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早就不在区属工厂了，调到一家国营客车厂做工程师兼副厂长。桥桥读大学时，我们通过几次信，他寄来他的黑白照片，穿着没系领口的军便服，站在四川美院画室，靠着一尊巨型的大卫石膏头像。桥桥当老师后，我们见过几面。他们家搬到北郊的客车厂宿舍。他的外婆还在，当然不再敞开布褂露出干瘪乳房。不知为什么，我和桥桥没有继续往来，彼此下落不明。学贵一直在街道工厂做工。我上中学和中学毕业后，跟他还有来往。我们都爱看当时流行的地摊杂志，常常互通有无。他似乎没找到老婆，我也时常见他出去买酒，他喜欢喝点儿小酒。我在省级国宾馆当服务员时，有天骑车路过市内的包家巷，看他站在另一家街道工厂门口（从前那家工厂垮了，他转到这里）。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学贵，因为他住的大杂院比我们的院子先拆。上池北街还在，全是电梯公寓。
道升到柳荫街中学，我的新同学几乎都是这一带的街道居民子女。新的等级很快产生。文体委员李建是个女生，住在城边街一幢红砖宿舍，但她不像小处女，更像小“操妹”，跟同住一幢红砖宿舍的班长张俊峰眉来眼去，他爹是铁路局的南下干部。
但是柳荫街的差别毕竟不大。我马上有了机会。学校鼓乐队“换血”，我分到一把铜号。吹了一阵，老师发现我没音乐细胞，铜号很快收了回去。我的体育也不好，也没可能进业余体校。矮子里面充高子，我的功课却在班上名列前茅。
矮子里面还有一个高子。生平第一次，我有了竞争对手。
陈林很矮，坐在第一排。身为学习委员，他的成绩却不矮，总是班上第一，总是三好学生。每个班的三好名额有限，我们班每次都是陈林，我只得过一张优秀奖状，当过一阵语文科代表。姚老师是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她喜欢我和陈林，叫大家向我们学习。我和陈林彼此不服气，我的文科比他好，他的理科比我强，但也慢慢有了来往。他带我去他家，他的父母是桥梁工作队的技术员和职工，知书达礼，跟街道居民明显不一样。学校开家长会，姚老师夸完这一个陈林，接着又夸另一个成林，好像在说，有了这两个陈林（成林），柳荫街中学其实没那么烂。我也喜欢三十出头总是笑嘻嘻的姚老师，她讲课一般，但爱打扮，烫了卷卷头，夏天还穿一件的确良衬衫，半透明带绣花，隐隐约约见到暗色胸罩。姚老师后来去教师学院进修几个月，回来不当班主任了，也不再教语文，而是教了我们一学期的英语。班主任换成矮胖的张老师，一副厚眼镜，一头妇女主任式的短发，说话严厉，不喜欢笑，有些神经质。我有点儿怕她。
我上初中不久，红小兵变回少先队，红卫兵改回共青团。如果姚老师一直当班主任，我可能很快入团，很有希望成为一名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升到初二，我的风光却渐渐没了。陈林走了，父母把他转到一所重点中学，好苗子不能烂在柳荫街。
功课愈来愈难，尤其数理化和英语。我慢慢听不明白老师讲些什么。回到家，除了邻居伍大郎偶尔过问，没人可以督促我的功课。母亲不时想来辅导我，但我怕她，她比班主任张老师还要神经质。我开始接近班长张俊峰和文体委员李建，跟着他们去看露天电影，晚上跑去南河边，看拎着录音机穿着喇叭裤的时髦男女跳交谊舞。我一直喜欢李建，喜欢她的脸蛋和小“操妹”打扮（白衬衫或花衬衫的领子翻在女式军便服外）。跟那些目不斜视的小处女不一样，李建会盯着你看，用穿了搭扣布鞋的脚勾你的脚。你要是惹她不高兴，她会用手捏你，把你捏得又痛又开心。
她捏过很多男生。
