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很像1994年
龙永图，白岩松
龙永图：有很多人都说，2014年其实很像199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有点像邓小平当年的"南方谈话"，一下子把改革的形势和势头推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很多人心里都清楚，一个改革的新时代正在到来，这将深刻地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白岩松：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我觉得有两个相似的地方，第一个是从时间节点上看，第二个是从社会层面上看。第一，1994年是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之后重振改革的二次启动，因此，大家所有的状态被激活，尤其那时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重启改革的热情被焕发，而今年也同样具有这种性质。改革过了许多年，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的发展目标，确立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有人说2014年是重启改革的元年。这两个时间点的确有相似的地方，"市场"这个词前所未有地被再次尊重，这跟20年前是相似的。第二，从社会层面上看有一个相似的地方，是20年前相当多的政府官员要下海，奔海南、奔市场去。我跟龙永图先生做过一个节目，叫《宁信市场，不信市长》。
又如国考。现在考公务员成了国考了，有"国"字，说明年轻人都认为最火的就业要奔政府去。龙永图先生曾表达过他的担心，他说做蛋糕的人越来越少，分蛋糕成了最有吸引力的岗位，大家都要去当公务员，麻烦会很大。今年的确又有了跟1994年相似的一面了。
1994年是很多政府里的官员要下海进入市场。今年由于八项规定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国考的比例在下降。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很多人依然把当公务员当成最重要的，而且是千军万马闯一个独木桥，我希望以后这股热潮淡一淡。八卦一点地说，这一次吃香的喝辣的可能不再那么便利了。
龙永图：大家感到2014年是重启改革的新起点，有一个原因是过去许多年，国内改革的进程好像没有过去那么快，甚至有少数人讲，是不是我们的改革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倒退。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太快了，我们的企业日子空前地好过，我们的一些国有银行通过改组上市剥离坏账给资产管理公司等措施后，从破产的边缘变成了全球最大最赚钱的银行；我们的国企，也从过去的亏损大户变成了现在的盈利大户。应该说，这些年来，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日子太好过了，就没有改革的压力，没有改革的冲动。我并不是说这些国有企业是错的，但大势如此好，即使比较"笨"，即使不做出很大的努力，仍然可以做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我们改革的紧迫性和改革的严峻性显得不那么足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因为我们太成功，造成了这些年改革有些放慢。
现在我们改革的任务还很重，比如垄断行业怎么改，能不能制定一些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又有利于市场发展和繁荣的规则，需要找到具体路径；再比如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小微企业的，金融业的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等，能不能找到一个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的路线图？
现在，有些人把十多年前入世时所做出的承诺当成我们开放的底线。这些承诺肯定不是底线，因为当时做出的承诺，是按照当时的国力做出相适应的开放的决策，现在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国力已经大大提高了，所以我们的开放度也应该大大提高。
另外，15年的谈判，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国与国之间要遵守共同的规则体系。入世之前，美国有一个"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规定美国给予少数国家最惠国待遇的时候，必须由国会一年一审。中国就是这少数国家之一。但是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美国就必须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对所有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给予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
这样美国国会原本对我们中国的一年一审，就失去了美国国内法律的依据，所以，现在美国给予我们中国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不需要经过国会讨论的。这是中国入世在国际经贸关系上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过去，美国国会一年一度讨论是否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时，实际都变成了美国各种势力攻击中国的好机会，什么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都被扯出来了。
