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没上过幼儿园，也没念过小学一年级。该上小学那阵，父亲把我带到呼和浩特住了十个月，我大概那时开始识字。我忘了最初认得哪些字，应该不是“毛主席万岁”，但也不是唐诗。回到成都，上池北街十九号的邻居又成了我的启蒙老师。跟着大人上街，我喜欢大声读出商店招牌或墙上门板上的“最高指示”；他们也喜欢考我教我，夸我认得不少字。我记得的第一首歌谣也不是“东方红，太阳升”，而是祖母念的一段顺口溜，没有旋律，只有手势，两手交叉，十指变幻，看得让你眼花缭乱：王婆婆，在卖茶，两个观音来吃茶。
后花园，两匹马，两个僮儿打一打。
王婆婆，骂一骂，隔壁子幺倌儿说闲话。
祖母姓王，我以为这个王婆婆就是我的祖母。后来，听院里和街上的婆婆大娘也这么念，我才晓得卖茶的王婆婆跟我祖母没关系；也许本地所有祖母，还有祖母的祖母都是这么念的。
另一段顺口溜也逗小孩子，我只记得开头几句：“扯锯，还锯，家婆门口有本戏。请外孙，来看戏……”大人一边念，一边来回晃着怀里或膝上的小孩子。“包袱”在结尾，大意是，看完戏没吃的，只好请你吃“牛肉包子夹狗屁”（念到最后，声线抬高，有点促狭）。听到这里，小孩子往往跟着大人咯咯傻笑，虽然不知道“牛肉包子夹狗屁”是什么东西。
但我见过幼儿园。隔壁易孃孃当保管前，是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幼儿园的老师，单位上的人都叫她易老师。我跟着易老师去过几次幼儿园，她的同事常常把我当成她的小儿子。我那时跟幼儿园的大班儿童差不多年纪。我看到装了高栏杆的一排排木床，走廊，木马，滑板，一叠叠小人书。除了小人书诱惑，我不是很向往幼儿园。就像我不喜欢住在过街楼街的母亲家，害怕看到戴着口罩扫街的管制分子外婆，只有回到祖母那里，回到上池北街十九号，我才觉得自在和安全。
我的父母还没离婚。我不可能老是住在祖母那里，更不可能不进学校。母亲找到她的妹妹。五孃在东郊一家纺织厂子弟校教书，她的一个熟人在市内的西马棚街小学当教务主任。我直接上了小学二年级。我还记得跟着五孃和母亲站在西马棚街小学的操场上，她们跟教务主任夸着这个小男孩，说他聪明，认得不少字，算术也没问题，完全跟得上进度（母亲数学很好，给我补了不少课）。
学校距母亲家很近，我只得跟母亲住。她在城边街的街道锻压生产组上班，白天回不了家，常常给我几分钱或几毛钱，让我中午买个锅魁或吃碗面。几乎每个星期六中午，我都盼着放学，走回上池北街的祖母家，想着可口饭菜和院内邻居。挨着祖母，我在她的大床睡一晚上。星期天黄昏，祖母和易孃孃把我送到过街楼街母亲住的大杂院门口。又是一个星期的煎熬。
我在西马棚街小学只念了一个学期。我应该跟得上二年级的进度，但是记忆太模糊。我还不是红小兵。跟我同桌，或者坐我前面的，是个名叫席刚的胖男生；这个姓很特别，比初恋还让人难忘。冬天，席刚戴了一双厚厚的军用棉手套。他的手指长了冻疮，肿得就像发亮的红萝卜。
那个学期，学校组织学生看了一部朝鲜电影《永生的战士》。男主人公是抵抗日本殖民者的民族英雄。电影最后，他在狱中视死如归。担心自己受不了酷刑而出卖同志，他咬断自己的舌头。风雪满天，没了舌头的革命英雄拖着脚镣英勇就义。画面切到过街楼街，我父亲从内蒙回来。他在医药公司做药材收购，全国到处跑。不知哪次探亲，我父亲跟我母亲一不小心，生出我的妹妹。等我妹妹大概一岁，有个星期六中午，祖母和父亲站在学校门外接我回家，当然不是回过街楼街。我父母终于散伙了。锅魁，略等于北方话中的烧饼。
二
从祖母家到上池正街小学，走路不过十分钟。我在这里一直念到小学毕业。有一阵，我的书包是祖母用帆布缝的，又粗又丑，没有军用挎包神气。我当红小兵穿的白衬衫和蓝布裤，也是祖母带我去红照壁的裁缝店定做的（比买成衣划算）。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但你也得给钱。宣誓成为毛主席的红小兵，“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是我有生以来“政治生活”中的第一件大事，也是最后一件。
小学生也有等级。班干部都是机关或国营单位干部职工的子女。我们的班长、学习委员和文体委员多是女生，都住省邮电管理局宿舍。全校红小兵的大队长也是女生，她的祖父是“人民法院”院长，家住紧邻上池北街的文庙前街一个清幽独院。我羡慕她们，但跟她们总是好不起来。那几年跟我最要好的同学，没有一个住在机关宿舍。
学贵跟我住一条街，就在十九号对面的二十号大杂院。他爹早死，他妈在街道生产组做工。学贵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上过山”的哥哥，但我从不清楚他哥为啥劳改。学贵有点呆，一着急就口吃，成绩不是很好，也没当过红小兵。我和学贵不知道为什么好了起来。他的家在大杂院尽头，很僻静，还有一个小天井。你去他家，必须穿过一条又窄又黑的甬道，经过天井，再进到没什么家具的黑屋。他不常来我家，甚至不怎么敢跨进我们这个院子；祖母不太放心我跟他玩。可我喜欢偷偷跑去他家。除了交换小人书（他姐总能借到从前的小人书），我们有时也跟着街上顽童去河边晃荡。夏天，只有我们两个时，学贵撩开裤子，翻开包皮，给我看龟头上那颗黑痣。我看得傻笑，他也傻笑，得意他的龟头跟别人不一样。
