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行状”，如果非要寻一些出来做谈资，他混深圳的经历或值得一提。据他说，他是“厌倦了原来的单位人浮于事的国企通病，才下海的”。有知情人说他是和科长闹矛盾，他看不惯科长在基建上做手脚，后来闹到打起来，居然把人打的住了院，后来混不下去了，不得不走掉了”。这个说法倒符合阿Q“口讷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的性格，比较可信。
以下是根据阿Q提供的资料整理出来的故事，力求忠实于原著——阿Q的叙述。但“忠于阿Q的原著”，并不代表就是“忠于了事实”，事实到底是怎样，我不是阿Q，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就是事实，我只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看到什么就记录什么。即使他自诩是“神仙下凡”，“赵子龙再世”，“手撕鬼子三本太郎一个连”，“伊拉克反恐杀敌无数，救过合众国的记者，得过荣誉勋章”之类我也一并记录，因为这是“他说的”事实，非我瞎编乱造。但信不信却在你。如果你不信却怪我“吹牛”“误导了谁”，这一定是你“逻辑混乱”了，去补补逻辑学罢。而且，这当然也包括他的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在内。如果阿Q是水浒里的宋江，他写了反诗，皇帝却把作者施耐庵捉去大刑伺候，这肯定是一个昏庸的皇帝，要被骂的“狗血喷头”的。所以阿Q说的再不堪、再露骨，哪怕他说要推翻美利坚合众国，也只能由他文责自负，与我无关，因为我只是一个记录者而已。好比你不能因为某个摄像机录到了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你不爽，就把摄像机砸了，因为它是没感情的，你贿赂、利诱它只“歌功颂德”那只能说明你昏聩胡涂，怨不得别人。所以真要反映现实，最客观的是机器而不是人，并且这机器还是没有被人操控的。如果这摄像机是被人扛在了肩上，就容易被利诱，就容易带上操控者的主观，加上事后的编辑，就更无法客观现实了，而完全取决于了这机器的操控者了。所以聪明的作家，跳出“三界之外”，或写写灵异鬼怪或戏说历史，可以避免“实不实”的“是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后传——
话说阿Q在单位得罪了上司，和同事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往常签个字就有的红包没有了；以前迟到早退说说也就过去了，现在成了大罪状，工资、奖金、分房大受影响。以前看上阿Q的女同事也有几个，时不时让阿Q很陶醉；现在纷纷倒戈，媚眼换成了白眼。这是阿Q最不能容忍的。嗟乎，虎落平阳被犬欺!阿Q决计“适彼乐土”。恰好深圳来了个老板公干，与阿Q有相见恨晚之意，双方就谈妥去深圳共图大计的意向。于是，有一天，阿Q给一个领导打了个电话就失踪了。
阿Q的第一单，是最时髦最来钱的“倒卖彩电”的生意。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关系，赵子龙赵将军的荫庇？阿Q说过，他是赵子龙的后裔；抑或是鲁迅老爷子名头？有待考证，总之，阿Q说：他“搞到了五百台彩电的指标”。但五百这个数字肯定是被阿Q夸大了。因为当时贵为某个大首长的公子，也不过只搞到了一千台，就闹得沸沸扬扬、民怨四起，一时“洛阳纸贵”。“专家”估计阿Q充其量也就五十到一百台之间。
阿Q搞到了彩电指标，深圳的老板出钱，轻轻松松捞到了第一桶金。于是置换行头，西装革履，一身名牌，飞去了深圳。
不知怎么阿Q总喜欢谈他第一次坐飞机的感受，很有些“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嫌疑：“我们坐的苏联的图1-54，这是当时国内最流行的一种机型，据说此类飞机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商人牟其中，用了几列火车皮国产日用品以易货贸易的方式换来的——此人后来犯事儿被抓了，到现在还没出狱。然而我很佩服他，此一时彼一时也。”
“我的位置刚好靠着舷窗，飞机翅膀就在我脚底下，我看着它在云间颤颤悠悠的，好像随时都要断了似得，紧张的话都不敢说了。我惊异那么沉，那么大的一个铁疙瘩，怎么能飞的像鸟一样自在，我真服了莱特兄弟。”
阿Q在深圳又遇到了贵人;高干子弟郝总，将阿Q招入麾下。
“为报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阿Q心中念念有词。这是后话。
非常灵异的是，阿Q说这番话后不过几天，就有一架飞机坠毁了，几百条生命遇难！
有人大骂阿Q“乌鸦嘴”！阿Q辩解道：“非也！不辨忠奸也！我那样说，只是想提请大家注意，因为赵将军托梦给我：马年冲太岁，诸事反覆不顺，做事需小心谨慎，我人微言轻，王不听，故此。”阿Q一急，头脑有些混乱，不过语无伦次之乎者也一通，倒也吓住了不少诘难者。也因为此时未庄论坛的风气，已不再崇尚“实话实说的现实主义”，颇有些魏晋玄幻虚无之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