我觉得未来要解决我们国际关系当中的很多难题，要经过艰苦的谈判，把它变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套法律法规，一个规则体系。比如说关于南海的问题也好，关于领土纠纷也好，关于很多国与国之间的困难也好，如果能够通过国际谈判，搞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法律法规体系，这样的话国家之间关于领土领海、航海自由的问题，都变成整个国际公约的一个部分，那个时候处理起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简单了。
关键还是要通过目前的国际组织，各种各样的机构、机制来建立互信，然后进行谈判，最后形成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体系，这样的话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今天发生的各种国际或者区域性争端。这样就使得我们整个的外交比较主动了，就不会像过去在处理美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时，每年要派许多人去做美国国会的工作，每年要邀请大量的国会议员到中国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这个经验同样适用于国内的改革。我认为，2014年重新启动改革，就是怎样使中国的改革法制化，全国上下依法办事，减少随意性，不因人而异，这样中国的改革就不会逆转，不会停顿。"一张图纸画到底"，中国发展的目标就能实现。
白岩松：另外肯定也有阶段性，好多人最近都在思考，为什么最近两年摁了葫芦起了瓢？例如越南问题、菲律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等。其实如果我们尊重历史的话，中国在向前走的时候一定要迈过这一段历史岁月，必然的。为什么？你不强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你有威胁，一切都好谈。等你真强了，别人也认了，很多东西也好谈，不弱不强，处在中间是最难的。
美国给了它们某种暗示，因为美国不断地在强调我要重返太平洋。不仅这么说，也有很多这样的动作，因此给了一些国家某种暗示--有给我撑腰的--因此我要趁这个机会，中国还没有真的强大，同时美国也要向这儿去。这是它的最佳时机。你会不选择这个时机吗？我也会。但是反过来说，这是你必经的阶段，指望中国一帆风顺地强大起来，门儿都没有，一点都不可能。一个人不要指望你的一生是顺利的，国家也不能指望一切顺利。
但是另一方面，要管控住。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时间，不是图一时过瘾。请相信我，只要再给中国10？15年按现在的节奏和平发展的时间，15年后一起看看，这些问题还是问题吗？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将来的问题会很麻烦。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但是我们又不能以软弱换时间。如何很好地管控住，有一个边界，将摩擦和分歧控制在这个边界之内。我觉得中国在外交上绝对有这个能力。
谈判的苦与乐
龙永图
20多年前，中国的入世谈判在世界上引起的巨大震撼，相信每一个亲历者都不会忘记。
从1986年7月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正式递交了恢复合法席位的申请，到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我们走了15年漫长艰苦的"复关"-"入世"之路。
有一位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曾对中国入世谈判做出这样的评价："毫无疑问，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极为罕见。因为它意味着把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计划经济国家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的体制中来。"所以每次只要我们的入世谈判代表在关贸大楼或者其他地方开会，平常人数不多的会议室里就会来很多人，走廊里外国人用英语互相招呼着往里走："走，快去！听听，中国人要说话了！"在日内瓦的谈判很紧张，作为谈判代表，我们需要激情，也需要冷静。我每天很早就起来在日内瓦湖边散步。湖边空气好，相对安静，在这里我可以将一天的工作在脑子里好好过一遍，全身心地放松，然后开始这一天紧张的谈判。
整个入世之路，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大大小小的谈判上千次，既有和美国、欧盟、日本这些国家的双边谈判，也有在日内瓦举行的100多个成员参加的多边谈判。
整个谈判历经15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其实，谈判虽紧张但也有轻松时刻。
谈判时，各种可预料或者不可预料的事情层出不穷，而我们都得一一面对、逐个化解。例如，一位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代表为了卖弄自己的英文，总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有一次甚至在一个英语冠词的使用上翻来覆去地挑剔，会场的气氛相当紧张。
我当时向这位代表表示，这个词能否以后再说？对方竟然回答："我的英文不好，今天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这样的说法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我只能对他说："你英文不好，先去英国留学两年，学好了再来和我们谈。"没想到我这么一说，对方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大家均为之一笑，紧张的气氛也随即消散了。
还有的外方代表谈着谈着就开始装傻，说对中国许多情况还不了解，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这简直让人忍无可忍，我只能立刻回复他："你身为首席谈判代表，居然搞不懂这些，我只好原谅你的无知。"一时对方窘在那里，不知如何回复，现场又一片哄笑。