桥桥的五官很秀气，虽然下唇下巴有点瘪。我在学校跟桥桥最好。他住文庙前街一个小杂院，就在邮电医院对面。桥桥的家很窄，比我和祖母住的堂屋还小，十来平米，光线不好，乱得像个鸡窝。每次去他家，我都看到他和两个弟弟，还有父母外婆，关在屋里打转。桥桥的父亲在区属工厂做工，据说是个犯过错误的大学生。桥桥的母亲也是工人，戴着眼镜，更像一名教师。桥桥家有个很大的诱惑，他爹藏了好几册“文革”前的《三国演义》连环画，用我很多年后学来的套话：品相很好。这些宝贝从不外借，你只能去他家瞻仰。《三国演义》看多了，桥桥随手就能画出一身戎装骑在马上的武将。他画得很好，不论关羽赵云。不像学贵，桥桥常来我家，我的祖母很放心我跟他玩。学贵的龟头有颗黑痣，桥桥家也有稀奇。盛夏，他的干瘦外婆热得不行，总是在家敞开布褂，露出两个干瘪乳房，就像一只羽毛稀疏不再生蛋的老母鸡。
我在班上成绩中等。三好学生从来没我份。顶多，语文老师会在课堂念我的作文，不外乎《春游》，或者红小兵写给知识青年大哥哥大姐姐的慰问信。我对老师没啥印象，也许他们太普通，没给我留下印象。班主任钟老师是个矮胖的中年女人，带我们去南郊的永丰公社学农，割稻子。中午，我们在田边就着咸菜下饭；钟老师的大鼻孔悬着象牙白的浓鼻涕，一抽一抽。新来的班主任刁老师年轻丰满，脸蛋很红，两根辫子又黑又粗，就像宣传画上的工农兵。她住郊区，我们去过她家，房子周围都是农田。
就像桥桥，我喜欢画画，没他画得好，题材却比他刁钻。看过长了黑痣的龟头和老母鸡的干瘪乳房，我对厕所兴趣很大。家住街边的糖鸡屎跟我同班，有次带着几个男生，拐进一个偏僻巷道，躲进一家单位的食堂猪圈，偷看一阵学校女厕（厕所太暗，我们看到影子）。一开始，我把我画的武将和军官送给女生，想要讨好她们。看到她们喜欢，我得意忘形，画起男女厕所。几个小处女又羞又惊，骂我“怪物”（色狼），说我思想复杂，告到老师那里。
幸好我是小学生。幸好老师不知道我跟着糖鸡屎他们偷看女厕所。然而思想复杂也很危险，需要严肃处理。班会上，同学们，尤其那几个小处女班干部，当众揭发我的复杂思想。桥桥那时不再跟我同班，说话结巴又是后进的学贵也没机会发言，否则更有杀伤力。我红着脸低着头，老老实实接受大家“帮助”。最后，班主任宣布（我竟然忘了她是谁，但也肯定不是钟老师和刁老师），鉴于我的复杂思想影响恶劣，学校红小兵大队部决定，暂停我的红小兵资格，直到我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重新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祖母也被叫到学校，但她回来没打我没骂我，只是要我好好表现。我在班上很孤立，再也不敢乱说乱画。但我真心希望改正错误，回到温暖的革命大家庭。我积极参加劳动，放了学留下来打扫教室，学习上遇到难题，主动请教又红又专的三好学生。将近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改造得到“组织上”的肯定。新学期开始，我归队了，重新成为毛主席的红小兵，我的脖子重又系上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红领巾。
“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芽，阳光雨露哺育它，快快长大，快快长大！小朋友，快长大，像松树，发新芽，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快快长大，快快长大！”我听着这首革命儿歌慢慢长大。尽管一度思想复杂，尽管快到一九七六年，我们的课本从白纸印刷变成又粗又硬又伤眼睛的褐纸印刷，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少年儿童（除了朝鲜，因为朝鲜电影里面家家都有电视机）；我的思想其实很单纯。
三
从祖母家到柳荫街中学，走路不过十五分钟。柳荫街就在南门大桥（古时的万里桥）附近，靠着南河，没有柳荫，街边几乎全是破旧瓦房，住的几乎都是底层居民，比上池北街的居民还要底层。你可以想象柳荫街中学是什么样的中学，虽然学校有幢三层的红砖教学楼。
跟我一起念完小学的那几个小处女班干部，又红又专，目不斜视，家住机关宿舍，没有一个升到柳荫街中学。桥桥也没有，父母找关系，把他转到另一所中学。学贵成绩太差，没升初中，很快去了他妈所在的街道生产组做临时工。我和糖鸡屎他们一桥桥后来考上重庆一所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分到成都一家中学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