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万历皇帝下旨：高时夏以前的奏盐是胡说八道，两浙确实无余盐。但既然我下了旨就不能白下，你们多想些办法给我凑够2.6万两，分夏秋两季交给内帑。
因为盐的利润极大，通常净利润都在200%以上，因此，引得万千权贵竞折腰。首先进行搜刮的就是皇帝，正如上文所说。其次就是各方权贵。这种事情在明朝中前期就出现过，但因为朱元璋父子时代，法律比较严苛、对宦官的约束较为严格，这种现象并不多见。自成化年间开始，宦官巧取豪夺的案例越来越多。
本来皇室、王府、官员等政府已经给了相应的食盐配给。但自成化三年（1467年）德王讨盐100引尝到甜头后，又于十七年（1481年）再次奏讨1000引。
成化年间，各藩王讨盐的数量一般在1000引左右。即使只按照小引制度，1000引盐也是20万斤，显然这么多盐是吃不了的。那么多出来的干什么？私卖。
随着私卖现象越来越普遍，到了弘治年间，藩王们讨要的数量则十几倍、几十倍地增加。弘治四年（1491年）兴王奏讨1万引，两年后将纪录大规模刷新的人是靖王，他一下子就要了10万引。其后的弘治皇帝是明君，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或明或暗的制止。从此以后，再次恢复到了千引时代。
自成化三年（1467年）太监也开始进入私盐运输领域，到了成化十四年（1478年）南京的留守宦官覃力朋贩私盐达到了10万引，得银500多两，甚至武装走私。
一次，甚至殴打巡检典史，打死税务官员一名。虽然有刚正廉洁的宦官汪直出面将覃力朋抓捕问罪，刑部也以贩私盐和拒捕之罪判了死刑，但在皇帝的过问下没有被处死。自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宋玉偷卖长芦盐于两淮处10万引开始，太监们则公开进入了卖私盐的队伍。
成化年间，唯一被处罚的太监就是熊保。因为这小子打死了人，不知道被害者是什么背景，最终惊动了东厂太监，熊保被发配到“南海子”做了“海户”。
成化年间太监因为卖私盐打死了人还会受到处罚，但到了万历年间，高寀害死了上百条人命，甚至吸食童男童女脑髓，仍然逍遥法外。
在藩王、太监先后贩私盐之后，文武官员、地方官绅也陆续加入私盐队伍。
结果，国家盐法遭到破坏，最终不得不进行改革。
不断改革下的真实：从明代七位百姓的悲惨命运说起
一切都是为了盐
在山东潍坊，有一个姓丁的人家，有四个儿子：丁一、丁二、丁三、丁四。
因为务农艰难且没有办法交足税款，兄弟四个个个犯愁。最终，丁一、丁二、丁三商量好准备卖私盐。丁四年龄小，留在家照顾父母。丁一先找到了一个认识的灶丁于某，于某也因为灶户的生活非常艰苦、社会地位又低，早有逃户的想法。
于某找了两个好朋友，一个负责盐的搬运、一个负责外联购买生活用品。丁氏三兄弟，丁一负责观察巡检军队动向，丁二负责寻找交通工具和买家，丁三负责接应于某三人、与他们联系。
盐场周围每隔两三里就有一处驻军，虽然人数不多只有三十个人，但他们经常巡视，只要发现有人形迹可疑一嚷一叫其他营的官兵就会迅速赶来。于某的一个朋友不慎被抓住了，以夹带私盐出场之罪被绞死，他的上司百夫长也因为监管不善被杖一百。
其他五个人一看没有办法，只好赶着马车逃离了盐场，马车上装着一千斤食盐，按照市价不过三两银子而已。官兵追来，丁三为了保护大家，仗着一身武艺跳下马车与官兵对打，最终被捕。盗盐还拒捕，丁三也被杀。最终马车也跑坏了，四个人每人背着一袋食盐逃走。
第二天，四人觉得危险已过，这才松了一口气，雇了一艘小船前往他乡。不想船行了没多远，就碰到了收税站。因为没有盐引，四人都被拖到岸上各打了五十军棍，四袋食盐全没收。收税站派衙役准备将四人押回盐场，于某的朋友在船上突然发力，将收税站的衙差打下了船，四人四处逃窜。无奈，于某的这位朋友因为受了伤在逃到一户农家之后，被农家发觉有问题送了官，被斩了。
丁一走散之后，来到北京城，身无分文。正巧宫中招阉人，丁一便去宫里做了太监。
于某则在逃亡中，入赘当地之家。结果被官府发现，以“脱籍”之罪发回原地，又发现他盗盐，最终被斩。
丁二则逃到海上当了海盗，在一次抢劫中被打死。
唯有留在家中的丁四性命稍长，娶妻生子。但在一次水灾中，儿子被大水冲走生死不明，妻子则被水灾之后的瘟疫夺去了性命。丁四苟延残喘又过了八年，35岁那一年遇大旱，被饿死在家中。不过，临死前他听说了一件令他兴奋的事儿，他那被大水冲走的儿子没有死，在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做仆人。被冲走的那一年孩子5岁，如今已经13岁了。丁四在微笑中逝去。
