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云南，云南是一个边陲地区，它原本封闭、落后，但是一旦搞了"海上丝绸之路"，因为沿边的优势，云南就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为我们国内的地区发展战略服务。与此同时，我们在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会为越南、老挝、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修公路、建桥梁、建港口，援助他们修建这些基础设施，这对他们肯定是有好处的。而在他们这些国家富起来以后，同样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个广阔的市场，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基地，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双赢"的格局。
因此，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应该和它的对外开放战略相互配合。而且这个战略，不仅对我们中国西部发展有好处，对周边的国家也有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一路一带"的发展战略后得到了各方面响应的原因。
民营经济的春天
龙永图
创业对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而始终走在创业前面的就是我们的一些民营企业。在一次有关温州经济模式的讲座上，我提到这样一个说法：民营经济的春天就要到来。
我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不是想当然。从国内目前的经济、社会、对外政策上看，我们都必须加强对小微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的支持。这种支持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来讲，都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
为什么民营经济的春天即将到来？我从以下三方面来看。第一，支持民企就是保就业、保民生。中国必须实行就业优先、民生优先的经济政策。我们正面临经济转型时期。是否成功转型的标志，首先在于民生是否得到发展、提高。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就业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我在西方读经济学开始，我就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把就业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很多年前，我到马来西亚访问，听过他们的总理马哈蒂尔的一次演讲。其中一句令大家难忘，大意是，在马来西亚，政府有两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一是就业，二是税收。在就业和税收有矛盾时，政府会选择就业，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和谐。我们国家把就业放在首位，是确定不移的。
为就业做出最大贡献的是谁？是小微企业，它们为中国提供70%？80%的就业岗位。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经济转型，实现民生优先的经济政策，必须大力支持以小微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这是大的政策方向。
第二，民企是藏富于民的社会细胞。中国必须实行藏富于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政策。我认为，经济转型成功的第二个标志，是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藏富于民，让老百姓真正富裕起来。
凡藏富于民的国家，都是稳定的国家，都是能抵御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战争风险的国家。当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的GDP一度出现负增长，但在此后的一二十年，日本的社会经济仍十分稳定。这就是藏富于民政策的胜利。
今天的欧债危机，大家很忧虑。但我认为大家并不用过分忧虑，因为过去几十年，欧洲国家实行的也是藏富于民的政策。因此，欧洲的经济坏不到哪里去。
在实现藏富于民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小企业。因为它们是实现藏富于民的社会细胞和保持中国经济活力的基础。大型国有企业撑起的是经济骨架，中小企业才是经济的血和肉。只有骨架，没有血肉的经济体，经不起考验。
因此，发展和支持以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是实现藏富于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
第三，打造国家软实力离不开民企。中国必须实现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强国的目标。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政治大国、经济强国的道路。
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我们在政策的开放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还有不足。很多人问，我给入世十年的中国打几分，我说9分。失掉的1分，是我们没给民营企业真正平等的地位和同等的政治、经济、社会待遇。我们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要实现政治大国、经济强国的目标，必须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加强内部的凝聚力，加强对外的影响力。中国90%以上的企业是中小企业，它们是打造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如果不发展小微企业，将影响我们政治大国和经济强国的建设，这也是当前中央发出的明确信号。
综合以上三方面，无论是从民生优先、就业优先的经济政策，还是从实现藏富于民、和谐稳定的社会政策，或是从建立政治大国、经济强国的对外政策来看，政府都必须大力支持和发展以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
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力支持和发展民营企业，是政府今后10年的大目标，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政府放权还需要一个过程
龙永图
十八大以来都在讲市场经济，那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限制政府权力的运用，政府要给市场"松绑"。但现在大家普遍觉得这个"松绑"的力度还不够，政府放权还不够。
可是政府放权不够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些政府部门一定要抱着它那点权力、那点利益不放，有这个原因，但不是全部。要搞市场经济，政府就得放权，市场就要发挥关键作用，但我们搞的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既然我们讲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们的放权可能和其他搞一般市场经济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过程还不一样。
第一，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当中，我们总结一看，我们的政府确实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应该说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点连西方国家都不得不承认。
第二，我们党的基本方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我们党又是执政党，我们的干部、各级领导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不管经济管什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这也有点道理。
第三，在很多领域，一些主要经济要素，比如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别是土地公有，这一点和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还有现在我们讲的一些重要政策，比如环保，比如社会保障，比如人口，也是政府在起主导作用，政府不管也不行。
第四，中国的区域差别很大，东部发展很快，东部按照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来界定政府的权力，可能条件已经比较成熟了。但中西部还比较困难，如果政府不发挥比较重大的作用，要追赶东部，可能会越来越难。更何况我们还在搞财政转移支付，很多很多都涉及政府的事儿。
总之，我今天并不是在唱反调，我们搞市场经济，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还是要发挥作用，我觉得主要是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基本国情出发，可能还得有个过程，而且还会有我们的一些特点。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政府与市场的对立，而是一个新型的政商关系。在我看来，新的政商关系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政府掌握权力，特别是审批，我觉得这个要逐步减少，这是一个大方向，这一条十八大后我们走得很快。但从我的经验来看，与其说企业怕审批，不如说它们更怕审批的不公平、不透明、不稳定、没有可预见性。在中国，现在政府放权当然很重要，但政府在行使目前掌握在手中的权力时，希望能够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政策更加稳定，更加有可预见性，我觉得这比放权更重要，对我们很多企业家都是这样。我以前碰到一些英国来搞投资的，他说我们不怕你们的政策不优惠，就怕你们的政策不透明。如果不优惠，我算一下账，投资了不赚钱那我就不投了，或者是调整我的企业战略来适应你们的政策。就怕审批当中的不透明、不稳定。我觉得这一条在某种意义上比放权更重要，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第二，与其说政府放权很重要，我认为还不如说建立一种更好的政商关系更重要。过去都是企业家跟在官员的屁股后面走，求爷爷告奶奶，所以最近我几次讲话，能不能建立一个政府和企业之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不拉拉扯扯，不吃吃喝喝，关系很正常，很和谐。这种正常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比放权更重要。有时候权在那儿，如果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好，也不一定会伤害企业的重大利益，这是第二条。
第三，政府放权，我希望能形成一个倒逼机制。有两种倒逼机制，一是中央的政策倒逼，中央规定地方政府要花更多钱用于社会保障、民生、医疗卫生等，这种倒逼使政府会觉得它掌握一些权力没意思，收那么多钱，收那么多税也没那么大意思，慢慢地，它就自觉不愿意管了，因为上面规定了就是要把更多钱花在老百姓的民生上，它自己没多大油水，慢慢放权变成了一种自觉行动。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开放来倒逼，中国入世就是因为要满足很多国际规则，倒逼我们开放了很多。现在也是这样，比如我们和美国正在进行关于投资条约的谈判，这里面涉及很多政府放权的问题，因为核心问题是一个负面清单的问题，通过这来倒逼我们的放权。
第四，政府放权，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政商关系，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必须符合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基本国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行得通，而且让政府放权，让政府不掌握权力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更健康一点，老百姓得的实惠多一点，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