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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大汉后宫的人彘和嬖臣 (2)


插入宋玉,旨在说明司马相如所作的《美人赋》与前者如出一辙。在《美人赋》中,美女不仅是登墙而窥了,而是赤裸裸的性诱惑——

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鉔薰香,黼帐低垂。裀襦重陈,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

不仅露出了内衣和身体,还上前亲吻撩拨,在此情形下,激情是一触即发的。但司马相如的选择是:“气服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就是不为所动,且丢下这个诱人的美女,与之长辞了。

作为反对儒家教条和道德说辞的两篇文章,宋玉和司马相如都显得正气凛然。他们不是无视美女的存在,而是强调自己真正的情操。在他们看来,儒家的可笑之处是嘴上说的那一套,经不起任何考验,在诱惑面前,他们立刻弃甲投降。

不过,这两篇文章毕竟是政论性质的檄文。文章之下,二人的情欲还是真切的,甚至是可以触摸的。因为在描述中,我们分明已经窥见了宋玉和司马相如强烈的性意识,他们起码是正视人的性欲的。这些对女人的性感描述在后世成为正视情欲的典范作品。

由上所知,宫廷的淫乱和知识分子对性爱的正视,都是对儒家学说和《礼记》规范的反动。王朝国家对待性问题,在上层,一直都是言行不一的分裂状况;在民间,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性自由。这些自然和自由的性观念,和《诗经》时代一样,仍然保留在民间歌谣之中,在汉代乐府诗集中可谓俯仰皆是。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其实是一首汉代时期关于女人装饰的诗歌,高髻、大眉和广袖。这是汉代美女的标准打扮。在《陌上桑》中,还对一位叫罗敷的劳动妇女的装饰有更为详细的铺陈描述,她的美不仅使少年驻足,而且使“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后来来了一位使君,他调戏并利诱罗敷,后者通过对自己丈夫的虚构和想象拒绝了对方的企图。

在《古诗十九首》中,描述妇女的篇章很多。有“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性苦闷,这些怨妇们总是“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经常性失眠和叹息。在平时的劳动中,她们“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诗人们是用“闺怨”来记录这些民间女人情爱上的追求。

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源自汉代乐府。这个故事除了控诉等级制对男女情爱的迫害,主要还是表达劳动者对性爱自由的追求。织女因为森严的宫廷制度,过着没有性爱的僧侣生活;牛郎因为贫穷,被剥夺了性爱的权利。他们的结合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然力量的驱使。

儒家的规范和制度,终于在《孔雀东南飞》中酿成了悲剧。男女主人公被人为分离,先后自杀。不过,它的结局是魔幻主义式的光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这种魔幻主义加浪漫主义,在后来的《梁祝》故事中被再次重复,梁山伯和祝英台的魂灵化为翩翩蝴蝶而比翼双飞。

可以这么说,在汉代乐府中,在民间,性爱的美好并没有因为儒家学说和《礼记》规范而凋零,民众除了遵守,也有激烈的控诉和反抗,有时甚至是血腥的。此外,也正是远在庙堂之外,性意识仍然可以说是鲜活的,是直接和自然的,一如村野之夫和使君对罗敷体现出来的欲望。也许正是民间的这种力量,才保证了人口的大面积繁衍和社会生产的进步,从而保证了汉代的强盛。

女权主义者的极权主义著作——《女诫》

《孔雀东南飞》女主人公刘兰芝的悲剧,在于她始终得不到婆婆的喜欢。婆媳矛盾是这首叙事诗最主要的矛盾。婆媳关系也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施行几千年来最大的伦理问题之一。在中国,婆媳之间具有某种“先天性”的敌意。“娶了媳妇忘了娘”,这往往是母亲对儿子的哭诉和指责,其委屈哀怨,让人容易产生错觉,和“娶了姨太太就忘了原配的好”有点情感上的共鸣。

“多年媳妇熬成婆”,婆与媳,往往也在同一个女人身上完成角色置换。也就是说,一个女人最初是受婆婆欺负的媳妇,等她到了婆婆的年纪,也给自己的媳妇受气。因有前例,她觉得让媳妇受气是一种传统,是天经地义的。换言之,她年轻时候之所以能够坚忍来自婆婆的虐压,就是因为她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未来,在未来,她不再是个受虐的媳妇,而是个施虐的婆婆,受虐和施虐成为了合情合理的“传统”——这就是动力。刘兰芝的悲剧在于她有点“糊涂”和“近视”,没看到自己的“光明前途”罢了。

这一“婆媳关系”还表现在政治层面,原先的下属受尽长官的欺压,等他升任后,也变本加厉地对待自己的下属;昏君使民不聊生,造反者上台后更加昏庸残暴……

既然存在个变本加厉的问题,就说明,越到历史后期,媳妇的日子越难熬。这种恶性循环和宿命轮回,让中国古代妇女和专制制度变得越来越恶毒、阴翳,完全没有了《诗经》中描述“静女其姝”之美了,完全抹黑了儒家最初的政治蓝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近似变态的“婆媳制度”呢?