不要以为上面的故事是纯粹的瞎编乱造，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明代中后期，普通百姓其实就生活在这样的境况中。
明代中后期朱元璋盐政体制失败，各种盐业改革措施纷纷出笼。然而，无论怎么改革，百姓的命运仍然是悲苦的，为了几两银子就会铤而走险，从而不断上演人间惨剧。
朱元璋的盐政体系是盐业走私的根源，中后期的各种修修补补式的改革，根本解决不了盐业走私的问题。那么，有明一代盐业的改革历程怎样？
明初，盐的运销分为两大系统，引盐系统、票盐系统，它们都有官盐、商盐（客盐）之分。引的含义就是凭证，引目由工部进行制版（铜质），宦官掌握出入，户部盖章后发给盐运司。因为明初战争仍在继续，所以，朱元璋便借助商人之手施行开中制。由商人运粮到边关各镇，边关验收粮食后，由仓管粮郎中发给勘合证明，拿到盐运司进行比对照磨后发给盐引，商人按照盐引领取食盐进行批验后，按照指定销售地区销售食盐。
盐引分为大引和小引，一般规定是400斤、200斤，但由于各地度量衡较为混乱，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统一为200斤，但随后又改为400，不久又改为200斤。但到了明末，各地标准又开始不一样，200斤、300斤、400斤都有。
开中制虽然给明代边关稳定、国家税收带来了好处，然而，由于运粮到边关路途遥远、花费巨大，许多商人无法涉足。只有那些距离边关较近省份的商人获得了大利，例如陕晋两地的商人。陕商在是开中制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对它也最支持。
直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这种状况才出现了转机。这一年，巡按浙江御史李遂建议，因为商人在崇山峻岭间运粮实在辛苦，请两浙的黄岩、长亭、杜渎三场的盐商不必再运粮，而是到收税所按照每百斤税银二分的税率缴税，然后去干白水溪、清溪镇、宁海县三地领取票据。
李遂又建议，不仅商人可以买卖盐，灶户、军户、民户也都可以买卖。尽管票盐施行地区仅限山区，但因为免去了运粮这道烦琐的环节，各地方政府开始纷纷效仿。最终，两淮盐场也开始施行，由此开中制彻底崩盘。
隆庆二年（1568年），总理江北等处的屯盐督御史庞尚鹏开始改革盐务。他上奏朝廷：
国初本来是没有边商内商的区分的，如今居于边疆等待盐引的边商都不愿、也难以再跑到南方盐场去等候支取盐，所以，就把盐引卖给专门守候在盐场等待取盐的内商。内商呢？又很难去边疆办理盐引，所以他们也就乐于买盐引。一个专门负责办理盐引，一个专门等候取盐。
国初盐法治理得很好，盐的流通非常顺畅，可以速买速卖，国家和商人都可以得利。如今盐法不行，内商手中攥着大把大把的盐引却不能取盐，所以都不愿意买盐引。这是他们的原因吗？不是，是形势逼得他们不敢买。为了生计他们便减价卖掉盐引，这样连锁反应，边商手中的盐引也就卖不出去了，结果边商办理盐引也不积极了。
其后，边商为了改变于自身不利的局面，因为他们运粮到边关的投入需要及早收回，因此急于卖掉盐引。而内商却没有这方面的冲动，可以慢慢地讨价还价。
为了制衡内商，边商又建议开发河盐。结果，边商、内商发生激烈冲突。
庞尚鹏对此进行了居中调解，对于这种违反朱元璋时代“开中纳粮支盐法”的内商、边商情况，他并没有反对，还为此规定了三种取盐卖盐凭证的价格。
到司勘合的票据，淮南盐定价0.7两，淮北定价0.6两；起纸关引的票据，淮南盐定价0.8两，淮北定价0.7两；盐引票据，淮南盐定价0.9两，淮北定价0.8两。
由此，陕商没落，晋商成为商帮龙头，徽商则成为后起之秀。不过，陕商在两淮、两浙、长芦等盐场失败后，转向了四川井盐，从而保留了在盐业的一席之地，并最终在清朝成为四川、云南等地的主体盐商。
庞尚鹏改革后不过三四十年，商人久候无盐的情况再次广泛出现。为此，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接受袁世振的建议，施行“纲法”，将各商所领盐引分成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积引（即凭积存的旧引支盐运销），另外九纲用新引（即由商人直接向盐户收购运销）。
