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作为国家富强的象征，一直贯穿于清末民初的历史，这个主题预示着那个时代对新制度的看法。袁之言行表明他一直恪守帝国政治的旨趣，以至于洪宪帝制往往被理解为向传统帝制的回归，一次现代化的回潮，甚至戏剧化为袁抗拒死亡的仪式。不过帝制的迂回曲折中却可以辨识出独特的思想脉络，这种思想与其说是“保守”，不如用“离题”来形容。在卡尔维诺的文学史中，“离题”是一种用来延缓结局的策略，一种使作品中的时间繁复化的方式，一种躲避或逃离死亡的方法，这种叙事方法因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而受到关注与效仿。交错迂回的离题甚至有让历史与时间迷路的可能，这样作者或许可以躲在不断变幻的隐藏处，那里充满着众生、人群和故事：如果说直线是两个命定的且不可避免的点之间的最短距离，那么，离开主题的枝节则可以延长这个距离；而如果这些枝节变得如此复杂、如此交错和迂回，而且迅速得足以掩蔽其本身的踪影，谁知道呢？——也许死亡就找不到我们，也许时间就会迷路，也许我们就可以一直隐藏在不断变化的隐匿之地。[11]
欧洲历史上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位作家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关于命运的剧作，拿破仑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厉声喝道：政治就是人的命运。的确，政治事务中无法永做胜者，在德性上赢得的，又随时输掉在权力游戏中。最后，是某些死亡事件的出现令历史峰回路转。袁世凯生前有资格自信地依赖自己的才能：在重压下保持风度、警觉与明辨是非。不过，有两个问题似乎从未被他认真思考：其一，是什么力量促使人们加入到重建帝制的计划中来？其二，在他周围是否有一股智慧的潜流、一种德性的声音？
如果有，如何权衡？
袁世凯似乎厌恶那种以民主、进步的幻象来阿谀人的方式。事实上，他被创建帝国的狂热耗尽了心神。梁启超等知识界醉心于重建中国的心魂，袁则醉心于成为这个心魂的大脑，并把中国置于复古复辟的悬崖之上。袁试图把中国的政治策略与他对宪法的微弱欲望隔绝开来，只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思想动力而未获广泛支持。洪宪帝制在众谤声中结束，没有一部伟大的历史或文学作品来描绘它。袁在某种复兴的气氛中迎来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在留下伤心而支离破碎的遗言后离世，至今我们仍不明白他生命中最后几句话意味着什么。
帝制的多重面向甚至类似文学作品的典型风格：意不尽宣与暗藏讽刺。如果洪宪帝制是一部小说，那么这部小说并不是讲述我们如何获得现代经验的故事，而是讲述我们在迈向现代的途中正在逐步丧失掉的东西。
最令人惊叹的事情是，袁世凯的个性在革命中全然驾驭了一切。也许，袁在就任总统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全新处境：他终于可以放任对于君主（帝国）压抑已久的热情了。在洪宪帝制的戏剧中，我们决不会遇到例外的事物，所有发生的事都曾经发生过。袁世凯的所有努力都有古典可寻，寻来寻去的都是毫无新意却又意犹未尽。他是打了一个更大的窝，筑起一个更大的巢，等待自己来充当新王。可叹袁氏父子，一个是混迹朝廷的老练臣子，一个是不忘帝王梦的早熟青年，守着各自的心思，坐在政事堂中说诳。
古人的梦，由今人来解。政事堂里的迷梦亦是要由我们来醒。
革命的前一日还口口声声尊王，革命的后一日便是连腮帮上都挂满了主义。1911年的革命挖了一道深沟，将中国隔而为二，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人却没有变。以北京城为例，除了热闹之外，那里亦是个具有人性的神秘魔窟。它是某种历史连续性的明证，也是个非凡的例外。袁世凯在城中迷失，军阀亦在城中迷失。最初是渐迷，到了洪宪帝制即成了顿迷。
有限朝廷，告别易；无限江山，再造难。为帝国服务的经验和随之而来的权谋是袁世凯的双翼，令他每有飞跃之姿，只可惜他亦因此而失去了落脚之地。他是只有一分光，硬撑着非要发两分热，他只是一支蜡烛，却是两头都拿来点。
说到军阀，先是曾国藩开了一扇门，袁世凯又开了一扇门。此后，门里涌出杀伐之气。他们是生的龙，活的虎，事事用计谋，处处不买账，到底不成款式。但曾、袁二人可以不负这个责任，那是时代的问题。
袁世凯试图从帝制恢复中一箭双雕，即在扬弃了君臣关系的政治框架中，仍然奉行“忠于一人”的古老法则。袁也终结了我们承袭传统的一种方式、一种风格，再没有像他那样的强人如此恋恋不舍地依凭一个已死的文化。他曾努力把一些流行的新观念镶嵌到中国这条巨龙身上。那是袁世凯最好的时机，迟一点这条巨龙就有可能变成受束缚的怪兽。他想抢在它被列强织就的巨网俘虏之前，仍奋力一搏，从而争取一些减量的尊严。
中国一直是政治即教化万民之责，把提高人的品格当作一件公共的大事。
在袁世凯和他的许多同代人看来，共和也好，帝制也罢，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不论采用何种政体的类型，都不过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盛装着国人的灵魂，他们要照管这些灵魂，教化这些灵魂，必要时也要弹压这些灵魂。
