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混裁缝圈，可以带刀走江湖
工作室招裁缝，来了位鸭舌帽大叔，面试做一件衬衣，临走时问了他家里情况，留下话过两天等通知。他出门五分钟后返回：那个，老板，刚才你问我老婆是做啥子的，我说她走了，不是跟别人跑了喔，是走了，就是死了哈。说完咬嘴唇转身离开，留我一人杵在原地。几秒钟后回过神来，心想就是他了。
第二天大叔主动打来电话：老板，你考虑好要我没有呢？要的话，我得先跟你说，年前不行了哈，我马上要去女儿家帮她带孩子，过完年三月份才来哦。
好吧，我说大叔你一定要来哈，我等得起。我知他一定会来，是经验和直觉让我有这样的确定。我认识好多好裁缝，他们都有属于这一行的特殊的气息，这位鸭舌帽大叔就拥有这气息。
做衣服、鞋子以来，每天在成堆的面料和图纸里翻腾，身边围绕的都是这些简单、认真又执拗的人。
皮鞋作坊刘师傅送货来了，熊抱一摞没过头顶的鞋盒子，鞋盒子后面那颗脑袋从旁边伸出来，四六分的黑头发掉下一缕遮住一只眼睛，一咧嘴，一颗白得不真实的假牙突兀出来。他也叫我老板，声音大得能把天花板上的灰尘抖落：哎，老板，这次的皮孩莫话说，好得很。
我一双双检查，抽出其中一双：这双鞋帮不一样高，上次就退你了，怎么又来？他笑得尴尬：哈啊，你眼睛尖，退！这位打过无数次交道的皮鞋匠，即便耍点小聪明，也还是真诚的。
第一次找刘师傅做鞋子，我抱着女儿小练进他作坊，他就在堆满鞋楦的小屋子里翻腾，一边招呼我一边按住头顶架子上就要掉下来的皮料。他一开口小练就哭了，她从没见过这般说话像吵架的人。——用音量高低来表达对一个人的热情，这原始而直接的方式，是粗俗的人情味儿。
做皮包的花哥是生意人也是手艺人，有手艺人对自己专业的坚持和骄傲。冬天开始的时候找他做两款皮包，图纸拿过去，好说歹说他也不做，理由是：老板你也给我搞个难度高点的嘛，太莫得挑战了。
有一回约了花哥去皮料市场找材料，一上车他就鼾声如雷，下车看到好皮料却两眼放光。回来路上和他聊天，问他赚了钱最想做什么，他回答得干脆：当然是买房子，然后租出去。我问再然后呢？他愣了一下：哦，钱多了又买房子租出去……
花哥总那么用力地活着，他这两年真买了两套房子，真租了出去，他自己一家却租住在更便宜的房子里。每天他坐在作坊工作台前缝皮料，总是嘴巴咬得歪向一边，眼睛鼓起来，眉头收紧，他那个投入生活的样子总给我一个错觉——好像随时都在默念：日子过完一天就真的不会回来了。其实他没有想吧，连想这些的时间都不舍得吧。
做衣服第二年，我们自己的工人做不过来了，找一家小厂合作。厂长穿西装打领带提个公文包来工作室谈生意，一进门就递上名片，一听我们的量转身就走（那时我们一款衣服差不多做五十件，这家厂最低要求是单件上五百），我弟弟追到门口递给他一个纸袋子，里面装了一瓶白酒和我的一本书。
第二天厂长主动回话说，专门安排两名工人为我们做。一来二去大家混熟了，我问他当初怎么又愿意了，他说，我看到你写的那本书。呀，我说你看了吗？他说没看，就是看到了，看到了你是个写书的嘛。他在生意里精于算计，却对写书人有最简单的相信。
工作室的服装制版师也是因为面试时见我一屋子的书才留下来的，“读书人总不至于拖欠工资”，他说他当初这么想。
服装制版是个技术活儿，师傅做了十几年的车工和裁缝才升级成版师，他显然看不起我这个整天画图的设计师（等于是光说不练），每次给他一个款就指手画脚，这儿不行那儿不对。有一天把我惹火了，拿起剪刀三下两下剪出了冬天那款肩部有折子的小花裙——他之前一直抱怨那个折子没法实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拿着这堆剪好的布坐在缝纫车前。我说，你，过来，我做给你看。
小花裙做出来了，版师一把抓过拿在手里，翻过去翻过来，嘟囔着：嗯哦，要得，把肩膀再挑起来点……
衣厂的厂长来取布料和样衣，和版师因为一个细节上的沟通吵了起来，声音盖过版房内机器的嘶鸣，车工们吓得大气不敢出，我从里屋走出来，一跺脚一拍桌：给老子闭嘴！
那气沉丹田后发出的声音，不但把他们震住，把我自己也惊着了。我身上那点文艺女青年的小清新小情调瞬间灰飞烟灭，生活的粗粝的质感，就这么显现出来。
从此我混裁缝圈，可以带刀走江湖。
对一切靠手艺生活的人充满敬意
整整一个月，工作室弥漫着木头的香味。是木头本身的香味，不是某一种特殊木料的特殊香味，这香味干冽清爽又直接，通过满地的木屑和刨花散布出来，塞满了整栋小楼。
工作室搬了新地方，一楼要做成公共空间，看了好多家具卖场都找不到想象中的样子，于是画了图请来木工，整个一楼就成了临时的工房。
坐在二楼办公室，能听到木头被锯开的声音，打榫头的声音，刨平木头表面的声音，抛光的声音……这所有的声音汇集在一起。这混合的时有时无的声音以及属于木头的本身的香味让人安定，尤其在雨天，有“甜蜜而古老的暖意”。
两位木匠，一老一少，都沉默，他们每天待在一楼低头做事，在一堆木料和刃器之间劳作。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手里的事物上，语言就显得多余了，这沉默让我对他们的技术有了最基本的信任，我有偏见，很难想象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会同时是一个好匠人。
这沉默，也是手艺人的尊严。