从此官不收盐，收买远销权都归于商，并可世袭。至此，明代盐业大型改革完毕，纲法一直运行到明末。然而，即使能臣廉吏们呕心沥血地去修修补补，但最终仍然摆脱不了盐业混乱的历史宿命，从而发生抢盐事件。
盐荒下的明财政智慧
明代抢盐风波
正统三年，在今天的北京市密云县的白河发水灾，密云、顺义等地发生水灾并不算什么，自古多灾多难的百姓已经习惯了苦难。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小灾却造成了一次盐荒。人们风风火火地去买盐，却发现哪里都买不到盐了。去盐店，盐店老板哭丧着脸说：“没盐了，真的没盐了。不是我不想卖，确实没了。各地盐场要取盐的人排成了长队，实在弄不了呀。没了。”
可当人们转身走了没有多远，却有一个人露出了狡黠的笑容：“大哥，要盐吗？我这里什么盐都有。官府的大盐和小盐，咱们自己弄的土盐全都有，就看您买什么价位的了。”
“你们那多少钱一斤？”“三分银子。”“啊？太贵了吧，以前一般不过二钱多呀！”“呀，您可真逗，这是啥时候呀，这可是盐荒时期呀。”见来人不言语，卖私盐的人故作神秘道：“我告诉您，您这是托刘公公的福。要不是刘公公让自己的侄子弄了些盐，您呀还真吃不上！”
“唉，正经地方没有盐卖，那只好买私盐了！”而就在百姓们着急之际，四大盐场周边的盐商们也急急火火地利用各种手段在找盐。
形成盐荒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江苏、安徽、浙江同一时期水旱灾害频仍，南方的粮食一时接济不上，盐商无法运粮就无法取到盐引无法卖盐。更为严重的是，有盐引也买不到盐。因为，盐首先要供给皇室、政府机构、盐场周边的权贵等，另外，这些人再加上盐场内部人员也贩私盐，等等，盐场当然不够正经盐商支取食盐的了。为此，盐价越来越高。
这一切都源于朱元璋时期。明政府为了较为稳定地开展盐务，同样将户籍制度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治理手段。朱元璋将一部分军人和百姓划归为“灶户”。他们在盐场居住的同时进行生产。为了保证盐务垄断，不但规定了什么人可以买，还规定了什么人可以卖，而且划定了哪种盐卖给哪个地区的人消费，从而将市场进行分割，保障政府垄断利益最大化。获取利润的前提是向百姓征收盐钞、盐粮。
为了保证供给，明政府还测算了人口消费量。
明政府规定：军人有家小的每月2斤食盐，单身者每月1斤。南京卫戍区的军队食盐则由户部供给，按照洪武一朝规定，每斤食盐是纸币100文（表面上看钱不少，其实各位看看第四章就能明白，官方定价在民间根本不能执行。每斤食盐最高100文折银1分，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是1钱银子1斤）。到了永乐之后，军饷中70%是粮食，30%是食盐。但是，粮食常常不够用，为此，或者多给盐或者多给纸币。我们下文会谈及纸币问题，纸币币值经常波动，因此，造成民间和军队都不愿意接受，所以，一般也就是多给食盐。
老百姓呢？规定是15岁以上的每月2斤盐，10～15岁的每月1斤盐，10岁以下的不给盐。但是永乐二年，陈瑛改革比价之后，全国普遍实行成年人（15岁以上）每月1斤，半成年人（10～15岁）半斤。而到了老百姓那里，则变成：市民每人每月半斤，农民每人每月2两左右（这是明代斤两，1斤为16两）。农户的配给量显然不够，因此，农村地区私盐泛滥。
农户虽然不像军队那样有自己熬制的军盐，但地方政权借助“小盐”、“硝盐”等土盐弥补了一部分缺口，然而，由于地方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地方土盐的走私仍然较多，跨地区的私盐泛滥。那个时期，销售食盐由政府划分销售区域，为的就是最大化地获取垄断利益。私盐的泛滥阻碍了盐的正常流通，最终造成了正统三年（1438年）在今天的北京市密云、顺义等地的食盐紧缩。
食盐的紧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人得到盐引后并不急于支盐，为的就是找到一个卖高价的时机。然而，这却使中国赢来了另一个可能振兴的机会——资本市场中的债券市场，特别是政府公债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