确实与《礼记》的规定有关。在前面说过,女人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随便出门,只能待在家里,上事公婆,下抚幼稚,此外就是打扫庭院,缝缝补补,谓之“女红”。这样一来,女人当然是“头发长见识短”了,她们斗胆对于丈夫的事儿提出点个人看法,当然是“妇人之见”很不足道了。她们安分守己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本职工作即可,具体是:女仆服从妾,妾服从偏房,偏房服从正房,而她们所有的人又必须服从家中的老太太,而包括老太太在内的所有人,都要服从这个家庭的男主人。这种形态和男人世界的政治等级制形成了呼应,成了无数个家庭内部的由女人组织的“君君臣臣”。男人世界有政治斗争,女人世界当然也有类似的斗争。于是既有忠贞,也有阴谋、谣言、诋毁、暗器和革命。《红楼梦》中王熙凤作为“女强人”,其“强”的地方也仅限于贾母和王夫人之下的跋扈。

男人世界的蒙昧,使缺乏教育的女人更加蒙昧。教育确实是改变蒙昧的最佳方式。班昭是第一个提出女人应该接受教育的人。她本人就是女性,而且是个知识女性,是编撰《汉书》的史学家班固的妹妹,后来班固没有写完《汉书》就去世了,皇帝就叫他的这个妹妹继续写,而且还任命她为皇后的宫廷老师。

班昭的倡议应该跟这些事有关,既然皇帝能为皇后请自己当老师,为什么不让全天下的女人都接受教育呢?这一性别觉醒非常珍贵。如果皇帝听从了她的建议,后世的婆媳之争恐怕不会愈演愈烈,《玩偶之家》中的“娜娜”也早已离家出走。可惜在整整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只有贵族妇女才能认几个字,目的也仅仅是提高自己侍奉丈夫的才能。个别艺妓和名媛也曾被允许接受一点初级教育,目的是通过琴棋书画更好地刺激男人们的情欲。

按照现在的女权主义观点来看,如果班昭不写《女诫》,就可以算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女人了,她集学识、智慧、美貌、学术成就和进步思想于一身。

不过,她写了《女诫》,也让后世男权者觉得她是完美女人,因为在这本书里,她文笔优美、思维缜密地规劝世上的女人:在男人面前要具备卑弱、敬慎、贞静、屈从和叔妹等等“女德”。她不仅被中国男人所欢迎,也深得朝鲜、日本等国家的男人爱戴。

《女诫》成了一本妇女必读书,无论她识字不识字,耳闻目睹、口口相传也能默记在心。后来,她的规劝细则,变成了女人的“天性”。近年发现的《女书》,是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妇女之间流行、传承的一种神秘文字。除了极少数老年妇女,已无人能够阅读,而即便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也无法道出其意义。关于《女书》的起源,众说纷纭,不一一列举。其功用在笔者的臆测中,可能是女人之间的秘语,通过她们独有的文字,传输女人对女人的关爱,更可能是在被剥夺汉字教育权利之后(汉字成为了“男书”),女人们对班昭《女诫》的另一种自创性书写。

班昭个人的私生活,据说是很不幸的。她十四岁就嫁给一个姓曹的,不久之后,她的丈夫就死了。她从此再没嫁人,通过写作来打发时光。那些西汉帝王将相的陈年往事让她彻底忘掉了自我,很好地压制了自己的情欲。《礼记》对男女的要求成了她寡居生活的精神支柱。她活的时间也很长,她为自己在这么漫长的日子里不需要男人感到骄傲,这对她来说,可能才是一辈子最大的成就,所以她很乐于将自己的经验教给后世的怨女和寡妇,于是写下了《女诫》。后来人们发现,她当初的“女权意识”对她的光辉形象也不构成威胁,她倡议让妇女接受教育,就是让她们认字,然后再叫她们潜心读圣贤之书,读《礼记》,顺便也把她的《女诫》好好读一读,然后更好地为男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