成英不会捏我。她跟我同桌，两根短辫，很白净，很秀气，很文静。她住西都街一个大杂院。我们算不上要好，只是上课爱讲悄悄话；我的心思都在可望不可即的李建那里。那段时间，亲华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来成都演出，四川剧场门外贴着大幅的《天鹅湖》手绘海报：王子穿着紧身衣裤，裆下鼓了一大团，双手托着袒肩露臂的白天鹅，她的一条大腿绷得老高，胯间一条白布。全城轰动，但你根本买不到票。成英竟然有票，她去看了《天鹅湖》。第二天上课，她悄悄跟我讲起，红着脸，因为男女演员穿得太少。她还借杂志给我，不知哪里弄来的《舞蹈》杂志，封面也是裆下鼓起大腿绷开的古典芭蕾。
陈林走后，我的成绩一路下滑，班上再没值得老师骄傲的学生。多数女生拉帮结伙，跟男生打情骂俏（有几个女生常把糖鸡屎捏得怪叫）。男生放了学到处晃荡。我们的班长当了“司令”，把我封成“副司令”，还给我配了一个装傻卖乖的“警卫员”，他的父母都是农民（柳荫街附近，那时还有农田农家）。读书（读课外书），可能是我跟班上大多数同学唯一的区别。“司令”不怎么读书，我的“警卫员”每次考试倒数第一。我什么都读，似懂非懂，从《红与黑》到《秋海棠》，从契诃夫到《色情间谍》，从“知青文学”到“伤痕文学”……我的体育不好，但是我在柳荫街遇到最后一个喜欢我的老师。教体育的李老师二十来岁，很漂亮，运动衫下面挺着一对饱满的乳房，住在红砖教学楼底层的单身宿舍。有一次，她叫我到她房间，我坐在李老师挂了蚊帐的小床上，看她用脸盆洗衣服然后晾衣服，翻她床头的杂志画报。我至今不明白李老师为什么喜欢我（也许我很乖，也许我爱读课外书）。她把最新一期《大众电影》借给我，封底是《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王子和灰姑娘搂在一起亲嘴。李老师的思想也很复杂。
“大年三十夜，小妹去看戏，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人。
那个当兵的，不是个好东西，拉拉扯扯就进了高粱地。他掏出了黑东西……”初二下学期过了一半，我们的“东西”也在慢慢变黑。晚上，几个男生跑去河边，经过躲在树影下“耍朋友”的男女身旁，胆大的往往高声唱着这首北方小调，懵懂又得意。女生比男生还要早熟，你能感到李建和成英的小胸脯跟我们明显不一样。《色情间谍》是当年一本“内部发行”读物，作者大概是个欧美人，讲述苏联克格勃如何训练以美色窃取西方情报的男女间谍。女间谍称为“燕子”。
书中对燕子有很多绘声绘色的描写。毫无疑问，这也是吸引中国读者的最大噱头。
成英还是跟我同桌，我的成绩愈来愈差，我们的悄悄话愈来愈多。其他女生继续把男生捏得怪叫，捏手臂、捏大腿、捏脸、捏耳朵，捏人的和被捏的似乎都有快感。初夏一个黄昏，我放学刚回家，祖母在白铁生产组还没下班，成英突然站在我家门口。
她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家住柳荫街的女生陪着她。成英红着脸，一言不发，把一张电影票扔进我家木门槛，扭头跑出院子。
我捡起这张邮电管理局礼堂的电影票，心里一阵乱跳。
我没敢去看电影，班上却有了风言风语，终于传到班主任张老师那里。她把我和成英叫到办公室，当着其他老师审问。张老师的厚眼镜后面闪着凶光，短脖子上几圈肉褶，随着她的尖厉呵斥起伏。成英一脸通红，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我也老实坦白，承认收到电影票，承认跟成英在课堂上交头接耳。我们各挨五十大板。早恋，这跟思想复杂一个性质，同样需要严肃处理。双方家长都被叫到学校。但是这次，没有红小兵资格可以暂停，我俩吃了一个记过处分。张老师把我们押回教室，把成英调到另一个座位，跟我隔得老远。
我们的臭名很快传开。借我《大众电影》的李老师不再理我，从前的班主任姚老师当我不存在。最让我伤心的是，我的“警卫员”也不再装傻卖乖。有天放了学，在其他男生怂恿下，他对我拳打脚踢，控诉“副司令”从前怎么使唤他（“副司令”对他也确实不好，活该遭报应）。农民翻身，他扬眉吐气了。
四