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就形成了“祭政一体”的政治模式。君主通过战争、献祭、狩猎等仪式化的暴力获得权势与尊重。古老的帝国始终遵循着这种统治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洪宪帝制所具有的宗教性质并不亚于它的政治性质。
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度，不管人们的思想是守旧还是维新，归根到底是以几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为基础的。问题是，在那个思想与个人关系都极其复杂的民国世界里，怎样确立起对这些概念的共识。
把美德作为一种制度来表现，这是我们的历史与习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类似的观念得到士绅阶层的普遍认同。袁撤销帝制后向国人传达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绪，这痛楚也许今天的读者已无法领会，甚至把它描绘成骗人的表演。洪宪帝制的确类似一部将美德制度化来表现的戏剧。不过，复辟派的主力恰恰不是那些遗老遗少，他们也并不追求复古仪式的审美效果，其主要用意在于“教化”。袁世凯试图重建传统的权力模式，他十分清楚这种一元化权力模式的根底一定是道德的一元化。袁世凯和他的幕僚喜欢君主政体的原因也来自对中国的独特理解，比如梁士诒在1915年说：中国官方的和商业的传统和习惯都强调个人的关系。
就制度和一般法律原理来说，抽象的思想形式为我国人民所不理解。在皇帝的统治下，权力将会更加稳固，因此有可能彻底进行基本财政改革，如地产税改革等。要抵制官员中贪污腐化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对个人忠心和负责这样的一个因素。中国人无法想象对一种纯粹抽象概念的个人职责。[12]
清末以来的种种变革，领导者与受惠者主要限于社会上的士绅阶层。辛亥革命的成功，亦主要由他们推动。民国建立后，权力的品质与社会结构并没有深刻的改变，反而加深了士绅阶层与下层民众间的隔阂。在杨格（Ernest P.Young）看来，士绅这个传统概念至少在民国史研究领域仍有其重要性。士绅的政治理想是以省为基础来进行建设，再进一步经由省的联结而达成国家之统一，这种理想产生的背景是清末的地方主义。就省的地位而言，辛亥革命的成功，实得力于各省的独立响应。相应地，在民国初期，无论军人还是士绅，都执着于“本省人治本省人之事”的原则。[13]袁世凯不能有效利用绅权，这既是他重回帝制的背景，也是导致他失败的主要原因。
帝制运动的最大弱点是对人民信念的误判。陈独秀在1917年时就表示有限度地认同袁世凯的判断，即大多数人信奉君主制而对共和体制缺乏信念。袁的失误在于没有意识到信奉不等于支持，没有取得与民众的政治联系，同时也想当然地认为军人与士绅阶层都会对他采取合作态度，这是袁世凯失败的主要原因。[14]莫里循对称帝一事也有类似的判断，他认为革命即使当年不发生，也不会再拖十年，不论施行共和或者帝制。他的一位在四川传教的朋友缪尔更是一语道破当时的政治暗流：
要说当皇帝，除了袁世凯，别人谁配？……我看过大量有关目前运动的文章，可没有发现一篇我认为是真正谈到帝制失败原因的文章。归根到底也完全不是共和对帝制的问题。……我遇见的那些人，认为轻率而不合时宜的复辟帝制运动，以及矫令推行号称“全体民意”的代表，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当前革命的真正动机，似乎由于袁世凯手下几个失宠的旧友，心怀嫉妒所造成。这个看法只是部分正确，但正是这一说法本身指出了真相。[15]
真相总是单薄的，并且有挟持读者之嫌。引述这些细节不是要给出洪宪帝制的标准答案，而是借助洪宪帝制的经验给予我们一种自我理解的可能性。这是什么样的经验呢？其实，在袁世凯的经验中发现的，并且在称帝事件中呈现给世人的真实是：“后帝制”时代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帝国的规则。这就是我要讲述的洪宪帝制的故事，它们无法用现存的概念解释，也无法解释现存的概念。它们之所以发生本身即对中国的一种解释，而这已经足够了。
百年来，对袁世凯的评价要么从革命道德的角度，强调弱者正义，并视袁为贼子野心之辈；要么受政治偏见影响，视袁为独裁军阀。本文并非袁世凯的思想传记，亦无意关注所谓枭雄的野史趣谈。如果是前一目的的话，最好去看陈志让先生的文字，而如果是后者的话，恐怕还有另外的胜任者。“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在某个时代看似否定之物，在一切时代之中自有其飞扬与肯定。史家笔下，只有好汉熊汉，没有混蛋与罪犯。与其矫枉过正，倒不如天道无亲。
历史书写看似殉人殉物，其实是妙在有一代人的笑语。化悬案为常识，且能止于所当止，高明的史家每每令人意犹未尽，浮想联翩。他是一位诗人，一位雕刻家，一位小说家，唯独不能像观光客，溺情溺物，见到什么都大惊小怪。
世人常说乱世源于帝王内心的邪恶，其实世间哪得百炼成钢之心？心毋宁似玉，也要碎，也要养。绝境中的袁世凯如赌徒般尽失风度，自毁长城，这正应了胡兰成亡命日本时写下的诗句：“百年岂云短，急弦不可弹。”百年来的忧患刀兵，或许要待百年时间的残胜去杀，方得解脱。革命也好，立宪也好，都是时代的大誓愿，最终必是要成于文艺复兴的壮阔饱满。
