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我大概六岁的时候，父亲与母亲的关系已是糟得不能再糟，于是父亲带我到他工作的呼和浩特住了十个月。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我们在北京停留了一天一夜，白天去天安门，晚上我在旅店尿了床。成都的邻居伍哥后来一直怪父亲没让我在天安门前留个影。伍哥是老知青，红卫兵串联那阵走南闯北。我小时候爱翻他的影集，爱看他与革命战友在天安门前的合影，羡慕得不得了。
我住在父亲的医药公司宿舍，第一次见到暖气片这种东西。
我喜欢听暖气刚送来时管道里的咝咝声与嘭嘭声。我那时吃得最多的零食是一筒一筒的山楂片。我喜欢把圆形的山楂片放进装了水的小盖子，搁到暖气片上烤热，吃起来水叽叽的。父亲那阵与工人阶级一起劳动，常去临近的中药厂上夜班。有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不知怎么从床上睡到了地上。迷糊中日光灯晃眼得很，父亲回来了正把我抱起来。
呼市的冬天动不动就是零下十几度。我还嗅得到父亲带我去的小酒馆那股热烘烘臭烘烘的味道。掀起油腻的厚布门帘，尽是牛肉味羊肉味大葱味还有食客的体味。父亲喝醉了常拖着我在积雪结冰的街上乱逛。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躺在街边墙边与人家的门边。我慢慢习惯了跟在好心路人的后面，看他们深夜把父亲抬回住处。
我不习惯而且至今不明白的，是被父亲的好友王伯伯半夜三更赶出家门。王伯伯以前是解放军的空军校官，听说也曾有过风光的日子。父亲常带我去王伯伯家喝酒。我还记得王伯伯住的是平房，他有没有妻儿却不记得了。我忘不了那个寒冷的冬夜，我睡在王伯伯家的炕上，半夜里父亲叫醒我面对王伯伯勃然大怒的醉脸。我们俩被扫地出门站在漆黑的屋檐下瑟缩发抖直到天光。
我也忘不了一九八零年父亲回成都，告诉我王伯伯后来自尽了。
我至今弄不清楚父亲为什么从北京的中科院考古所去到内蒙科分院再去到风马牛不相及的医药公司。母亲那边的人说起父亲，向有成见偏见，说他大饥荒时盗卖文物，我不大相信。街坊邻居的传言是父亲受到政治冲击，我也只能参考。然而说好说歹父亲不在人世了，我在他的遗物里也翻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载，除了那首他改换词句借以自况的杜牧之《遣怀》，我现在也只记得其中两句，第一句是小杜的原句：落魄江湖载酒行。还有就是第三句：十年一觉青城梦。父亲一九八零年回成都后再也没回过内蒙。我那时念高一，一直跟祖母住。下午放学回来见到父亲在家，向我伸出手来，一边念着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我和祖母大概七八年没见到他了，心中说不出的高兴，以为家业振兴就此有望，哪青城是呼市的别称。
怕祖孙三代暂时挤在一间小屋里，只要父亲能够调动工作到成都，住房等等总可以解决。我记得他回来不久写了封信给当时的成都市市长，盼望落实知识分子待遇。有天晚上我们刚吃过饭，市长大人的秘书来我家了解情况，和他聊了一小会儿，然而就此杳无音信。
问题可能还是一个酒字。父亲因为脚疾回蓉养病，他在呼市醉倒在冰天雪地，过了很久才被人发现送进医院，动手术截断几根脚趾。江山易改，酒性难移。我儿时在内蒙经历过的情景又在成都再现。这一次我习惯了与邻居或路人将醉卧街头的父亲扶回抬回家中。那个雨夜，我和伍哥搀着他从西都街经小巷子回屋。
醉酒的人特别沉，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街边人家的黑白电视正在播放我想看的狄更斯《老古玩店》，我脑子里尽是《大卫·科波菲尔》小说中的人物，觉得自己就是狄更斯笔下那个小主人公。
