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况
张百熙（1847年─1907年），字埜秋，又作冶秋，号潜斋，谥号文达，湖南长沙人。清末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侍讲，任山东、四川等地乡试考官，并先后任山东、广东学政。他早在1897-1900年担任广东学政时，“有忧天下之志，亟亟以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倡设《岭南学报》，杜闱姓之弊，支持兴办时敏学堂，必革学堂课程，办理学务卓有成效，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戊戌变法中，张百熙因举荐康有为获罪，被革职留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补礼部右侍郎，后擢督察院左都御史。该年，中国惨遭“八国联军”入侵，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特别是加强了“富强之基”端在教育的观念。1901年初，他给还在西狩之中的慈禧太后呈上一份奏折，“力论旧政如何腐败，新政如何切用”，并举欧西各国治乱强弱之故言之。这篇改革的计划书因其言语“剑拔弩张”未能获得慈禧的批准，但张百熙切实中肯的计划和良好的声誉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2年到1905年，被任命为管学大臣，主持清中央教育改革。此间，重新修建了京师大学堂，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性质的中央高等学府。他还创建了北师大，并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由国家颁布实行的系统学制“壬寅学制”，参与制定“癸卯学制”，并最终促成在中国存在多年的科举制废除。
精忠报国
张百熙少年时代就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抢占土地、掠夺资源和奴役我国人民的种种罪行。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委曲求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早就立下读书报国的远大理想。1877年，张百熙30岁时中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踏上仕途。
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之年。为筹办生日庆典，不顾内忧外患，竟然大兴土木，积极筹备生日。1888年，她曾下令挪用海军军费重建位于京西北的清漪园，并改名为颐和园。慈禧太后骄奢淫逸的行为引起举国上下的强烈不满。但是，大家都知道西太后向来刚愎自用，凶残毒辣，弄不好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满朝文武噤于寒蝉，没人敢进一言。
1894年10月慈禧太后为办寿庆大典，拟从紫禁城到西北郊的颐和园绵延约二十余公里的大路上，沿途搭彩棚、扎彩亭、种花、奏乐、演戏，营造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和万民为她贺寿的欢腾场面。张百熙有感于国家贫弱，人民饥寒，斗胆上奏光绪皇帝：“臣恭读八月上谕，钦奉懿旨，本年十月庆寿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不以点缀景物为娱。”这个奏疏正中光绪帝下怀。光绪早有此心，却无此胆，因此朱笔一挥，表示赞同。这下子可惹恼了慈禧太后，她咬牙切齿地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令其终身不欢。”
1900年，张百熙被派赴英国任头等专使大臣。到英国以后，他急于搞清楚这个弹丸小国为什么能够船坚炮利，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头等经济大国？他悉心考察了英国的工业、农业、科技、教育等诸方面的情况，深感中国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差距太大，如果想赶上这些国家，必须从根本做起。他认为这个根本就是重视科学技术和重视人才的培养。一个改变中国愚昧落后状况的计划在他心中确立，并逐渐清晰。
1901年，张百熙回国复命，先后任工部、刑部和吏部尚书。当时正值光绪帝有“做育人才，端正修明学术”的上谕，同年底，年富力强且见多识广的张百熙又被任命为管学大臣。不久，他将酝酿已久的振兴教育的规划——《学堂章程折》进呈朝廷。这一奏折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和《蒙学堂章程》，这是中国新式学制的开端。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历经“戊戌政变”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几近瘫痪。为重建京师大学堂，张百熙一面参照国外经验，完善学校规章制度，一-面不遗余力为学校延揽优秀人才充任教师。他提出“应破除积习，不拘成例用人”，要选用“才具优长，通达时务”、“明练安详，学有根底”的人为大学堂教师。