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30日的晚上，一纸密令送进了位于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办公室。密令毋庸置疑来自蒋介石，此时的他正在为将来的事宜全力部署。
第二天，12月1号，年轻的水手范元健参与执行了一项神秘的任务。范元健在海关缉私船上工作，晚上12点就开船了，他们就沿黄浦江一直下去，靠到中国银行的码头边了。范元健工作的“海星”号是一艘美国巡防舰改装的缉私艇，吨位大约是700吨。停靠在码头边后，他发现，很多木箱被抬到了船上。里面的工人就两个人扛一箱——都是木箱，扁扁的，很重，一箱一箱从银行里运到我们船上。运上来他们才晓得这是金子，因为箱子的颜色是装金子的，而且从银行里面运出来。
范元健没有猜错，运送上船的，正是在蒋介石指挥下紧急南迁的黄金。尽管战火尚未蔓延至上海，但及时将黄金转移到与大陆隔着海峡的台湾岛上，却是蒋介石极为重视的事情。
两天后，“海星”号载着大约200万两黄金抵达了台湾的基隆港2号码头，几部大卡车早在岸边等候多时，货物一到，即刻搬卸。
这只是被运走的黄金中很小的一部分。此后的时间里，蒋介石一直在加紧将黄金往台湾运送，大陆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台湾。而在运送黄金的同时，热衷文化道统的蒋介石也将目光转向了南京总统府几里之外的朝天宫，那里存放着50万件从各地辗转而来的故宫文物。
这五十万件文物每件都是价值连城，可是这可是五十万件，不是一下子就能运出去的，但是蒋介石不想留给共产党，就秘密派人分批次把这些文物藏进了深山。
狈的由来（十二）
1949年国民党全面溃败，眼看着共产党就要统一全国了，蒋介石不得不布置最后一颗棋子。
狈组织部分成员和军统的部分成员被秘密留在了重庆，来侦查大陆及****的情报工作，为以后返攻大陆做内应，狈组织对以后的成败可以说起决定性作用。蒋介石害怕这个组织投共泄密，临走时命令他的随行军医秦予飞给这些核心人员注射了在43年变异成功的朊病毒，并通过秘密渠道定期给他们送控制病毒的药物，已达到远程控制的目的。
此时蒋介石后悔当初没有听小道长“胜不离川，败不离台”的话，如果当初自己北伐胜利之后，就定都四川而不是南京，也许局面就不会是这样了。现在失败了，也只能退居台湾了。
1949年8月29日，蒋介石重庆的住所附近有枪声，他急忙于第二天逃到成都。12月20日，蒋介石的住所—中央军官学校附近出现“可疑人物”，于是他在恐慌中带领自己的的亲信登机升空欲从广东逃往台湾。
这时，广州已经解放，解放军15兵团接管了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都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问：“是谁的飞机呀？”成都方面说：“是蒋介石的，下午2时从成都起飞，大约3时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湾。”
广州机场得到这个情报，立即报到洪学智那里（时任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广州机场我军接管负责人的意见，一是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二是干脆打下来。
洪学智把他们找来，问他们把握性如何。他们说：“机场现在有战斗机，而且有好飞行员。飞行员中有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空军中的‘四大金刚’之一，飞行技术很好。他说不成问题，积极要求执行这次特殊任务，争取立功。如果拦截不成，我们就用高射机关炮将它打下来。”
于是，洪学智到了叶剑英（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住的小楼。
叶剑英听完报告后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是大事。”洪学智说：“有点像西安事变。”叶剑英说：“倒是应该让他下来看看。”洪学智说：“那就这样办吧。”叶剑英说：“那得请示中央。这样，你把此事报告中央。我们意见是用战斗机迫降，或者打下来。”
可是中央的指示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眼看飞机要飞过来了，机场不断打电话催问。洪学智就找叶剑英商量。
叶剑英问：“北京有回音了吗？”“没有呀。”“没有，就不能干！”“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那样也不能干。”“让头号战犯跑掉，太可惜。”“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反正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我们只是拦截下来，不伤害他。”叶剑英还是摇头说：“这也不能干。”
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叶剑英司令员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我军只好放弃了打蒋座机的方案。
可以说他的这次逃走是侥幸，也可以说是****为了顾全大局，故意放他一马。
也是这次****对蒋的放行，无意间为以后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前提，试想如果当时用导弹攻击他的飞机，最终就像**一样最终机毁人亡，那么随身携带的行李啥的也许都会损坏，如果是这样，狈这个组织也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