对一切依靠手艺生活的人充满敬意，“不管世界如何糟糕，努力的人总有获得”，这句话放在匠人身上是一定的。“匠人”在日本称为“职人”，江户时代对职人就有“职人气质”的描述，“职人气质”意味着工匠的性情多半倔强、偏执，同时也是对他们专注、勤劳的人格魅力的肯定。
找到这两位木匠花了不少工夫，在一个一切讲求效率和发展的世界里，少有沉下心来低头做事的人。要知道，我需要的是能做出一整套家具的木匠，而不是家具厂里流水线上的一个工种。后者随处可见，他们可能待在一家工厂里，工作六年八年，年复一年只做一件事情，也只会做一件事情，比如，给木头喷漆，或者钉钉子。这是现代化的流水线，人的身体正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人一旦成为机械化中的一环，身体与内心的感知就会分离，在这样的过程里，人不会快乐（准确地说是不能从眼前的劳作里得到身心合一的快乐），生产出来的东西可能“标准”，却没有时间与情感的堆积。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服装工作室一直反对流水线上的成衣制作，所有的车工必须学会独立完成一件衣服，而不是只会锁扣眼或者剪线头。
日本作家盐野米松说：“传统的劳作需要身体、思维和体验的共同参与，全身心地在这个过程中。从事传统手作，需要让你的身体先恢复到能够做手艺的状态，就像骑自行车，这项技艺无法通过书本习得，一定得靠身体来记住这项技能，这是一个记忆的过程。愉快的感受一定和记忆有关，手艺帮助我们建立与记忆的关系。”
小时候特别羡慕班里一个木匠的孩子，因为他手里总有各种好玩的木头玩具，那是他的父亲用废弃的木料信手做的，可能是一个弹弓，也可能是一把手枪，或者一个可以装橡皮筋的小木盒，总之是全天下独一无二的存在。你能想象，那个父亲在制作这些小物件时那种满满的期待和全心的参与。有情感投射的器物自然有让人亲近的气质，所以，不管是怎样笨拙的一件玩具，它都是刚刚好的样子，与那些商店里陈列的五颜六色的塑料玩具自然有本质的不同。
“她是木匠的女儿，不爱讲话。”很长时间以来对这句话着迷，我会把它想象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那个木匠的女儿，她扎着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嘴角上翘，倔强地歪着头。她坐在父亲工地上的木屑堆里抬起一张有几粒雀斑的脸望着天空发呆，所有的故事由此展开……
写字、做衣服，我喜欢这样的日子
回成都，赶着“远远的阳光房”上新，所有的款式在离开之前就全部定稿，但从想法到可以触摸的衣服，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感谢我们的团队。
这次的新品全部是阳光房原创，我们的设计我们的做工，一件一件做出来。今天在阳光房，看到慧子给新衣服锁扣眼，客人们有些不可思议，原来衣服真的是这么一点点做出来的。
“远远的阳光房”不知不觉就做成了现在的样子，慢慢有了一套属于我们的流程，慢慢感觉到压力，也慢慢看到更多希望。做事情就是这样，一开始想得很美好，做的过程会有烦恼，很多很多的烦恼，也有摇摆和质疑，但是一回头，一路上那么多收获，友情，经历，克服困难的快乐……于是又变得坚定些。
有个女孩子给我发私信，说她想开家花店，但是又怕离开现在的单位会失去安全感，我跟她说：自己做事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包括：经营的风险；梦想在实现过程中被繁杂事务磨灭掉激情的风险。在我看来，第二个风险对人的考验更大，对人生的损伤也更大。
我现在也在时刻提醒自己，要对第二点保持警惕，什么时候有敷衍了有懈怠了，就会警觉。嗯，那句老话很有用：想想当初是为什么出发的。
是谁说过：任何一种生活过久了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每个人在心里经历的东西。
整理了下最近两月阳光房的原创衣服，每一件衣服都经历了这些：提出想法，画图，找布，制版，修改，生产，拍照……每一步，走得踏踏实实的。
以前从未想过会把做衣服当做一件正经的事来做，至多只是玩玩，这么玩着，又有阳光房家族陪我玩，还就真有点样子了。
我本是这样一个人：兴趣太广，什么都想试试，想到了就真的会去做，但做不到深入，什么都通，样样松。
直到今天，做衣服、写字，似乎有点方向了，觉得应该往里再走，沉下去。
最近的生活也是，朋友间的交往少了（好朋友还在），每天和孩子相处，然后就是写字读书做衣服，上午在家，下午在西村。集中，投入，我要学会这样做事，这样过日子。做了半年的衣服，突然对设计感兴趣了，非常。
虽说做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多少有些自己的想法在里头，但总觉得那些基于满足功能之余的小小尝试和改变根本谈不上设计，印象中，设计是要画图啊上色啊计算啊，是要做加法，是要有所谓的创新的，而我本能地在一开始就抛弃了这些，我想，我只是想做最简单的衣服。
也就是说，我不过是在做减法。把那些装饰去掉，把那些风格去掉，老老实实地，简朴地做纯粹的衣服，忠于布料（材料），展现属于它本来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