父亲调回成都的希望，去大学教书，到武侯祠博物馆做研究等等，一个个都是泡影。祖孙三代仍然挤在同一屋顶下，种种窘迫，真是不愿多说。父亲买醉后恒常夜归复出，从入夜到凌晨，要折腾好几次。我们与邻居杂处的小四合院，入夜后要关院门。左邻右舍渐不耐烦，都不理睬醉汉的敲门声了。我那时也少年使气，不想应答。于是无论酷暑严冬，为父亲开门的，就只有古稀之年的祖母了。有时他饭也不吃就出去，一醉四五天，祖母夜夜担惊之余，不忘留点菜饭在锅里。他醉了有时要念叨“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唐诗，我想他糊涂归糊涂，心里还是明白的。
只是心里明白有什么用。酒入愁肠直到膏肓，已经无药可救。父亲每个月总要大醉两三次，唯可庆幸的是，内蒙寄来的当月工资他交给祖母，自己只留极少零用。有好几年，我们祖孙三人就靠这点薪水过日子。祖母晓得父亲离不开酒，于是家中也常备有酒，但多半藏在床底柜角等处。他醉了，或祖母出去买东西，这些地方就不再保险。以前我家的远近亲戚常有往来，目睹他借酒使性几次，慢慢也少上门了。左邻右舍虽然厌烦，但祖母人缘好，大家多能哑忍。有个夏夜，我因为他太过喧闹无法入睡，起身与他理论，隔壁陈伯伯连拖带拉，让我到他家里将就一晚。不过睡不着总不能老上别人家，我偶尔也溜到街上瞎走一气，走累了再回家睡觉。
八十年代末，他酒后又遇车祸，仍是脚部受创，入院手术。
肇事方承担了所有费用，而我当时巴不得他被撞死，一了百了。
他随后用赔偿的钱买了一部手摇轮椅，但轮椅也不能阻挡他啸吟闹市，醉卧街头。最后轮椅不知所终，他一瘸一拐的醉姿，却成了方圆数里内妇孺皆知的一道“景观”。
一九九二年八月底，心力交瘁的祖母在家中病逝，享年八十有二。祖母育有二子，父亲为幼，而弥留之际唯有我随侍病榻之前。我自小跟祖母生活，她暮年常念我是父母双全的孤儿，我也视她为今生今世情逾父母的至亲。由我来为祖母送终，倒是分内之事。祖母大约是凌晨一时去世的，父亲倒卧在厨房里他的床上醉得不省人事（他后来图清静搬到厨房住）。接下来几天倒是清醒了，祖母火化前夜，却又醉得一塌糊涂。早晨，伯父坐他单位的车来催我出发，神态恍惚的父亲裁了一张小白纸，用钢笔写了“钦祺为婶婶送行”几个字交给我（父亲自小称呼他的母亲为婶婶）。在火葬场的告别室，我把这张纸条递给职员，请他帮忙放在祖母的遗体上一同火化。
一九九三年二月我南下前，有意为父亲觅得一设施良好的养老院入住。他开初也首肯了，最终还是变卦。其后我在澳门营营役役，除了寄点钱物，只有拜托成都的好友常去老宅探望，有时也陪他喝点酒。酒喝到这地步，叫他不喝肯定不行的，只有写信劝他少喝。后来终于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是醉后烟头引燃蚊帐，烧焦了家中一堵墙。邻居们吓坏了，谎称周伯伯病危发电报给内蒙。医药公司派人来与大家商量，一起送他到靠近洛带的养老院。一九九六年我回了趟成都，坐朋友的车去看他。住的条件不好，三四位老人同处一室。他说跟同院的老人谈不到一块儿，叫我多带点书报杂志给他，还说不想老死在那里。临离开时我特意问了养老院的江科长，他说父亲仍是常醉酒，就在附近的乡场瞎闹。一九九八年下半年我又回成都。上池街的老房子荒废得不成样了。我与Mel借住在母亲家，她则搬到已故外婆的房子里住。我到家那天，母亲与父亲都在。原来母亲偶尔会接父亲到她那里住上一阵子。他们离婚二十来年，老了依然性情不合，但毕竟夫妻一场，有个照应比什么都好。只是父亲见了我不再吟诗了，手拿烟头的笑容有些呆滞，行动也木然，说话更是不大连贯。一年前他写信给我，说对不起奶奶与我，思维还很清晰；我有次打电话到养老院，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我以为线路不畅，没有想到原来这样。
母亲没多久又送他回养老院。那天早晨，我正好遇到他俩在巴士站等车。母亲见了我依然絮叨父亲这些年的不是，他见到我只是笑吟吟摇摇头。又过了些日子，养老院打电话说父亲病重，要送他到城里的医院检查。我赶到医院已是昏迷状态。检查的结果不乐观，只能送回去保守治疗。一拖快到年尾，接到病危的电话，我与Mel去到那里，他睡在床上裹得厚厚的全无知觉。天快黑了，屋子里的灯也暗得很。养老院的江科长劝我隔天再来。我在回去的途中接到科长的电话，说你的父亲已于某时某分去世了。
那天天冷，正是冬至。
二零零四年九月廿四日至廿六日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