他认为大学堂总教习“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选”。他考察了当时国内各类人才，举荐桐城派领袖，著名散文学家吴汝纶，认为吴“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但是，吴汝纶以学浅年迈坚持不就。张百熙见难以用语言说服，情急之中竟不顾自己是朝廷重臣，身穿大礼服长跪不起，恳求道：“我为全国求师，当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他的真诚举动，使吴汝纶老先生甚为感动，多日准备的谢绝词立即变为慨然允诺。张百熙这种锐意兴学、选用人才之举，使全国上下大为钦佩。当时著名学者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严复、孙詒让、蔡元培等均被聘用，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的先驱，张百熙被誉为中国“大学之父”。
1903年，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欲在我国领土上进行战争，而清政府不仅不加干涉，竟要宣布中立，甚至准备订立中俄密约，接受俄国的无理条款。消息传到京师大学堂，师生群情激愤，立即鸣钟集合，要求政府“力拒俄约，保全大局，展布新政，以图自强”。
1904年2月，日、俄在我国辽东半岛旅顺爆发战争，腐败的清政府果然宣布中立，任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师范馆学生丁作霖对日、俄两国的强盗行径义愤填鹰，化名丁开山创立“抗俄铁血会”，并散发“檄文”，欲集合“爱国英雄，热心壮士，除海内外将牟及学生而外，又有直、奉、吉、黑四省绿林领袖”一同奋力抗俄。
清政府对大学堂学生的爱国运动十分震惊，认为这是与朝廷分庭抗礼，是大逆不道。慈禧太后勃然大怒，传话给管学大臣张百熙，要他对学生严加管束。政务处也认为学生上书言国事是“风气浮嚣”，“当设法禁止，以免蹈各国民权之弊”。大学堂执行朝廷旨意更具体，规定凡参与拒俄运动诸学生及各斋长、班长均要减去当月月考成绩20分；并对学生的来往信件严加盘查，凡有各国及各报馆字样的信件一律查阅，无关系的信件方准送交学生。学生掀起的拒俄运动，使清政府看到知识界的青年对政府已构成威胁。
张百熙对学生拒俄运动的态度与清政府截然不同。他在学生上书管学大臣的信函中批示道：“该生等忠愤迫切，自与虚骄嚣张，妄思干预者有别。至于指陈利害，洞若观火，具征觇国之识，迥非无病之呻。本大臣视诸生如子弟；方爱惜之不暇，何忍阻遏生气，责为罪言！”肯定了学生上书是爱国行为，并赞扬学生对时势的分析透彻而正确。他还批示道：“嗣后诸生研究国闻，确有见地，可随时著为论说，呈候本大臣批答，籍可考见学识，示以准绳，不必聚论纷绣，授人指滴！”张百熙根本没有理睬西太后“严加管束”的旨意，也没有召集全体学生就拒俄运动训话，只是将师范、仕学两班长找到监督室谈话，重申了他书面批示的意思。他劝告学生要继续关心国事，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授人以柄，语重心长，关怀备至，对学生爱护有加，使学生深受感动。
由于张百熙对进步学生的保护，使他们都顺利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其中部分人还出国继续深造，有的成为政治家，有的成为学问家。可以说，张百熙是中国学生爱国运动的第一位保护者。
教育改革
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由孙家鼐筹办。孙家鼐重视经学，始终坚持“中国以礼教为建邦之本，纲常名义，万古常新”。戊戌政变后，慈禧诏复八股，孙家鼐遂以时义性理论录士，结果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时，科学课程竟一门未开，仅在堂内设了诗书易理四堂、春秋二堂，“竟竟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办事懒散，漫不经心，仅有其名而无其实。1900年的夏天，义和团进入北京，慈禧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此后，京师大学堂又惨遭侵略军的破坏，房屋、图书和仪器等大部也被毁。至张百熙接手，京师大学堂已是“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者至轻之”。
张百熙就任管学大臣后就着手进行京师大学堂的整改工作。他首先辞退了惫懒办学、毫无成就的原京师大学堂外国总教习，任命大学者吴汝纶担当大学堂总教习大任，并破格录用中西兼通、为时人推崇的严复担任译书局总办之职。
在制定京师大学堂规划时张百熙颇费心思。在他看来，“壬寅大学堂”建立虽以“收急效而少弃材”为目的，在制定规划时仍应坚持立足现实。鉴于当时各省开办的学堂尚无几处，大中小学还不配套，一时没有与大学相衔接的高级中学毕业生，他提出：京师大学堂暂不设大学本科，先立一高等学校作为大学预备科，预备科分为两科“一曰政科，二曰艺科”。三年后预备科毕业生与各省学堂毕业生一齐由大学堂考取，合格者再习专门分科。除预备科外，京师大学堂还拟设立速成科，分为仕学馆和师范馆，两馆学生皆是三年毕业，课程以教授普通西学知识，讲解各国史地、政治史，修习外国语言文字和教学法为主。