在所有的谈判中，最困难、最重要的当然是和美国代表团的谈判。美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而且美国拥有一个强硬的、专业的谈判代表团，所以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双方每次的交锋几乎都是攻坚战。
美国的要求最多，要价也最高。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所以他们对谈判的所有内容都感兴趣，从汽车到小麦、从金融到电信、从电影到分销，他们都感兴趣。但是一些小国，比如哥伦比亚，他们就要求解决两个问题，中国只要降低进口咖啡和鲜花的关税，他们就可以结束谈判了。
美国可不是这样，他们要求解决几千种产品的进口关税，要求解决差不多涉及WTO规则下面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美国要求很高，解决了一个问题，他们又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好像永远得不到满足。
在谈判过程中，作为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巴舍夫斯基，因为在谈判中对中国不断提出要求，而被戏称为"贪婪女士"。当然，他们也给了我一个绰号，叫作"抠门先生"，意指我在谈判中斤斤计较。
其实，我有时真不想那么抠门儿。有时候我们谈判，一直进行到深夜，如果我在某些谈判条件上稍微大方一点，我们就可以结束谈判，但是我不能，这是关乎国家利益的事情，真不能松口。谈判注定给人一种煎熬的感觉。
一方面，我们要面对国外谈判方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还得跟国内各部门沟通解释。有人戏称，这是谈判的"第二战场"。每一个部门的负责官员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都想确保自己的部门在中国入世以后不受到冲击。还有一些人对关贸总协定条文、对多边贸易体制不是很熟悉，因此对我们谈判的很多内容多有误解。这些都会给我们的谈判带来压力和阻碍。
比如在农产品进口方面。根据关贸总协定关税配额量的规定，配额量并不一定是实际进口量，进口量超过配额量就用高关税，低于配额量就用低关税甚至免关税。1999年我们与美国达成协议，每年进口小麦的关税配额量为700多万吨，5年以后增加到900多万吨。当时有些人误解了，认为我们承诺每年从美国进口900万吨小麦，国内粮食市场会遭到很大的冲击。这种说法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都说我们让步太多了。实际上配额量是一个控制量，不是一个非要进口的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它们的关税配额量从来没有完成过。当时面对这种指责，真是有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
再比如说，1994年的谈判其实是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谈判开始时形势很好，澳大利亚代表和新西兰代表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前提是中国解决一下羊毛的进口配额问题。当时我们得到的授权是每年进口16.9万吨羊毛，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的是18万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表示，只要中国同意这个18万吨，他们将全力支持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西方国家，如果西方国家的谈判营垒出现了分裂，那么中国复关成功的机会就很大了。我很想同意它这个18万吨，但是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的时候，他们堵死了任何可能性。我只好按16.9万吨这个数字谈，最后拒绝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要求，于是在那次谈判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坚决站在美国方面，态度非常强硬。
使我感到沮丧的是，等我们回到国内查看1994年的进口数据，最终发现1994年我们实际进口了31万吨羊毛，远远超过别人提出的18万吨。当时管理很松散，"一般贸易进口""加工贸易进口"以及其他贸易形式的进口不一而足，而管理则是分兵把口，各管各事，一个部门管一种形式的进口，结果连全国每年进口多少羊毛都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糊里糊涂地就拿出了一个奇怪的16.9万吨配额。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知道自己每年出口了多少，明明知道当时中国每年平均进口22万吨，他们要求18万吨并不过分。
1994年的复关冲刺没有冲出去，主要问题就出在内部协调的不力和管理体制的混乱上。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让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腹背受敌。时光荏苒，1999年中美达成协议以后，我看到网上的新闻标题是"龙永图，别流泪"。我激动的时候是不会哭的，有什么好哭的！达成协议后，我很激动，也有些遗憾，总是会想如果在前面谈判的某个环节把握得更好一些就好了。但不管是激动还是遗憾，我都不会哭，谈判又前进了很大的一步，这是好事。
谈判仅仅是讨价还价吗？
白岩松
正如龙部长所说，从中国入世谈判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
其实这20年也是中国与世界继续谈判的过程。为什么呢？谈判意味着什么呢？
记得1994年我第一次出国，身上带着不到200美金，想要把烫手一样的钱谨慎地花掉，当时都是巨大的考验，因为买两件东西钱就没了，所以要留到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