，而伊儿汗国似乎只满足于对波斯的直接统治，对诸如阿富汗西部、北部、里海南部以及小亚细亚的东部主要是相对独立的各个民族政治实体都允许以相对独立的方式而存在。
伊儿汗国的这种管理模式的形成固然有蒙古人居于极其少数地位所决定，但也和黄金家族占据这块地域后，基于本民族严重缺乏定居居民管理经验有很大关系。这种松散式的管理，在蒙古人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会把所有矛盾都掩饰了，而一旦汗国的军事实力和统治能力下降，必然会产生首尾难以相顾的现实问题，甚至会给汗国带来灭顶之灾。
奥斯曼帝国的皇室（苏丹）本来是伊儿汗国治下的土库曼突厥人的一支部族，他们在历史赋予的领袖人物率领下，在伊儿汗国统治的缝隙中顽强生存和成长，并逐步从中亚迁徙到了小亚细亚半岛。在那里，他们和拜占庭基督教徒以及当地的希腊商业居民发生了“文明碰撞”，迅速使自己的文化、文明和经济实力有了显著的提升，与此同时，伊儿汗国则由于汗室权威的日益衰败以及长期处于多面敌手夹击的困难而越发无力顾及西部属地，于是奥斯曼帝国的创立者奥斯曼一世趁机在小亚细亚发展起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伊儿汗国对初期弱小的奥斯曼帝国并未放在眼里，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突厥人政治实体会在汗国的眼皮底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里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兴起的时候，正在伊儿汗国在完者都汗统治期间、汗国逐步走向衰亡的过程中，将目光更多朝向了传统的敌人——东边“邻居”察合台汗国，北方“强敌”钦察汗国和西南方向的埃及算端国，这时汗国游牧式统治的弊端就充分暴露出来了，比如横亘在初期奥斯曼帝国和伊儿汗国之间的是几个塞尔柱突厥人小藩属国，汗王们迫于内政外交的巨大压力，长期满足于这些“卫星国”的称臣纳贡，而对其以西奥斯曼的崛起多少有些充耳不闻的感觉，或者说那些卫星国由于奥斯曼的威势和共同的突厥族源，而未必将真实的情况及时报告他们的宗主国伊儿汗国。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奥斯曼一世的聪明使然。他带领的这支突厥人是突厥系统中最靠西的部分，也必然是和欧洲人和基督教最接近的人群了，因而在几个世纪的交往中，奥斯曼突厥人更多地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欧化了，除了正式场合的衣着还保留传统的突厥民族特点外，饮食习惯、文化教育都已经和欧洲人差异不大了。在宗教领域，他们作为穆斯林，更多地展现出世俗化的特征，即在坚持基本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同时，对共同生活的欧洲人所带有的基督教文化也有很高的包容性和共存性特点。
不过，奥斯曼帝国在萌芽时代还是比较忌惮伊儿汗国的，他们的扩张一直在悄悄进行中，并且主要扩张方向集中在小亚细亚半岛，那时当地的城市居民及财富的创造者基本上主要是欧洲人。奥斯曼突厥人深信，创建世界性帝国必须先征服近邻的欧洲人，然后越过黑海占据巴尔干半岛才会取得实质性的成功。
但是长期和伊儿汗国保持着联盟关系的欧洲基督教徒，还是把奥斯曼一世扩张的情况告诉了汗国，为了表示共同遏制奥斯曼一世崛起的愿望，拜占庭皇帝甚至把自己的亲妹妹都许配给了完者都汗，于是后者派出了一支蒙古军队，在小亚细亚中部地区和奥斯曼的军队进行过一次短兵相接，但战役的结果是以奥斯曼帝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情况似乎又回到从前，就像具有充分默契似的，伊儿汗国依然对其他三个方向保持着足够的警惕，而对西方的变化好像漠不关心，一些都如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奥斯曼帝国继续对它的西方保持着充分的压力，并且更多地对它的东方“后院”愈加放心了，它在拜占庭、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等地一直采取着攻势，并不断积蓄着力量。
黄金家族后裔们就像一批辛勤耕耘的农夫一样在“帮助”着别人——在钦察的旧地上，帮助本来四分五裂的俄罗斯人催醒了民族自决意识，并且学到了蒙古人扩张与征服的手段，也极大地开阔了视野；察合台汗国孕育了帖木儿帝国的诞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为其做好了充分准备，并间接促成了帖木儿的后人在印度建立了立朝三个世纪之久的蒙兀儿帝国；伊儿汗国则用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催化”了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作为曾经不可一世的征服者，黄金家族以一种“雷锋”式的做法，客观上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帮助别的民族建立了强盛的国家，而自己最后不是被所征服的人民所融化，就是像北元一样只好退回到他们祖先生活过的蒙古高原，他们曾经占有的无法计量的财富也烟消云散了，留给今天人们的只有无尽的慨叹和遐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