从京师大学堂科目的设置来看，政、艺两科已有文理分科的性质。其下所设政治、法律、通商，及生光电化等各目相当于今天大学各系的设置，所以又具有大学专科的形式和内容。各省学堂的学生要通过考试才能进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学习，所学所考课程皆以大学堂为准，可见京师大学堂为各省高等学堂的典范。
1902年12月，在张百熙的主持下速成科的仕学馆、师范馆首先开办。此后，随教育改革需求的增大，京师大学堂除师范馆、仕学馆外还附设中小学，又拥有了医学馆、译学馆、进士馆（后仕学馆归入），继而开办了预备科，京师大学堂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完善和发展对各省学堂的兴办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求学有望，“自此五方秀士，鳞集横墅”，兴学局面为之打开。
张百熙在建设和管理“壬寅大学堂”的过程中体现出较为先进的教育和管理思想，其中有不少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借鉴的。
1、“取与用出于一”的教育原则。
1901年10月，张百熙在《变通翰林院规制》中就曾指出，“一省之士，多者万余，拔其尤者为举人；会试之士，一省数百，拔其尤者为贡士；贡士之中数十人，拔其尤者为翰林。择之可谓精矣。”但是，选拔出来的人才不通时务，是“取非其道也”；他认为科举选拔人才，是“不得已而用之”。要想克服弊病，“莫如使取与用出于一”，让已被录取的举人、进士、翰林等都“各视性之所近分研实学以备时用”。所谓“实学”即经世之学，不外有两种：一种是政，一种是艺。本着“取与用出于一”的教育原则，他“以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事隶政科；以生光电化农工医算等事隶艺科”。从预备科的课程设置来看，已逐步摆脱了原京师大学堂的腐朽八股的气息，经世之学和科学被放在了重要位置。在他的影响下，大学堂内有关新学的、富强的书籍最为通行，也最受欢迎。
2、让学者办学，倡提优良学风。
张百熙少年就读于城南书院，习诗甚勤，有“淹雅工词章”之名。他不愿京师大学堂成为一所培养官吏的衙门，而是希望建成真正可立于世界之林的高等学府，因此上至总教习、总办，下至一般教师、办事人员无一不是学有专长。继吴汝纶之后，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是当时在国内颇有影响的“阳湖派”（桐城派的一个流派）的古文家张鹤龄（筱浦）。大学堂的其他教职员大都是海内知名人士或学贯中西的游学考察之士，职员均为积学之士，时人称张百熙“网罗一时名流殆尽”。
1902年9月，张百熙聘请了两位日本著名学者，二人在任职期间“热心教育，合馆学生无不颂扬之”。学者办学使得京师大学堂内形成了良好的治学风气，一时间学生争相奋进。在这些名教授熏陶之下，京师大学堂的许多学生后来都学有所成。
3、京师大学堂的教职员采用聘用制，以保证人尽其用。
京师大学堂除仕学、师范、医学等馆外还设编书局、译书处，俨然大部，而各教职员皆自延聘而来，聘用教职员以能力视之，这在京中视同“特异”。张百熙规定“各教习如有教课不勤，及任意紊乱课程上之规约等事，无论中外教习、年满与否，管学大臣均有辞退之权”；“自副总教习以下，教课勤惰，均由正总教习按照章程严密稽察，年终出具考语，报明管学大臣查核，自总教习以下，皆受考成于管学大臣”；办事人员“自总办以下，皆受考成于管学大臣”。他尤其重视外国教习的选取，特别在合同中加入“学问之与宗教不相蒙，西教习不得在学堂中传习教规”一条。此外，学生也有权评判教习，决定其任免。凡教习有讲义错误及非理不公之事，学生可以向本科教习提出意见，如果本科教习不自承认，还可陈白于总教习，甚至“总教习有不合之事，学生亦得规正”。这种聘用制的形式在相当大程度上保证了教学质量和有效管理。
在复建京师大学堂的同时，由张百熙主持，以张鹤龄、沈小沂二人为主力，包括京师大学堂教职员，组成了一个实力强大制订新学制的起草班子。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上奏《钦定学堂章程》，共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和《蒙学堂章程》等六件。《钦定学堂章程》得到朝廷谕允，并命颁行全国，分高等、中等、初等教育三级。该年岁在壬寅，又称“壬寅学制”。
“壬寅学制”学程全长20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全面性质的从蒙学到大学层深递进的近代化教育体制。虽然学堂门类设置还不完善，却已颇具规模。它除设定初、中、高三级教育体制外，还在中、高级教育中插入了实业和师范教育，与已有的学制相比这个学制要充实、完整得多。张百熙在这个学制中集中表达了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具有较大的进步性。
主要内容：
1、大力革兴教学内容，学堂内兼习中学和西学。
“壬寅学制”规定，自小学堂始除了修身、读经等中学之外还要学习算学、图画、初级物理和体操。在高等小学堂，中学课程和西课程几乎并重。高等小学第一学年，在一周60个课时当中，中学占35个课时，西学占25个课时，到第三学年西学功课进一步加强，达到31个课时，超过中学。“壬寅学制”还注重教学课程与实际需求的衔接，特别提出，高等小学堂根据地方情形不同，可以加外国文除去古文词，也可以学习工商业而除去图画。
2、创建师范教育，加快教育改革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