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不喜欢去三道街的外婆家，她戴起大口罩扫街的样子我有些怕。每次与母亲走进少城那条小街，正在扫地的外婆总是摘下口罩，拄着竹扫帚和母亲聊上几句。外婆不戴口罩的样子我也怕，笑起来我也觉得严厉而陌生。她说话又是硬过成都话的宜宾口音，嗓子里有股金石之气。前两年看四十年代的国片《太太万岁》，饰演少奶奶陈思珍婆婆的那位演员，竟然很像儿时看到的外婆。
那些年父亲这边的人谈起外婆，常说她是地主婆，因为她的娘家是宜宾大户，外公祖籍峨眉，又是遭镇压的“反动”官僚。从小学开始，我填了无数表格，母亲那栏的成分一项，大人向来教我写“工人”二字；其他亲属一栏，我也从不敢写上外婆的名字。后来的世道虽然变了些，我要投考政府的事业单位，填完表依然提心吊胆，生怕通不过政审，因为那是一间门禁森严、专门接待中外政要的宾馆，听说里面的员工从前都要查三代的。
地主婆的八个子女，除了早就夭折的二孃，用外婆的话来说，有四个都在外地“为人民服务”。每逢外地的舅舅孃孃们在“服务”的空隙回成都，外婆家都要热闹一下。当然，地主婆的闹热不比一般群众。有一次，记不清炖鸡还是炖鸭，母亲他们都很紧张。吃饭前把门窗关得严严的，说话的声音也压低，生怕院子里的左邻右舍注意。田壮壮的电影《蓝风筝》里，“剥削人民”的房东蓝太太蒸了一大锅白面馒头，被街道积极分子发现后骂得灰头土脸。记得我一看到这出戏，立刻就想起儿时在外婆家关起门来打牙祭的情景。
上池街的祖母是革命群众，拎起小板凳带我参加过居委会的政治学习。现在想来，这样的学习，地主婆肯定经历了不少。
像她那样的管制分子，开会的时候只能靠边坐。听完居委会主任读报纸，还要站起来向革命群众汇报思想。管祖母那条街的派出所王同志肥头大耳，训斥四类分子的威风我现在还忘不了。我那时奇怪管制分子为什么只敢叫他王户籍，祖母说，那些人不能称他王同志的。可惜我无缘见识三道街的居委会学习，不晓得在我眼中神情严厉的外婆，面对王户籍那样的专政机关代表究竟什么样子。
我长大了仍然不喜欢去外婆家。她不再扫街了，每月的生活，就靠舅舅孃孃们一人给点费用。三道街的院子八十年代初也拆了，外婆在附近的奎星楼街分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她说拆迁安置那帮人欺负她寡母一个，但她找上门去大闹几场，亮出侨属的牌子（六外公亦即外公的兄弟，是麻省理工学院退休教授，属于所谓统战对象），对方终于让了步。打牙祭，就是大鱼大肉大吃一顿。
那几年外婆特别神气，话也特别多。次次见了我，不是感谢党的好政策，就是数落我父亲的无能，哀叹我母亲的命苦，然后一遍遍说起过去的事情。那些故事我都背得出来了：她年轻那阵非要从闭塞的宜宾去上海念书，结果认识了圣约翰毕业的老乡也就是我外公。他们在沪上结婚摆酒，证婚人请了蜀中名士张澜。后来外公投笔从戎，回到四川位列少将，为统管全川军队事务的书记长。共产党快来了，但外公那时早已脱身宦海经商，因为他看不惯官场黑暗，不愿卷入国共之争。他原以为自己一介书生，不曾欠下所谓血债，只望与妻儿平安过活，连国府溃退之时让他去福建就任新职的机会也借故推辞。变天以后，外公又把少城的房子贱卖给新政府，带着一家十来口住在逼仄地方，一度还成了街道积极分子。但是镇压反革命，人民政府撒下天罗地网，外公还是逃不脱被押回峨眉遭乡民乱棍打死遗尸河边的厄运。
外婆晚年经常对我们埋怨死去的外公，怪他当年看不清形势，也常以自己后来能看清形势、顺应形势而自豪。但顺应形势的过程是痛苦的。外公走后，外婆说她拖儿带女在火车站卖过锅魁，舅舅们小小年纪也拉过板车帮补家用。不仅家财早已贱卖给新政府，外公的遗物亦尽皆无存，只留下一张青年时代的西装半身照。八十年代末，学医的表姐去美国念书，带上这张照片翻拍一新寄给外婆，我才第一次见到外公的样子。照片上的外公似乎很和善，外婆说他英文好，没事爱在书房里写字，但我总觉得遥远而又陌生。
客观而言，比起众多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子女，舅舅孃孃们的经历并非最为不堪。外婆的七个子女，有五个居然进了新社会的大学，虽然只能学医学理，总好过被打入不生不死的十八层地狱。外婆晚年爱说舅舅孃孃们当年填写大学志愿，她总是严禁他们报考文科，说不能再蹈外公的覆辙，只求一技傍身，可以立足社会就行。就一位寡母而论，身处那样严酷的社会环境，每天要为七张嘴奔忙，还能头脑清醒为子女出谋，这样的顺应形势确亦无可厚非。
不过排行老四的母亲与幺孃就没那么幸运。母亲当年在有名的石室中学念书，兄弟姐妹数她成绩最好，但她与幺孃都顶不住政治压力，精神一度失控，而幺孃更疯过好几次。升学无望，招工也备受歧视，她俩最后只有进街道生产组。长年累月的抑郁与失意，让母亲与幺孃现在稍受刺激就要失控，不得不借助药物来控制情绪。我至今难忘的是念小学二年级那阵，母亲与父亲口角，她发起疯来，可以将我的衣裳剥个精光，口口声声要赶我出门。
晚年独居的外婆除了话多，脾性亦趋暴烈。不论住进哪个儿女的家中，她都要歇斯底里发作几场，仿佛要将几十年的怨气一吐而空。舅舅孃孃们惹不起她，她只有诉诸跟她住得最近的母亲。
母女俩都暴躁，常因小事扯出一生的磨难，差不多次次都难收场。
一九九六年我回成都，无所归止，正好外婆在西门的五孃那里暂住，于是借她奎星楼的房子住了一阵。没想到，她有天觉得我与母亲要霸占她的房子，一个人坐三轮车回来要赶我走。五孃与母亲怎么劝也劝不动，她坐在屋里对着我足足闹了一天一夜。
我现在仍然不喜欢外婆。比起祖母慈祥平和的身教，外婆喋喋不休的言教我很难接受，尤其她晚年乖戾的个性，虽然情有可原，却始终让人不敢亲近。说起来，祖母与外婆都是苦了大半辈子的人，但对于后者，我宁愿抱着敬而远之的心情。人世间有些事情真的很难说明白，既然说不清楚，又何必再说。外婆于一九九七年去世，舅舅孃孃们都参加了丧礼，那时我又回到澳门，过了很久，母亲才写信告诉我。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日至十二日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