从祖母家到君平街学校，走路不过二十分钟。读完初二，柳荫街中学要撤销，现有学生分散到其他学校。柳荫街究竟有哪些同学跟我一起转到君平街，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但是成英、李建、糖鸡屎、我的“警卫员”和我们的班长，再也不跟我同校同班。
君平街学校是个“戴帽子”学校（小学加初中），不像柳荫街还有高中部，也没红砖教学楼，就跟上池正街小学一样，都是低矮瓦房。初三的学生，不论原有的还是转来的，大家都很清楚，两个学期下来，升学也好，毕业也好，人人都得离开。这里就像前途难卜人心惶惶的中转站，从老师到学生，似乎没人有长期打算。我也不记得跟谁真正要好。但是，在柳荫街吃了一个大亏，换一个环境，我起码松了一口气。
我在君平街再没遇到像姚老师那样夸奖我的老师。虽然班上的男生女生不像初二那般鬼混，我的成绩也没继续下滑，但是起色不大。只有语文像个样子，这门功课，我从来不需要花太大力气。班主任叶老师教语文，也是一个身材矮胖说话严厉的中年女人，但没柳荫街的张老师神经质。大概因为我的语文不差，每次开家长会或家访，叶老师都让祖母督促我：很快要升高中，这个娃娃不能再荒废了。祖母文化不高，不可能盯着我的功课。但我似乎突然有了危机感。父亲从呼和浩特来信，总是要我好好念柳荫街中学很快变成大门紧闭的工读学校或少管所，学生都是年龄还小不够“劳改”或判刑的少年犯。过了好几年，我忘了听谁说起，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先是疯了，后来上吊自杀；她的精神好像早就有问题。我不知道张老师疯掉那阵是否还在柳荫街任教，我只听说她死得窝囊，蓬头垢面，满屋屎尿。这个传闻，我现在当然无从证实。柳荫街早就没了，当年的学校一带，现是气派的政协办公楼和公寓楼。
书，将来上大学，出国留学。我想升到高中，我不愿意像学贵那样，小学毕业就去街道生产组做工。我的父亲念过北大，每次填表，父亲的成分我都填上“干部”，我要给他争气，也要给祖母争气。
教英语的黎老师也把君平街学校当成中转站。他住南大街，距我家很近。在这之前，我不认识他，但我早就知道他。他家临街，就在国营曙光照相馆隔壁。黎老师那时刚结婚，跟父母同住。每次路过他的门前，我都很好奇：室内清雅，书柜摆满书，墙上挂着字画。有时，你还看到一副厚眼镜的黎老师晃着脑袋在拉手风琴。除了在读电大的邻居伍大郎跟黎老师很相似，这一带很少见到这样的读书人。我没想到黎老师原来就在君平街学校，更没想到他成了我的英语老师。
但是黎老师不认识我。他很高傲，可能觉得这帮学生不可教也，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每次上课，他都讲得很快，剩下的时间就让我们自习或做作业，好让他捧着一本厚厚的英文语法书，在教室来回走着看着，沉浸在另一个世界，让我羡慕的世界。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我上初三前，“敬爱的郭老”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成了我们学习和模仿的范例。我那时的作文都是这个调子。初三下学期，我真的很用功。数学家陈景润和少年大学生宁铂是全国青少年的榜样。
我做不了陈景润那样的“天才”和宁铂那样的“神童”，但我起码跌跌撞撞让自己的成绩升到班上中游。我甚至找祖母要钱，订了一份少年科普杂志《我们爱科学》。
期终的升学考试没我想象的难，但是考完试，我依然心中无数。祖母去开了家长会，我在会场外等她。她笑吟吟向我走来：我升高中了。我不会像学贵那样去街道生产组做工。几乎跟我们同时，教英语的黎老师也跳出“戴帽子”的君平街学校：他考上了四川师范学院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
二零一四年四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